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乡贤? ——破土说-红色中国网

【破土编者按】面对乡村“能人”长期把持基层政权导致的农村治理困局，一些社会精英开始提倡“乡贤”治理模式。相比赤裸裸炫富的农村暴发户，有文化的“乡贤”看起来似乎更让人舒服点。然而正如本文作者所说：“披着羊皮的狼总是比披着狼皮的狼看起来要更温柔，但并不会改变其本质。”本文是乡贤专题推出的第五篇，衷心欢迎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读者来稿讨论。(邮箱：groundbreaking@126.com)

在1999年的时候，中国电影集团拍了一部名为《能人于四》的喜剧电影，讲了一个叫于四的农民带领农民办厂、开公司致富奔小康的故事。在电影里，于四在城里来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先后开办了木材厂、驼鸟养殖场，在自己发家致富的同时也为村里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贾樟柯最近拍摄的电影《山河故人》里，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农村“能人”的故事。在90年代末的山西汾阳农村，敢想敢干的张晋生开办了一家加油站，为了打击在煤矿打工的情敌梁子，张晋生花钱把煤矿买了下来，正好赶上了煤价暴涨，从而迅速暴富。

于四、张晋生这样的“能人”大量出现，确实是九十年代之后广大农村的景象。在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在全国农村一刀切强制推行下去之后，多数农民还没尝几年甜头，就迅速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趋于半无产化的境地，无数和梁子一样的农民不得不卷起铺盖，告别父母和孩子，背井离乡去打工。而另外一小部分像张晋生、于四这样“胆子大”的、“脑袋活”的，则在这个浪潮中抓住机遇迅速致富奔小康，变成了农村中的“能人”、“农民企业家”。

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影响到基层政权的变迁，凡一个阶级在经济上成长起来之后，也必然会提出与自己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诉求。九十年代末在农村推行的基层直选，正好推动了基层政权的资本化过程。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推出之后，一大批富裕起来的农村“能人”，就通过选举的方式掌握了农村基层政权。在这个过程中，贿选以及通过暴力、恐吓等方式非法操控选举的情形非常普遍。在一些地方，候选人只需要10元钱就能买走村民的选票。而一些掌握着经济资源的村庄,选票的价格更是“随行就市”，这些地区的农村“富人”甚至会不惜耗费上百万的巨资以购买选票，农村基层选举成了金钱与暴力的角力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也适时提出了“能人治村”的口号，将这种富人治村的局面予以合法化。在浙江义乌市，在2002年村级换届选举时，在2726名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先富能人”当选率已高达60％，新当选的421名村民委员会主任的比例竟高达65％。就连革命老区宜丰县的164个村民委员会中，致富型村干部也达381人，占村干部总数的52.5％。潘冬子们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一个工农共和国，在自己子孙们的手里又拱手还给了胡汉三。

“能人”们觊觎村官的位置，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高的道德觉悟，而是首先是出于经济利益。“能人”为了能够在农村直选中获胜，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去打通上下关系，收买农民的选票。因而在其当选之后，肯定要连本带利地赚回来。所以“能人”在基层掌权之后，不仅没有通过“先富带后富”带动农民共同富裕，反而带来了基层政权的溃败和黑社会化，以至于一些村官甚至喊出了“书记永远在我家”的口号，一些乡村陷于失控的半无政府状态。

“能人”当选村官后的种种毫无掩饰的贪婪、霸道、无耻严重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面对这样一种乡村治理的困局，在社会精英中产生了一种对“乡绅”或“乡贤”的怀念情绪。在2014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几个房地产暴发户大谈“乡愁”的问题，鼓吹要在乡村恢复“乡绅制度”。官方喉舌也接连发声，新闻联播上推出了“走基层——我眼中的乡贤”系列报道，人民日报也接连发表文章，鼓吹“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据专家们说，“乡贤”是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能人”与“乡贤”的区别并不在于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文化资本。一个出身底层的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货币财富，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成为“贤人”所需要的知识、气质和功名身份，这些是世代财富积累的结果。换句话说，“能人”和“乡贤”的差别，就是“暴发户”和“贵族”的差别。相比于“暴发户”（“能人”）那种赤裸裸的炫富、低俗、霸道，“贵族”（“乡贤”）看起来确实让人感觉要舒服很多。在一些知识精英看来，“贵族”们高贵、优雅、知书达理，即使在被“迫害”的年月也要一天换一条毛巾，在被刽子手砍头前还要说一声“谢谢”，在把农民关进水牢严刑拷打的同时还不忘热心地给乡亲们铺路修桥。披着羊皮的狼总是比披着狼皮的狼看起来要更温柔，但并不会改变其本质。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人（“暴发户”）是阶层流动的产物，“乡贤”（“贵族”）则是财富世袭的标志。从“能人”到“乡贤”是时代的变迁，它意味着八九十年代大规模阶级流动和重组的时代结束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常态。

【破土编者按】乡绅阶层是一个有着特定利益的经济政治实体，仅从个体道德考量乡贤制度和文化是有缺陷的。回顾历史，乡绅作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之下的特权阶层，掌握着乡村社会话语权，剥削佃农，甚至借履行收税职能之名加大对村民的盘剥。立足当下，重建乡贤面临着无法回应的挑战，农村空心化带来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即使精英分子回到农村，也难以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羸弱的现实。如此，对乡贤能够“弥合社会分歧，加强乡村建设”的想象有说服力吗？。破土近期推出关于“重塑乡贤”专题，从各个角度讨论这一问题，以飨读者。欢迎参与讨论，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2015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重视现代乡贤》和《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两篇文章，谈论基层“乡贤治理”之作用。在《重视现代乡贤》一文中，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在《用新乡贤文化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一文中，作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黄海认为，建构新乡贤文化，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有助于乡村治理现代化。黄海建议培育新乡贤文化要注重发挥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群体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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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乡贤制、重视乡贤文化并不是人民日报首次提出。201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的提案便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在2014年第十四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任志强、冯仑、王巍等商界大佬们围炉漫谈乡愁，呼吁恢复“乡绅制度”，他们认为，“有乡绅就留得住乡愁，没有乡绅就留不住乡愁，没有乡愁。”

