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后，中共如何进行经济调整-红色中国网

【破土编者按】“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人民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那么，在“大跃进”结束后，中共如何努力进行农工商业调整，将国民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平？本文就探究了“大跃进”后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和成果。中共中央在八届九中全会后出台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简称“八条”），后续所有调整政策都围绕这八条展开，核心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同时，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也对党内检讨问题和统一思想提供了良好基础。通过“硬”和“软”两方面调整，1962年开始，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农业和工业也相继恢复。通过总结“大跃进”和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共把农业放在第一位，调整了农、轻、重比例，也为日后改革开放奠定了经济基础。破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欢迎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大跃进”及之后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是新中国发展史中绕不开的一段。人不可能全知全能，不犯错误。但是，如果作为后人的我们，一边享受着先辈奋斗的果实，一边却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先辈，未免刻薄。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不重蹈覆辙，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少犯或不犯类似的错误。“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农业调整

留在国人记忆里的1958年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放卫星”，这一年粮食虽然有所增长，1958年粮食产量为19765万吨；但被“吹”到3.5亿吨，多征收粮食200亿斤。错误的数据带来错误的决策，加上收粮不及时带来的损失，为接下来的三年困难埋下伏笔。1959年粮食产量为16968万吨；1960年粮食产量为14385万吨；1961年13650万吨。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就批评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倾向。1958年农业大丰收，结果1959年1、2月就发生了全国性的缺粮、缺油风潮。大中城市蔬菜、肉供应减少。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在一份关于雷南县干部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毛泽东刚开始赞同赵的说法，不久感觉不对。1959年2月27日-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一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与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会后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对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职权范围作了划分。毛泽东提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1959年3月-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文件。进一步对“共产风”进行纠正，改变郑州会议期间对多收的不退赔的决定，允许农村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家畜，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路旁零星闲散土地种植庄稼和树木，不征公粮、不归公有。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党内通信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2）庐山会议前原本准备“纠左”结果弄成了“反右”，全国又刮起共产风，“一平、二调”更加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现实使中央大多数人意识到“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1960年秋，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于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主要内容包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制，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3）《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并于当年11月15日发出彻底纠正“五风”的指示。即：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

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共组织解放军救灾，各地方提倡代食品、打野物，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中央积极从粮食生产较好地区向缺粮地区调粮，如四川原本是产粮大省，因为浮夸风出现过多征收，向外调粮过多，结果出现饿死人现象，国家从产粮大省向四川调粮。国家还从国外进口粮食，1960年12月份原决定进口150万吨粮食，鉴于灾情严重，特增加到250万吨。当时美国对中国进行封锁，资金和运输问题都十分严重，周恩来仔细核实粮食运输、资金问题，并注意到国际市场大米价格是一百多美元，小麦价格是七十美元，决定出口大米换小麦，一吨大米能换回一吨半小麦。在周恩来总理督促下，不到两个月，第一船从加拿大进口的粮食到达天津港。国民经济好转后，周恩来总理决定继续进口粮食，因为进口小麦主要供应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等大城市，这可以缓解交通运输压力，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小麦便于储存以备急需，同时还有利于农民的休生养息。1961年进口了520万吨粮食，从1961年到1965年中国每年进口粮食500万吨。“大跃进”后，国家还加大了农业生产的补助，如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提供化肥农业机械方面的支持等等。

工业调整：加强中央集权

一、全面整顿工业、商业、银行

农业问题最先暴露，紧接着工业、商业、运输业问题也都渐渐暴露。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1960年七八月间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主张，经周恩来修改后改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在八届九中全会，李富春对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正式提出要对：“各个部门各个方面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出台《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决定极为重要，每一条都针对大跃进的问题，中央后续出台的所有政策都是围绕这八条）：

“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管理体制的调整，特作如下的暂行规定。

(一)经济管理的大权应该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三级。最近两三年内，应该更多的集中到中央和中央局。地区计划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下，以大区为单位，由中央局进行统一安排。中央局计委，在中央局各“口”和省(市、自治区)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计划草案，国家计委在国务院各“口”和各中央局计划草案的基础上，综合平衡，编制全国计划草案。

(二)一九五八年以来，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下放给专、县、公社和企业的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放得不适当的，一律收回。

(三)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行政管理、生产指挥、物资调度、千部安排的权力，统归中央主管各部。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需要调整时，应当取得中央主管部的同意。中央各都对直属企业下达计划时，应该同时抄送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中央各都向直属企业调动干部和职工时，应该同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事先进行商量。

国防工业一律由国防工委直接领导。过去下放的国防工业企业一律收回。国防工业企业专为民用服务的车1司，在安排生产时，应与企业所在地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洽商。

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由铁道部集中指挥。各级党委应保证完成铁道部运输计划。

(四)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凡属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平衡的重要物资，均由中央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在计划内应该调出的物资，各部门、各地方必须服从国家的统一调度。国家按行业分配给各“口”的统配物资和部管物资，由中央主管各“口”负责进行归口安排，统配物资经国家计委综合平衡报请中央批准后下达部管物资由主管部负责平衡，分别报送国家经委和财贸“口”批准下达。中央直属企业需要的物资分配给主管部，地方企业需要的物资分配给地方。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委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条件下，对物资有权进行必要的调整不但调整中央直属企业的物资，必须商得主管部门的同意。由地方管理的某些特殊物资，各中央局在本区内可以统一安排必要的协作供应关系应当继续保持，已经中断的应当尽快恢复。

