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向毛泽东忏悔——我对不起他！这忏悔，有着全球性的意义。
所以，它也是全世界对一位巨人，一位一千年地球也难出现的巨人的大忏悔，之感悟！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能够像巨人，向亿万人得救的巨人忏悔本身就说明了——地球凡人距离巨人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和巨人的高度差大大缩小了，地球人飞快地升华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让我们为这个伟大的忏悔庆幸吧欢呼吧！ 我的儿童、少年时期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最热爱的人便是毛泽东。
那种爱的炽热纯洁程度使今天，乃至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永远难以体会的。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神。这要归功于毛泽东。正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他常常告诫我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神。
当时的人只是切身感觉到了——他是救星，是伟人，是舵手，是一个无私的，把生命全部交给人民的人。
那是一种圣洁的感情，圣洁得随时都准备为之献身的爱情。每当看到他的肖像时，人们心中都会涌出温暖而神圣的感动〔拥有这种温暖是一种特别的幸福〕，甚至，还常常突发这样的奇怪的念头：“只要能够见上毛主席一面,那怕让我立刻死去，我也心甘请愿！因为,见到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呵！”。
如此的情感，一直鼓舞着我的少年时代。那时的天空充满了幻想，充满了野心，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光明、充满了正气，也充满了美好的感觉。这种美好如梦幻的世界一直延续到十四岁那年的天塌地陷——毛泽东与世长辞了。 当时，那种隐隐有心被撕裂，欲哭无泪的感觉，在二十年后母亲去世时才有了第二次的发生。虽然，后一次更难熬，但是，却没有第一次那种空虚和恐怖，那种仿佛世界末日快要来临的无奈。毛泽东逝世后的几年间，我甚至看着中央新领导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爱幼稚地准备着：一旦他们背叛毛泽东，我就抛头颅洒热血，誓死捍卫毛主席！
——这,便是我与毛泽东的“情感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曲,幼稚、纯洁、狂热。
第二部曲却是我对毛泽东的仇恨之曲。
此曲，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时，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被称为“十年浩劫”，并被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所百分之百的认同。这时，我对毛泽东的情感亦有所淡化，开始觉得自己过去非常幼稚，不过还没有走向反面。
一个著名的论断迅速传遍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被所有教授学者大学生及工人农民所共同认可，并仰天长叹：如果中国少了一个毛泽东，那么，中国共产党可能就要推迟五十年夺取政权，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中国多了一个毛泽东，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却至少要推迟五十年实现！〔这个观点没有受到那怕是一个学者的置疑，可悲的中国文化人〕。
此刻，我恰恰成为家乡方圆百里历史上第一个大学生而正在所谓“天子骄子”的某高校狂热地喜欢上了朦胧诗。
呵，毛泽东，原来你的名字所含的意思，不是要“恩泽”古老的中国，而是要把这个东方民族的历史车轮推入“沼泽”地呀！——迷恋诗歌的我突然产生如此感觉，并陷入愤怒异常，悲哀万分的情绪中。
就这样，毛泽东从我的心中，由一个伟大的救星变成了一个陷人民于灾难的灾星。从这以后我对毛泽东充满了仇恨。
感到自己被深深欺骗了的耻辱，是仇恨毛主席的原因之一。
第三部曲开始于十多年后。
这次的心灵被启动纯系偶然“事件”，纯系幸运。
帮我“芝麻开门”者不是学者教授，高人隐士，伟大书籍，而是一位大字不识的老农民。
这时，我已经由深山老林走进大学，再走向社会，经历了老师、党委干部、党史研究者、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磨练过程，并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而且还因为长篇小说《超脱》在评论界的影响，被专家们认为是“必成大手笔和‘大家’”的青年作家。我也俗气的以这个“文学大家”为目标出征了。
当时的我准备采访遍三教九流，写一部描述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历史的方方面面，具有史诗性的大部头小说,一举奠定自己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一天，我向几位老人了解“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惊人事件和惹人发笑非常悲剧的故事。这种故事很多很多且异彩纷呈。老人们从未见过作家，非常热情地回忆往事。大家进入状态，狂侃着疯笑着，甚是热闹。
在烈酒助兴，纷纷挖掘往事的热烈气氛中，一个名叫老高的老人突然说：“我看，文化大革命有一点还是好的。”
“哪一点？”另一位老汉问。
“文化大革命起码锻炼了人。”
“你这是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人嘲笑。
