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乡贤？——知乎网友说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079281/answer/75974743 乡绅可以分为好乡绅和坏乡绅。而且我们可以将其区分开来，摒弃坏的，留下好的。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面好人总是长得漂亮，而坏人总是生得丑陋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乡绅脸上贴着的“好乡绅”和“坏乡绅”标签将其轻易分别。 但遗憾的是，这种能够区分“好”与“坏”的前提假设，对于传统乡绅来说其实是暧昧不清的。 什么时候是好乡绅呢？年景不错，余粮满仓的时候，他们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比如捐资建个庙，修座桥，减免一些租税，贡献一些粮饷……总之，是在国家能力之外承担了社会治理的某种有益补充。 什么时候是坏乡绅呢？长期让佃农、长工对他们保持半人身依附关系，用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让多数人少地或者无地，以此获得一种比较优势，最终掌握大量财富以及在乡村间的特权。 这两者并不分裂，而是根植在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里面的。乡绅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地租收入和放贷收入，这是他们维持乡绅职能的必要条件。如今很多人试图寻找很多遵纪守法、乐善好施的案例来为乡绅做辩护，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传统社会的乡绅的“坏”，并不是单纯道德层面的恶，而是在经济和文化层面的落后与反动。因此，作为个体的乡绅或许存在完全良善的特例，但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实体的乡绅阶层，却只是“好”与“坏”的共存体，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很多教授笔下既传统又现代，既法治又民主，既开明又坚守的完美乡贤，恐怕依然是一种神秘物种吧。 基层失控与汉维矛盾是共党统治两大无解难题。 历史发展过程中，血缘产生氏族，氏族产生部落，部落产生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形成国家。而血缘、地缘是构成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基础。在古代基层社会中，相同姓氏的会基于血缘关系形成宗族，宗族形成一个地方基层。 宗族中会出现有声望、有权力、有财富的人，他们成为了宗族的领袖（如族长）。这些宗族领袖或者是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当地较有文化的地主、或者是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官吏、或者是宗族元老等。 由于相同姓氏的归属感，宗族领袖们操控了宗族内部的“执法权”。宗族（主要是大宗族）的领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了士绅。古代社会，由于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官府对基层控制太难，也乐得把基层的控制权转移给士绅。 社会基层就形成了“官府与士绅共治”的场面，当政治稳定时，官府、士绅和谐共处；而到政治动荡时，士绅可以组成一支小武装力量（即家兵）。 魏晋时的坞壁就是著名的代表，中国史上有很多军阀多起于家兵。近代以来，曾国藩的湘军团练也是这种地方基层武装的一种代表。 士绅有其优劣： 优点在于开明的士绅是农村良性文化的组成部分，起到协调宗族内部、宗族之间矛盾、维系基层稳定的作用，同时可以宣传科举与教育，使农村基层实现文治，以配合官府。近代以来，地方士绅投资铁路、实业，获得美名。 缺点就在于劣绅土豪推行基层的陋习，管理不公混乱，有时会鼓励宗族械斗，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在动乱时，士绅可能组成武装，使乱象更乱，官府更为失控。 近代以来，由于近代化的需要，迫切需要调动地方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对外战争与发展国内经济。士绅成为了近代化的阻力，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迫切的需要完成这个任务。 四一二政变导致的结局就是，国民党基层组织交给了共产党，中国社会断裂成两个阶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了社会上层，包括官僚资本、大地方、士绅等；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代表社会下层，包括工人农民等。