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当央视和各卫视的春晚越发追求明星云集和奢华场景的时候，乡村民众自己组织的春晚却日渐没落，这不仅是乡村经济凋敝的标志，还显示着乡村作为文化共同体地位的消逝。缺经费、缺乏组织者、缺乏民众的积极参与让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变得虚空，年轻人觉得乡村并不值得回去，老年人面对留不下的文化传统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一、乡村春晚前的葬礼

西北的冬天干燥寒冷，凛冽的风刮过暗沉灰黄的土地，老杨家的土院子里，从来都没有这么热闹过。男人们扎成一堆，抽着廉价的香烟搓着麻将，旁边的蜂窝煤炉青烟微升，女人们围在土灶台旁边忙活。

老杨不是什么村干部，也没有几个钱，村上人给老杨的评价就是，爱好文艺。因此老杨也算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作为文艺骨干，老杨每年都要牵头组织村上大大小小的文艺活动，从1978年文革后村里的第一场大戏到现在的春晚，整整30多个年头，老杨总是披着一件黑色大衣到处张罗指挥。这几年的春晚，村里人都在说，没有前两年那么热闹排场了。老杨自己也为难，“主要是没钱。”老杨抽着旱烟说，“前两年苹果收成好，价钱好，每家每户多多少少都能拿出来些，甚至光阴好些的，能拿出500到1000元，这两年的苹果收成不行，年年灾害，村上人的日子都过的紧张，而且办一场春晚的成本越来越贵了，动不动就是花钱的地方，没钱就只能一切从简了。”老杨从炕头拿过来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春晚的费用明细。”按理说，乡政府是要支持的。每年的春晚，我们村上也都拨款着哩，今天拨了一万元，但还是不够用，光音响设备服装租用舞台搭建就花了两万多，我们就只能给镇上的果业厂下请帖了，能凑多少是多少。”

虽然经费紧张。今年的社火节目和春晚，老杨还是专门掏了一笔费用，从外面请了专业的指导团队给村里的秧歌队和表演队排练节目，老杨对今年的节目排练特别满意，跟年轻的文艺骨干训起话来，也多了几分底气和自信。

而现在，老杨硬挺挺地躺在自家的简陋的上房里，脸上蒙着麻纸，再也看不到他精心筹划的这场社火表演和春晚。

就在春晚的前三天，老杨，下葬了。

二、被剥光的自尊和颜面

老夏算得上是村里的有钱大户，潮流人物。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老夏家的。90年代兴起了歌舞厅，老夏去了一趟西安，买回来一台VCD和一些光碟，还有一些相配套的音响设备，于是，村里有了第一家歌舞厅。

据老夏讲述：“2002年那年春节，村里的耍公子（花花公子）段英杰来我们家串门，大家说起中央电视台春晚的事，看人家别的地方的农民人还能上春晚表演节目，我们伯阳人才济济咋没人上电视呢，段英杰说，上不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我们农民自己就办春晚，当时我跟老杨一商量，觉得可以搞一场晚会给村里人高兴高兴……决定下来以后，我们几个就找了村上平时爱好文艺的积极分子，把办晚会的事情给大家通知了，没几天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好多念书的学生娃都来我们家报名，报名以后就开始自发排练节目了，节目准备的差不多的时候就请我跟老杨去验收，节目一般都是在农户家院子里验收的，验收节目也没啥高标准，只要节目不重复，质量不是太差，能上台面的就行。当时把人跑忙了，报名的人特别多，有时候一天验收将近十个节目呢，到了正月初二左右，节目差不多都定下来了，我们一算，将近90个节目，一晚上肯定演不完，我给老杨说，节目多是好事，说明我们伯阳人多才多艺，爱好文娱，有多少节目我们就上多少，一晚上演不完我们就演三晚上，老杨说，那我们得给个体户、做生意的、还有日子过得富足的人家下请帖啊，下了请帖就有了钱，那年大概下了40多份请帖，总共收到大约2000元。其实前几届春晚没花多少钱，音响设备都是我原来歌舞厅的，我们就买了些奖品又添置了一些彩灯，印制了横幅跟大背景布，一场农民晚会就这么搞起来了……”

到了2009年，老夏却在村里丢了面子。老夏的儿媳妇儿很刁蛮，因为跟婆婆之间的一些矛盾，儿媳妇一家人跟老夏家大打出手，最后跟老夏儿子离了婚。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老夏说全村人都看了笑话。他还有什么脸面在村上人面前组织文艺活动。因此就退居了二线，推荐了两个年轻人负责，他自己在幕后给些指导。2011年，老夏的儿子二婚了，谁知道这第二个媳妇还不如第一个，三天两头跟老夏儿子闹事儿，老夏儿子一个大老爷们，被媳妇经常打的头破血流，老夏爱面子，说年轻人的事情他不掺和。事情到最后越演愈烈，老夏儿媳妇竟然开始赶老夏老两口子出家门，甚至脱光衣服在村里的大街上撒泼，老夏仅剩的一点颜面终于丢尽了，他把家里的小洋楼留给儿媳妇，自己带着老伴儿去城里找了个门卫的活儿干，从此再也不愿意回到村里去。

关于村里的春晚，几位年轻的负责人也亲自去邀请了老夏很多次，老夏自己却说，他们老一辈导演已经折腾不动了，留给年轻人去锻炼。

春晚的老一辈导演，老夏，就这么离开了乡村春晚的舞台。

三、“新一代导演”的迷茫困顿

佟铭就是老夏当年一手带出来的年轻人。他原是早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铁路部门工作，后因跟领导的一些矛盾，一气之下辞职回到老家，就过起了闲云野鹤的日子，当然，这是他自己描述的。村上人称他为“耍家子”，游手好闲的主儿。自老夏退居二线后，佟铭就挑起了春晚的大梁，跟老杨一起组织每年的社火表演和春晚，村上人又给他起了个称号叫“佟导”。佟铭担起春晚导演的角色后，春晚倒是有了些许变化，各种新潮设备和形式都用上了，村里人自然对他刮目相看。

老杨的突然离去，让佟铭措手不及，撂下这么大一个摊子，他实在应付不过来。村里在外从事文艺工作的几位高才生专程赶回家，和佟铭一起，终于还是顺利举办了一场春晚。

关于以后的乡村春晚还会不会组织举办的问题，佟铭说：”春晚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有，已经变成了伯阳镇乡亲们的过年习惯，要是突然不办了，肯定不行。大家对春晚的期望值高，参与热情也高。只是现在，春晚越来越难办了，一个是没钱，还有就是没人牵头组织了。”

2016年1月2号晚，佟铭在朋友圈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乡村晚会又一次开始张罗了，每年这时候我很忙，今年要更忙了，宣传喷绘，舞台布置，秧歌排练和节目组织，我都得做，其实这里边好多工作往年都是老杨负责的。在外工作的几位高才生们，今年都不回家，村里的春晚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