“打个比方说，”老高红了脸，“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干部，当官的欺负老百姓，捆绑老百姓的事情就像家常便饭一般多，可是，老百姓却从来不敢告人家，也想不起来告人家，认为当官的捆绑老百姓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文化大革命却把人变得‘胆大了’。文革后，不要说小干部，小官僚，就是天王老子欺负老百姓，群众也敢告他。文化大革命时就是国家主席，咱们群众都敢于对他造反，还有啥人咱们不敢告他呢？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人的胆子变大了，现在政府的腐败现象就会厉害一百倍。现在当官的就是再贪污，再有钱，也不敢像文化大革命以前那些干部那样随便捆绑打骂群众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二球干部虽然没有钱，不敢贪污，非常廉洁奉公，可他们打骂群众捆绑群众就像吃家常便饭那样随便，甚至，群众有时还看不起那些不会打骂人的干部哩！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人可‘真贱’！” “真是这样吗？我不相信！”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着哩。”
“对对对，当时的人就是那样，这可是真的，你们年轻人根本想不来，也信不下去。”
“对啥呢对？不是当时，文革前人老几辈子的中国人都是那个样子，怕官。文革把这几千年怕官的毛病给治好了。” “就是。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人给变聪明了，到了现在这种无法无天的社会，老百姓可真的没办法活人了。”
“那个时候，就象狗一样的人太多了，只要那位干部喊一声把某人捆起来，就有很多人跑过去捆哩，现在，给钱怕也没人干吧！”
“某某长今年贪污的钱比一万家群众的家产总和还要多，可是，他想随便把人捆上一绳却不太容易，就是大街上的要饭的他也不敢捆。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共产党把干部管得那么严，他们一毛钱都不敢贪污，但他们却敢捆绑人。那时的干部就是那种素质，如果不是那时有毛主席在，他们什么事都敢干。” “这也怪那时的群众太老实，被人家捆绑时，都乖乖地不敢反抗。人常说鸡急了还啄人哩，可文革之前的中国人连鸡也不如呀！”
“对着哩，现在的人哪怕不要命也不会让人随随便便捆自己。”
……
众人抢着说话，更加证明了老高的话非常真实。我惊讶万分。
“那些大学者大教授也没有你这种认识。真的，你比他们有水平。”我真诚地说。
“嗨，咱大字不识，有啥水平!”老高兴奋地说道，“我就信毛主席的这句话：文化大革命锻炼了群众，锻炼了人民。后来，我才发现，毛主席把什么都看到了。他的确不是一般人。
“请你们对我讲一些形象生动的真实故事，小说不是理论，是需要感人的故事情节反映历史。”我引导他们给我提供文学素材。 “我有。”老高说，“文化大革命时，我在老家河南，对群众被捆绑打骂的事见得太多了。具有代表性的事出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村子。五八年，一个名叫石娃的二球货当了连长，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组长。那家伙当村干部不到两年，就把一百多人捆过，扒房子一百多间，强奸妇女几十个。最让人想不通的是，他竟然狂妄到把一个结婚不到十天的新娘子都给强奸了……
但是，村民们没有人想倒去告状，觉得他就是政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村民们才造起了他这个“当权派”的反，把他告到革委会，告进了监狱。” “这是真的？天下真有这样的事？”我听得毛骨悚然。
“你太年轻,当时只是个学走路的娃娃,不了解那个时候的人,老高说的没错。”
“那时完全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老高不会编故事……”
众人见我不相信，纷纷替老高鸣不平。
……
那个夜晚，我失眠了。
我好像明白了毛主席为何看高鲁迅，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为何把这场革命叫着“文化”革命；
我终于明白“文革”，原来是要革几千年旧世界的命，要改变中国人灵魂，而并非针对一人一时啊！所以它才能称呼为大革命，才可称为“文化”革命。
一夜未眠。天亮时我已经对毛泽东的看法又一次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
想到自己曾经对毛泽东的仇恨和误解，我惭愧万分，于黑暗中，双手合十，向着苍穹默默忏悔。
从此，我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文化大革命。
我庆幸、幸福地感到自己真正地理解毛泽东高远的人生境界了。
同时，我开始不再看高那些大学者，大专家，甚至，我为他们感到可耻。虽然，老高这样的大老粗没有专家教授的学识，但是他们更尊重事实，有着非常敏感的直觉，这些大老粗没有办法把所见到的文化大革命的“好处”，上升到历史的，未来的，人性的，人格复苏的高度，也无法看到这个“好处”的伟大历史意义，和一个民族被真正拯救的巨大价值，更没有能力和丰富的词汇把他们的第六感觉表达出来。
但是，没有他们的第六感觉所发现的“线索”，并讲给专家听，那么，专家的思维就永远难以从“专家的思维定式”中突围，突破学术氛围组成的铜墙铁壁，突破善于创造专业名词之高级书呆子的思维大死角。
于是，我放弃了小说的写作，把书写了几十万字的《泪流满面的历史》小说稿尘封了。我要写一部全新的，更有意义的作品。为良知、为真理、为国家。
老高的直觉，是一把纯天然的金钥匙，可以打开满天的乌云，让人类的智慧看到湛蓝的天空和宇宙的永真理。 只要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老高们不死，人类就有机会破译文化大革命，获得其无限的宝藏。
以上，就是我认识毛泽东的三部曲。
我为全世界几乎所有的人类还停留在第二部曲中而感到难过。
正因为有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飞跃的基础，我才感到自己学会了人类的一种新思考，有了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从而能够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思考角度看待人类、世界、动物、神仙、祖国、国家、名利、政府、战争、生命、人性、灵魂、科技、宇宙……
我用这种思维方式面对世界思考了十多年，终有收获，终于一口气八个月完成了四十万字的《走出大魔圈》，完成了让很多人良心震颤，读后跌足痛哭的著作，完成了事关人类未来世界与灵魂升华的新思维体系。
