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政权的妖魔化宣传有成熟的技术 革命也有好的革命和坏的革命，那么，如果评判什么革命是好，什么革命是差呢？
这里面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外，人均寿命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如果一个革命政权，在掌权的十几年中，人均寿命的增长速度较快，就可以认定这是一个好的革命了。因为，平均说来，每一个人活的时间更长了。尤其是，和没有革命的政权相比较，如果人均寿命增加明显，那么革命总是划算的事情了。这也是因为人的生命是很宝贵的，如果平均来讲把每一个人的平均寿命都提高了一大截，这样的革命真的是很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成熟的办法来诬蔑革命政权的，而且，会把事情说的和真的一样，每一个人都被反对革命的这种宣传所迷惑了，其实也是拿人均寿命来做文章，这样的妖魔化宣传几乎是百战百胜，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 比如说，欧洲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中世纪年代，人均寿命长期也就是三十来岁。而中国在1949年人均寿命35岁。
假设一个社会，在革命前人均寿命三十几岁，在革命的头二十年，人均寿命增长到了，比如说六十岁，则丑化革命的宣传从何入手呢？这里的要点在于记忆和时间差。
比如说，一个人现在生活在一个人均寿命为八十岁的社会环境中，而他从前曾经在人均寿命为40岁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过，那么，八十岁的社会环境一定感觉要比四十岁的社会环境要舒服得多，或者说，当一个八十岁社会环境的人，讲到了四十岁社会环境的生活的描述，那会是可怕的，是不堪回首的。
比如说读者你，现在突然回到一个四十岁人均寿命的社会环境，你是不是觉得很艰苦，很可怕？那肯定是的，我敢说，四十岁人均寿命的社会，从八十岁人均寿命的社会的人看来，就是可怕的，残酷的。 现在北京的人均寿命是八十岁以上，但是未来，比如一百年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导致那个时候的人均寿命高了一倍，比如说是一百六十岁，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想象今天北京的生活环境，那也是可怕的，残酷的。 这都是丑化革命的宣传可以有效地入手的地方。 比如说，某个国家在革命前，人均寿命是三十五岁，在革命后，人均寿命逐年上升，过了二十年，上升到了六十岁。但是，因为人均寿命只能够缓慢上升，无可能做到瞬间变成六十岁，尤其是多少亿人的大国。因此必然要经过四十岁，五十岁，直到六十岁的这么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和演宣传就可以抓住其中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人均寿命已经上升到四十岁的这个时间点，楞说那个时间点上革命政权犯了错误。问题是和演宣传是在二十年后展开的，那个时候活到六十岁的人，回首往事，也会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悲惨，非常可怕，因此就成了丑化革命政权的人证了。这些六十岁的人可以反复地唠叨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生活多么可怕，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进行描述，而听的人已经身处六十岁人均寿命的环境，当然也会相信，而且似乎，或者说其实也是，事实，这样革命政权犯了错误这一点就被钉死了。
但是这里面的不公平就在于，动用了百分之九十的小说家来描述人均四十岁的年代的生活有多么悲惨，而描述革命前的生活有多么悲惨的小说，已经不到百分之十，甚至也可以将革命前的社会描写成美好的社会，因此革命就成了灾难，成了教训，成了人们需要世世代代铭记的错误和灾难。
其实，人均寿命四十岁的时候，因为每一个人平均只活四十岁就死亡，也可以认为都是和营养不良有关系，通常也是在农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食物之后，人均寿命才能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丑化革命的宣传就可以将那个时候的所有死亡的人，都定义成饿死，而且认为是革命政权犯了错误导致的饿死，再进一步描述，那就是革命政权成心要把这些人饿死，再进一步，说所有死的人其实都是被革命政权杀死的，因此革命领袖就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屠夫。
这里的不公平在于，在革命前人均寿命从未到达过四十岁，在革命前所有死亡的人就不被定义为饿死，而定义为正常死亡，那之前的所有的国家的头儿都不说成是屠夫。其实公平地讲，每一个社会的人，如果已经超过了人均寿命后再死，就都是正常死亡了，因为，他已经辛运了，已经超过当时的人均寿命而死了。当然，可以站在人均寿命已经六十岁的年代，认为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非正常死亡。但是如果这样定义，则革命前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是非正常死亡的。或者说，在未来人均寿命达到一百六十岁的时候，会认为我们今天的所有人都是非正常死亡。
这样的宣传手法，其实是很容易受到革命政权的继任者喜欢的。因为继任者也希望人民群众都说他英明，因此当然喜欢他的前任不那么英明。否则他的历史位置在什么地方？要知道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的名气大，这也是革命政权被妖魔化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其实是无法防范的。
如果真要防范，那么，就应当只讨论人均寿命，一切其它的什么悲惨小说，都放一边才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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