两层之间爆发了内战，最终是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被逐至小岛。 毛氏当权后，迫切的要打破士绅控制的基层，便进行了土地改革。当然地方士绅被打倒了，党干部成为了基层主导，“官府与士绅共治”局面似乎变成了‘’官府独治‘（或官绅一体化）。这种措施确实起到调动了基层积极性的作用。 毛氏当政期间，利用了广播、电报、铁路、公路等现代设施，加强了对党干部的思想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基层，建立了一个自上到下的金字塔极权社会。 但这种极权社会带来个弊端，就是：一旦领导层政策失误，将会在底层造成无限放大。古代社会，士绅对于政权的批判作用随着土改不复存在。另一面，党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不仅并未提高，相对于传统士绅还下降了，传统士绅社会的文治局面荡然无存。再有，党组织极权化强行输入信仰，党组织极权化，而非法治化，这是一种政治春药，药效一过必然引起强势反弹。第四，基层由党干部统治，并未打破血缘、宗族关系，而共党的农村户籍政策（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人口流动，反而更强化了这种血缘宗族关系。不少党干部仍来自于当地血亲宗族中。 所以，随着文革的破产，极权主义被打破，中国步入了威权社会。而基层宗族组织复活了，复活的原因有：一、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一直存在，甚至为毛共的农村户籍政策强化了；相同血缘姓氏的归属感重新点燃了，宗族文化复活了。二、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贫富分化。极权主义的消亡，与重商主义的萌生，让会赚大钱的人成为了当地的名流、“乡贤”。当前的“乡贤”成分与古代社会不同，主要是党干部及后代、致富商人、宗族元老，有时还有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官府独治”重归“官府与士绅共治”的局面。但是根据“螺旋式发展”的哲学讲，当下的“官府与士绅共治”比以前好得多了。其一近代化过程中，破除了陋习，现代的法制意识一定程度进入基层；其二，当前的乡贤们可以带领当地宗族、民众致富；其三，乡贤能起到和以前一样，协调矛盾，扶助鳏寡，维持基层稳定的作用，还能尽可能避免了大规模械斗的发生。 当然缺点也有（有些甚至不如古代）：其一，带得不好的乡贤带头作违法犯罪的事情。如陆丰的三甲村带领大家制毒。其二，一些党干部、宗族元老利用职权与名望，获取财富，有些党干部甚至成为当地土皇帝。其三、当前的党干部的文化素质较差，缺少现代法治民主精神，可能成为法治民主化的阻力（如果赵家真有考虑过这问题的话） 作为赵家而言，乡贤对于他而言是既打压又联合的。 联合，是因为基层失控，乡贤崛起不可避免的话，赵家需要他们协助基层，带领基层致富以维持稳定。 打压，是因为“乡贤”会消解赵家的权力，甚至坞壁化干起违法犯罪的事情（如陆丰三甲村）；“乡贤”缺少法治精神，可能成为赵家改革的阻力。 赵家对乡贤采取了一定措施。例如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目的是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一定程度上消解乡贤的权力，推行现代法治民主精神。当然限于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收益甚微。 目前赵家只能被迫承认了“乡贤”的作用，并积极引导乡贤良性发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乡贤能否实现良性发展，还得依赖于①乡贤现代法治意识的深化，②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打破传统血缘关系，使乡贤不再单单是宗族的产物。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范西迪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110585/answer/81082614 来源：知乎 基层失控与汉维矛盾是共党统治两大无解难题。 历史发展过程中，血缘产生氏族，氏族产生部落，部落产生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形成国家。而血缘、地缘是构成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的基础。在古代基层社会中，相同姓氏的会基于血缘关系形成宗族，宗族形成一个地方基层。 宗族中会出现有声望、有权力、有财富的人，他们成为了宗族的领袖（如族长）。这些宗族领袖或者是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或者当地较有文化的地主、或者是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官吏、或者是宗族元老等。 