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帝国主义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帝国主义理论

依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者被称之为「正统」的原因在于他们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片段，并以此拒却超级剥削及「不平等交换」的概念，而对该片段的肤浅诠译似乎又言之成理。马克思在《资本论》有一简短专章讨论「工资的国家差异」，他论断即使英格兰工人的工资高于德国或俄罗斯，英格兰工人却有可能受制于较高的剥削率。「时有所见日工资或周工资在前一国家高于后一国家，然而劳动的相对价格，例如劳动价格及剩余价值和产品的价值相较，在后一国家却高于前一国家」。[24]此即Weeks、Dore、Choonara及其他人所采取的论点，然而有三个理由得以解释为何马克思的观点无法适用于当代的南北关系。

首先，马克思用以比较的三个国家－英格兰、德国、俄罗斯为相互敌对的压迫者国家，皆亟欲建立自身的殖民帝国。现下全球南方已争得自由的国家并不能视为类同于19世纪德、俄的「低度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再者，20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19世纪英、德、俄之间的贸易截然不同。当时，不仅各国工人消费国内所生产的产品，每个资本家也消费该国所培植的劳动力－此一时期早于「价值链」的转包、外包等。其三、马克思所举的例子已假定诸如德、英各国的资本家竞相生产近似的产品，然而，就前文所述，当代南北贸易并非如此。最后一点的重要性将于以下讨论。

马克思赋予《资本论》剖析价值关系的资本主义形式之任务，以期发现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其本质，而现下我们的任务则是理论性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帝国主义阶段。马克思的说明，清楚显示了其研究所需的抽象层次，「即使工资及工作日在不同生产部门间，乃至于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种种区域性障碍而受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之推进，使一切经济关系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宰制，平均化便会渐趋实现」。[25]马克思将工资差异视为暂时或偶然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不断变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故而该因素可于分析时完全排除。「即使关于该阻力（区域性障碍阻碍工资的平均化）的研究之于专门从事工资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该阻力系为偶然的和非本质的，故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时，大可忽略」。[26]

此一抽象层次显然与我们的任务相扞格；现今遭瓜分的世界，更与马克思对工人间能立于平等的期望大相违背，所以我们不该再对「区域性障碍」置而不问。

 「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2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深入分析了资本家竭力增加剥削率的二种方式：藉由延长工作日，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以及透过提高工人生产消费产品的生产力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他在几处提到了第三点：「将工人工资压低至其劳动力价值以下」也得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马克思补述道，「尽管此一方法在实际运作上至关重要，然而我们现下却舍弃了纳入此法，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皆是按其十足价值买卖」。[28]

「将工人工资压低至其劳动价值以下」于两章后又再次提及，在讨论到「机器……逐渐取得一特定生产领域的整体控制」对劳工的影响，及导致「一部分工人阶级……变成剩余人口……充斥于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之下」。[29]此一事实的当代相关性几乎不言而喻。由于现代生产方式难以广纳足够工人防止失业率攀升，极大部分的工人阶级在全球南方已然「成为剩余人口」，而此事，在我们尚未考虑低工资国家中更为严峻的劳动体制之前，业已展现强大力量致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之下」。

《资本论》的第三卷，在讨论「反作用因素」（counteracting factors）阻碍利润率趋向下降时，马克思又再次简短提到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管道。该反作用因素之一，「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仅用两短句处理：「和其它许多可能在此提到的事物一样，它与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并不属于本研究所考察的竞争之范畴。但它是阻碍利润下降趋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30]马克思不仅只将工资削减到低于它们的价值以下摆到一旁，他更进一步判辨，必要时对他「资本的一般分析」，也必须放宽，若是我们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和今后各国劳动剥削率的差异是完全超出我们当前的研究范畴」。[31]然而正是此处必须形成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的起点。工资套利所驱动的全球化与绝对剩余价值并无对应。冗长工时在低工资国家极为常见，但劳动时间的长短却并非外包企业最主要的引人之处。它也无关相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大体上并非经由新科技的运用而削减。固然，外包往往被视为投资新技术的替代选项。可是，它确实显示了超级剥削。一如Higginbottom指出，「超级剥削是……界定了帝国主义遭隐藏的普遍本质….…这并非因为南方工人阶级产出了较少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益发遭受压迫与剥削」。[32]

结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验分析揭露了，在低工资国家普遍存在较高的剥削程度所生的全球劳动套利，已然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驱动力。在我们回顾马克思《资本论》后，最重要的发现是，关于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其重要性为马克思所强调，却也遭一般性理论所排除。此部分是在世界格局下复兴马克思主义唯一可行的坚实基础。此一重要发现也让我们察觉历史中新自由主义的位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评论道：

只要资本尚且薄弱，它得依赖往日生产模式的支撑……一旦资本感觉自身壮大，它便抛开该支撑物，按其规律行进。当资本开始感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便经由限制自由竞争的各种形式中寻找避难所，以使资本的统治看似更形合理，但在此同时却也预示了资本的解体和依赖资本的生产模式之解体。[33]

此与列宁的论点惊人地近似，

    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开始转化成自身的对立面，资本主义从过渡时代的特征进展到更高的社会经济结构，并已成形和表露无遗时，资本主义据以转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34]

      资本主义的兴起仰赖「原始累积」（primitive accumulation）最野蛮的形式，例如运送数百万非洲奴隶、殖民掠夺，以及鸦片走私。在资本主义达到其成熟阶段并且掌控所有生产过程时，竞争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得到充分表现。最后，在衰退期，资本主义越发依赖自由竞争以外的形式－即垄断、国家大加干预各层面的经济生活、「掠夺式累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帝国主义－以谋存续，而其代价为资本主义扭曲的运作规则和竖立起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扩张的新阻碍。

     我们应如何贯串此一年谱与本文所述增加剩余价值之三种形式？资本主义尚未成熟时，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即延长劳动时间至超过体能极限－居于上风。一旦资本得以掌控生产过程，相对剩余价值－即经由改良技术从而减少生产工人的消费品所需的时间－则成为主要的形式，但这始终取决于更为残酷及更为古老的宰制形式之持续，在受支配国家尤其如此。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日益占上风的资本、劳动关系形式为全球劳动套利，例如，凭恃占有手段，资本主义得以国家压迫，在「新兴国家」中迫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如此构成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亦是当今资本、劳动关系最主要的形态。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正首当其冲，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广大的劳动人民亦面临穷困。对低工资国家中新兴、年轻与女性无产者的超级剥削在1970年代曾一度挽救深陷颓势的资本主义。当下，连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工人的使命即是掘一墓穴－以埋葬资本主义并由此捍卫人类文明的未来。

（见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