我多么渴望把自己的“发现”告诉我的人类，但是距离太大，寻找不到两种思维沟通的渠道。
南联盟战争的炮火终于使我下了决心，触动我拿起笔来。我常常寻找不到共同的词语来交流两种思想，这可能是因为思维的完全不同而导致了太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我因为人类词语的贫乏和思想感情之丰富的天大悬殊而吃尽了苦头。于是，我常常尽量用多种词语来表达一种“异想”，并期望同类们能够有耐心地去品味，而不至于感到罗嗦。我不怕人们说自己像个老太婆。
我想，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真谛能够打开我曾经同样糊涂加庸俗的心智，那么，它也能够打开千千万万专家学者的头脑，打开整个人类伟大而无限的智慧宝库；
我想，既然文化大革命能够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青春，能够让十多亿东方人民灵魂获救，那么，它也应该能够把全世界从庸俗兽性的旧世界中拯救出来，把全人类带入一个真正属于“人”的世界，更应该能够把众多中毒的民族拯救。
我想，既然文化大革命这根“神针”能除掉东方人类精神中潜藏数千年深入骨髓之巨毒，刺激他们的人格意识复活，灵魂苏醒，那么，它也应该能够使全人类大多数中毒之人药到病除。
我想，既然文化大革命能够拯救今日之古老中华，那么，它也应该能够救活未来世界。
所以，我必须要把真的文化大革命告诉人类。
文化大革命完全应该遗训万年。人类应该永远铭记它。
文化大革命属于整个世界，是全人类的巨大财富。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所揭示的是哲学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而非政治性质的文化大革命。
二者思维，层次有着根本的不同。砒霜能治血癌但也可毒死人。人类应该有心胸，有智慧，有悟性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问题。
政治属于国家范畴，而本书只谈整个人类生存与升华意义上的事。
最重要的事情是，由于思维的打开，我才能在哲学、文学、宗教学、科学，发明、未来学等跨度很大的各学科方面都做出了填补历史空白的成绩。
一些大人物说他们从来没见过你这种人，也没听说过。其实我并不比别人聪明。是毛主席的智慧之光在照亮了我的心灵宇宙。毛泽东思想也会照亮整个世界。我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一点。
一位名叫梁艳华老工委书记看了《走出大魔圈》后找到我，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流泪而说不出话。
喝了口水，休息了一会儿才说他冤枉毛主席，现在终于明白了，差点死了还要冤枉毛主席。从老人身上，我感觉到了人的良知是多么崇高。
我感动地想到：人之所以比禽兽们高贵，可能就是仅仅因为人有良知吧！
半年后，这位让人尊敬的老人就去世了。他一定会见到毛主席的。祝愿老人家一路走好，有个更好的来世。
其实，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真的很幸福。因为这是一位历史巨人光临地球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定有着特殊的意义，包括这个时代的每一位人。
作者简介：
廖峻德，男，1962年生，毕业于榆林学院中文系。先后从事教育、新闻、创作、科研等工作和研究。
陕西礼乐文化促进会文化顾问、常务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人文学家永久会员；现任文化馆编辑、专业作家；在文学、哲学、科技以及黄帝文化研究等各领域均有创造性的成果。
获得国家级科技专业评审委员会奖励两次，省级一次，获得地市级政府奖励六次，县级政府奖励两次，创作、发表、出版通讯、消息、人物传记、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哲学等作品近300万字，发明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保防火香”并获得我县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专利，转化了延安市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专利产品，填补了多项文化、科技方面的历史空白。
重点作品及影响：
1993年创作出版了黄陵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超脱》（21 万字），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后来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又以《忧郁症患者》之名出版发行。
1994年4月，由中国文学研究所、陕西省委宣传部、黄陵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第一个黄陵作品在京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余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几十位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会后，光明日报、小说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讨论，对宣传黄陵作出了积极贡献。《超脱》填补了黄陵一项历史空白，被誉为“黄陵文学艺术发展里程碑事件”，作者起到了文学带头人的作用，将会激励后来的文学繁荣。
2002年创作出版了黄陵历史上第一部哲学巨著《走出大魔圈》（41万字），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书一系列的创造性哲学创新观点引起哲学界关注，香港文汇报记者专程到黄陵采访，世界华人文学家协会吸收作者为永久会员，陕西礼乐文化促进会聘请作者为文化顾问。 《白桦林》获得延安市97年全市文化馆站诗歌竞赛2等奖，为当年黄陵县精神文明建设总评分增加了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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