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记载着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在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导下起草的，是胡乔木执笔的。这个《决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了巨大的“宪法”作用。
毛主席和胡乔木开玩笑，说：“你手中这支笔厉害啊，是董狐、司马迁的手笔，是在给我们党的历史当法官呀！”一些中央领导见了胡乔木就和他开玩笑，叫他“历史法官”。建国后的第二年，胡乔木又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专著，更是声名大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见马克思;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武装压阵发动“宫廷政变”。随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邓小平一脚踢开“英明领袖”华国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外第一霸”——言，是圣旨，行，是霸王。
邓小平的霸气说一不二!邓小平不管说了什么，都是“理论、真理”。不得争论!不得辩护!“与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就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不争论!
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主体?不争论!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为人民币服务!不争论!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是制造两极分化!不争论!
摸着石头过河，是没有战略眼光!不争论!
综上所述，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针对党内外混乱的思想，为了稳定，邓小平想到了孙悟空的紧箍咒，需要起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党内外认识。以《决议》划一条线为界限。
邓小平说：“党员、体制内的人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得辩护，否则，不换思想就换人”。为此，邓小平亲自挂帅，由他来讲“党史”，定调子。
胡耀邦说：“我怕最大的困难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华主席是主张三七开的，中央政治局内也有人主张四六开，或者是对半开。”
邓小平额上那两道浅眉往后一扬，将手中的烟头一拧，对胡乔木说：“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那就是你们秀才们的事了。你们可以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邓小平的结论是：“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他到了晚年，确实思想不那么一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对毛泽东的错误，—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
很可惜，胡乔木不是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理解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真谛。所以，在马列毛主义与特色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胡乔木丢弃了“历史法官”的光荣称号，投入了死不悔改的邓小平怀抱，成为一名特色修正主义的鼓吹者。
胡乔木对邓小平定的调子心领神会。他认为，“文革”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成为一个革命。但也不是反革命。也不能称为动乱。因为“动乱没有政治含义”。他也不赞成政变说。经过反复分析和推敲，最终，他把文革的性质定为“内乱”。被称为“党内一文笔” 的胡乔木，写文章非常快，很快就写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起草工作，从1979 年11月开始，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
笔者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叛逆了《共产党宣言》的精髓——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为其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三十多年的私有化“改革”，殖民化“开放”，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有过之而无不及!限于篇幅，别的不说了，专说二、三、四代“共产党”总书记、常委们，他们的家族经商状况可见一斑，都成了百万、千万、亿万富豪。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秉承邓小平的意旨，也起到了特色社会“宪法”的作用。凡是跟着毛主席参加“文革”的，包括“四人帮”，直到5亿多参加“文革”的革命群众，都受到了逮捕、枪杀、判刑和牵连。
据目前部分省市地区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处理所谓“三种人”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4000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和被枪决。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浙江就有400多万人遭受迫害。加上“6.4”天安门、长安街的血腥屠杀，引起了全国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威、军威，国威一落千丈!!!
浙江省委铁瑛书记，紧跟“宫廷政变”之后的揭、批、查运动部署：
在省委书记铁瑛的主持下，说：浙江省是“四人帮”的“重灾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及其保皇势力，高呼着：“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的口号，杀气腾腾地扑向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铁瑛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以清查“四人帮”在浙江的帮派骨干为名行收集、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之实。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反攻倒算的黑浪，其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周建人副委员长。
1976年11月21日，第一个被隔离审查的是杭州大学红卫兵小将李显通同志，关押在灵隐寺后面的朱庄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看守着。那年的天气特别的冷，西湖水结冰可以骑自行车了。有一天，原省军区杭州警备区副政委，“文革”前因生活糜烂受军内免职处分的高文泉突然来到朱庄，逼迫李显通交代三个问题：(1)、周恩来与周建人是什么关系;(2)、周恩来、周建人与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3)、周恩来在“文革”中接见你几次，进行过什么谈话?从此，在浙江掀起了一股反对周恩来总理的暗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黑浪!高文泉也因整人有功，被任命为浙江省高法院院长。
当年，高文泉逼迫李显通同志交代的三个问题，李显通遵守周总理的约定：“希能记在心里，请不要轻易公开。”周总理在“文革”期间，浙江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杭丝联事件，萧山、诸暨问题，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两个改组，省革委会的建立以及张永生同志的入党问题等等，都是在周总理亲自主持或直接过问下处理决定的。
因为铁瑛的黑手还钩不到副委员长，只好将周建老的秘书冯仰澄同志从北京骗到杭州，秘密关押在米市巷看守所，并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冯仰澄。以莫须有的罪名，硬说周建人副委员长是浙江通向“四人帮”的渠道。
批斗大会上的发言，请查阅：中共浙江委宣传部《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孔夫子旧书网售80元，浙江的温州、丽水、富阳的旧书网售15～20元)。整个期刊登了：省委办公室、《浙江日报》、省广播局、省委宣传部、杭州大学等大批判组，批斗冯仰澄同志的批判发言。冯仰澄的老伴是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里卖酱菜。为什么对“政治犯”如此暴虐?还要“株连九族”?宣传部《宣传通讯》的编者按作了注解：“以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推翻三座大山那样的气势；以当年搞土改，控诉黄世仁、南霸天那样的阶级仇恨；以当年大庆会战那种彻底批判修正主义的革命精神，投入这场斗争。……深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肃清流毒，分清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家动手来做清扫工作，从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把“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打扫干净，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冯仰澄同志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度过了两年十个月，判刑七年。
铁瑛以一派清查另一派的非法做法，搞“以人划线”、“以派划线”。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法西斯式的残酷镇压，遍地都是私设的牢笼、牢狱，私设的公堂;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让他们充当清查的专案人员，他们有恃无恐，无视党纪国法，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从省到地市县、各单位直至农村生产队，凡结合进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干部代表和军队代表全部都受到审查和批斗;致使逼、供、信，打人，打人致死的事件连连发生;有的被枪决，有的被活活整死，有的被判死缓，有的被判无期徒刑，而大部分则被判处了三到二十年的徒刑;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在揭、批、查运动中被整得致伤、致残，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全省遭此劫难人数，达400多万人以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反修防修，永保红色江山不变色，红卫兵、造反派应运而生，他(她)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播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这就是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初衷。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名离休干部
20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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