为什么各界大佬们如此“心有灵犀”地大力鼓吹乡贤文化、重建乡贤制呢？

这股乡贤风吹来是为了应对目前农村空壳化背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社会空心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空心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青壮年劳动力被迫到城市谋生，农村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儿童，这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政府也在尝试采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乡村治理问题，例如安排大学生到农村担任村官。2008年国家开始选聘大学生村官，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选聘41万名大学生村官，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有22.1万名，覆盖全国1/3以上的行政村。然而大学生村官工作开展7年以来，成效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正在缩减大学生村官名额，２０１５年中组部宣布把大学生村官名额压缩到17万人左右（资料来源：新浪新闻）。乡贤文化的兴起与大学生村官的退潮表明政府对农村治理问题上的思路正在发生转变。

乡村治理一直是当下农村社会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目前全国大部分乡村职能虚弱，基层村委对村务没有动力，对村民没有组织和动员能力，导致政府政策在乡镇一级后执行不下去，中央对基层政权的约束力已经大大减弱。另一方面，随着征地拆迁、村政腐败导致农村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面对两方面的压力，政府也在思考解决办法，一些知识分子和商界大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重视乡贤文化、重建乡贤制，但是乡贤制的黑历史你真的造吗？

逼人卖儿鬻女、初夜权．．．．．．乡贤的黑历史一箩筐

乡贤制源自于明初推行的“里甲制”，即每110户编为1里，由丁粮最多的10户担任里长，其余100户则称为甲首。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国家政权只能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代理人即土豪、劣绅代行部分国家政权的职能，实行“乡绅自治”。自治的核心便是征收赋税，而这些“乡贤”在收税过程相互勾结，层层加码摊派，这些杂派通常会是中央正税的数倍，老百姓多缴纳的部分就被这些“乡贤”瓜分。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由于战乱，武力变成了乡贤的主要标准。拥有“强武力”的，就成了军阀和高官，而拥有“小武力”的地方土豪就是通常所说的“乡贤”。民国时期，在江苏和山东交界的农村，恶霸地主垄断田亩，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队伍、私家刑堂，把农民当农奴随意处置，有的对农民还有初夜权。

乡贤制是封建国家政权控制乡村的方式，依托于乡绅自治，土豪劣绅成了土皇帝，而为了缴纳翻了数倍赋税的村民却要卖儿鬻女。乡贤制直到新中国成立才被完全废除，1949年建国后，党建立了健全的社会管理体制，从省市县到乡镇村落建立了党支部，政府管控的触角伸到了最底层，这样就彻底消灭了乡贤制度。

乡贤制度滋生了封建土地制度之下的特权阶层，豪强劣绅依靠土地私有制而拥有了在乡村社会中的话语权和剥削佃农，又依靠乡贤制在替政府履行收税职能时加大对村民的盘剥力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废除土地私有制，这一寄生阶级才被完全摧毁。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商界大佬却要重新建立乡贤制度，是要为进一步地恢复土地私有、卖儿鬻女做铺垫，做名副其实的“乡绅”、“土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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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到：“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乡贤制一提出就被广大网友强烈抵制，人民群众早就闻到了这股言论里透出的腐烂僵尸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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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文化无助于解决农村空心化

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已摧毁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英国封建时期的绅士就是中国的乡贤，英国的绅士体制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十九世纪便已经瓦解了。资本主义高速地消灭了旧有的关系，但资本主义不是永动机，当它开始显得乏力时，它造成的问题逐渐爆发出来。农村空心化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相伴而来，一些人乱开旧时代的药方早已不足为奇，但却总是巧妙地避开了“对症下药”四个字。

乡贤文化的兴起源于农村经济衰败、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的背景下如何重新建设乡村的思考。鼓吹乡贤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文化调和的角度解决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矛盾和对立，然而无论是乡绅制还是换汤不换药的乡贤制都无助于改变农村社会的空心化和分化局面。

农村的分化问题由来已久，自分田到户就开始出现，近些年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一位接受笔者采访的农村研究方向的专家指出农村分化是农村商品化的必然结果，“在城市资本下乡和乡村内生资本不断形成的过程中，驱动村庄分化的动力早已消解了所谓的‘传统社会纽带’的粘合力；而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农村土地，这些年围绕征地拆迁导致的矛盾此起彼伏。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乡贤’能解决的问题。”针对农村存在的这些问题，人民日报的两篇文章希望乡贤能够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但所谓的“乡贤”本身就是这种社会分歧的一部分，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黄海文中提到的乡贤代表——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都是回到村庄的精英人士，他们或者将农村作为投资场所，或者被吸纳到已经在村庄经营的资本体系中，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或即将和普通村民的利益相冲突。“所谓‘乡贤在村子里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恐怕只是知识分子的想象。”这位专家说到。

农村社会空心化源自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人民公社解体后，农村重新恢复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但问题是小农经济无法容纳农村的全部劳动力，其他无法被吸收的劳动力就成了“剩余”劳动力。另外，人民公社时期农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等福利也随着公社的解体而丧失。在市场化经济浪潮下，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面商品化，土地上的收入已经无法保障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农村人被迫背井离乡到城市里贩卖自己的劳力维持生计。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不到加强的情况下，无论是发展“乡绅”文化还是“乡贤”文化都无助于扭转农村社会日益分化和空心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