由于相同姓氏的归属感，宗族领袖们操控了宗族内部的“执法权”。宗族（主要是大宗族）的领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了士绅。古代社会，由于物质力量的局限性，官府对基层控制太难，也乐得把基层的控制权转移给士绅。 社会基层就形成了“官府与士绅共治”的场面，当政治稳定时，官府、士绅和谐共处；而到政治动荡时，士绅可以组成一支小武装力量（即家兵）。 魏晋时的坞壁就是著名的代表，中国史上有很多军阀多起于家兵。近代以来，曾国藩的湘军团练也是这种地方基层武装的一种代表。 士绅有其优劣： 优点在于开明的士绅是农村良性文化的组成部分，起到协调宗族内部、宗族之间矛盾、维系基层稳定的作用，同时可以宣传科举与教育，使农村基层实现文治，以配合官府。近代以来，地方士绅投资铁路、实业，获得美名。 缺点就在于劣绅土豪推行基层的陋习，管理不公混乱，有时会鼓励宗族械斗，成为地方不稳定因素。在动乱时，士绅可能组成武装，使乱象更乱，官府更为失控。 近代以来，由于近代化的需要，迫切需要调动地方的剩余劳动力投入对外战争与发展国内经济。士绅成为了近代化的阻力，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都迫切的需要完成这个任务。 四一二政变导致的结局就是，国民党基层组织交给了共产党，中国社会断裂成两个阶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了社会上层，包括官僚资本、大地方、士绅等；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代表社会下层，包括工人农民等。两层之间爆发了内战，最终是共产党胜利，国民党被逐至小岛。 毛氏当权后，迫切的要打破士绅控制的基层，便进行了土地改革。当然地方士绅被打倒了，党干部成为了基层主导，“官府与士绅共治”局面似乎变成了‘’官府独治‘（或官绅一体化）。这种措施确实起到调动了基层积极性的作用。 毛氏当政期间，利用了广播、电报、铁路、公路等现代设施，加强了对党干部的思想控制，进而控制整个基层，建立了一个自上到下的金字塔极权社会。 但这种极权社会带来个弊端，就是：一旦领导层政策失误，将会在底层造成无限放大。古代社会，士绅对于政权的批判作用随着土改不复存在。另一面，党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不仅并未提高，相对于传统士绅还下降了，传统士绅社会的文治局面荡然无存。再有，党组织极权化强行输入信仰，党组织极权化，而非法治化，这是一种政治春药，药效一过必然引起强势反弹。第四，基层由党干部统治，并未打破血缘、宗族关系，而共党的农村户籍政策（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人口流动，反而更强化了这种血缘宗族关系。不少党干部仍来自于当地血亲宗族中。 所以，随着文革的破产，极权主义被打破，中国步入了威权社会。而基层宗族组织复活了，复活的原因有：一、传统的血缘、宗族关系一直存在，甚至为毛共的农村户籍政策强化了；相同血缘姓氏的归属感重新点燃了，宗族文化复活了。二、改革开放后，农村出现了贫富分化。极权主义的消亡，与重商主义的萌生，让会赚大钱的人成为了当地的名流、“乡贤”。当前的“乡贤”成分与古代社会不同，主要是党干部及后代、致富商人、宗族元老，有时还有回乡创业的大学生。 “官府独治”重归“官府与士绅共治”的局面。但是根据“螺旋式发展”的哲学讲，当下的“官府与士绅共治”比以前好得多了。其一近代化过程中，破除了陋习，现代的法制意识一定程度进入基层；其二，当前的乡贤们可以带领当地宗族、民众致富；其三，乡贤能起到和以前一样，协调矛盾，扶助鳏寡，维持基层稳定的作用，还能尽可能避免了大规模械斗的发生。 当然缺点也有（有些甚至不如古代）：其一，带得不好的乡贤带头作违法犯罪的事情。如陆丰的三甲村带领大家制毒。其二，一些党干部、宗族元老利用职权与名望，获取财富，有些党干部甚至成为当地土皇帝。其三、当前的党干部的文化素质较差，缺少现代法治民主精神，可能成为法治民主化的阻力（如果赵家真有考虑过这问题的话） 作为赵家而言，乡贤对于他而言是既打压又联合的。 联合，是因为基层失控，乡贤崛起不可避免的话，赵家需要他们协助基层，带领基层致富以维持稳定。 打压，是因为“乡贤”会消解赵家的权力，甚至坞壁化干起违法犯罪的事情（如陆丰三甲村）；“乡贤”缺少法治精神，可能成为赵家改革的阻力。 赵家对乡贤采取了一定措施。例如推行大学生村官制度，目的是提高基层干部素质，一定程度上消解乡贤的权力，推行现代法治民主精神。当然限于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收益甚微。 目前赵家只能被迫承认了“乡贤”的作用，并积极引导乡贤良性发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乡贤能否实现良性发展，还得依赖于①乡贤现代法治意识的深化，②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打破传统血缘关系，使乡贤不再单单是宗族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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