(五)财权必须集中。各级的预算收支必须平衡，不许有赤宇预算。切实整顿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企业利润的留成应按新规定的比例减少。并且只能用于。四项费用。(技术措施、新产品试制、劳保、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双革经费、职工奖金和国家规定的福利开支。各部所提直属企业的利润留成数，应向国家计委提出使用计划，不能自由使用。加强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管理。任何地区、任何部门都不得把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不准把信贷资金用于财政开支，不准向商业部门赊购和挪用商品。

(六)货币发行权归中央。人民银行应该按期编制货币发行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经中央批准，严格执行。

(七)国家规定的劳动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不许突破。计划内规定增加的职工，应当首先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所属范围内进行调剂，不足时，再经劳动部门统一解决。计划外增加人，必须报经中央批准。各企业，各事业单位不得擅自招收工人，除国防工业和铁路职工外，中央各部直属企业的劳动力，根据国家计划，统一由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进行地区平衡。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委需要由中央各部直属企业抽调工人时应该商得主管部同意。

(八)所有生产、基建、收购、财务、文教、劳动等各项工作，都必须执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方针，不得层层加码，都必须集中力量，努力完我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管理体制调整后，地方党委更要加强对企业的党的领导，把企业的群众运动搞得更好。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委、中央各部、委党组，可根据上述原则拟出改进管理体制的具体规定，经中央批准后执行。”根据中央规定企业留成资金平均占企业利润的13.2%降为6.9%，规定留成部分只能用于技术进步和综合利用的需要，适当安排奖金和职工福利。（4）

光中央决心改正错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全体党员干部认识到错误，并积极改正才能彻底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2月7日结束，会议后期增加了开展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这是能将中央意志贯彻执行下去的保证。同时在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对这几年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平反，进一步给基层干部宽了心。

二、收回中央计划权、收回中央对地方重点企业的管理权

《八条》中第一条是针对“中央、地方两本账”说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式毛泽东说：“今年绝对不搞两本账，就是一本账，绝不要层层加码，中央是一个盘子。地方又是一个盘子，到省市是一个，到地县又是一个，到群众又是一个盘子，层层加码。总而言之，实事求是。”1961年8、9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做出《关于目前工业问题的指示》（5）进一步强调“在工业管理中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提出，“要改变以前将权力分的过多、分的过散，将已经下放到地方的管理权收回到中央。”“凡是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的重点企业，必须由中央或者中央局管理。”同时强调“加强纪律性”指出：“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是工作中的基本原则。”“中央的工业主管部门或者上级管理机关关于人员的调动和物资的调动的规定，有关单位必须坚持执行，不得违反。”同时指出对于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要给与党纪、政纪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处于刑事处分。

比如1961年2月7日，中央将原下放到地方管理的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上海、湛江、黄埔等10个沿海港口，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医药公司将全国297个药厂调整到67个，精简职工4700人，六大类原料药产量1965年第一季度比1964年第一季度提高29%，同时提高了质量。仅1965年投产的新药品种就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同时还将一些下放到地方的企业管理权收回，这里就不详述了。

邓小平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国际计委、国家经委等部门通过大量调查研究于1961年9月16日发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提出“五定”“五保”，“五定”：定产品方案；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五保：保证产品质量、品种、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使用年限。(6)《条例》发出后也对巩固中央权力起到重要作用。

三、收回地方财权、税收权，银行信贷管理权

1962年2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1962年2月21日政治局会议，陈云说：“第一点，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争取快，准备慢。”“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7）

1962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货币发行的决定》，主要内容有：“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收回前几年银行下放的一切权力。”“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不经中央允许任何地方、部门和企事业，不得在计划外增加贷款。”“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的界限，不许用银行贷款做财政性支出。”“各级人民银行必须定期向当地中共党委和人民委员会报告货币投放、回笼和流通情况……”“加强银行工作的同时必须严格财政管理。”“加强现金管理，严格结算纪律。”（8）

1962年4月21日发布《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切国营企业除国家批准的，其余必须盈利……”“坚决制止一切侵占国家资金的做法”“严格控制各项财政支出”“坚决制止各企业间互相拖欠贷款。”以及坚决打击偷税、漏税现象（9）。

陈云针对货币超发表示：“多进口白糖生产高价糕点。”“高档饭店吃饭不用凭票。”“每发行百元货币必须有几百元以上的物资对应。”“给农民提供适合的产品。”陈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快回笼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

1962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做了讲话。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也就是要按照农、轻、重来安排。同时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工业生产规模，降低重工业的生产指标；精简企业职工；调整工业经济管理规模，加强统一性；加强企业管理性。

调整时期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

为了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央于1961年1月15日批转《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规定》，同年4月3日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收购重要经济作物实行粮食奖励的指示》，都是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同年5月18日陈云提出《加速发展氮肥工业》的建议，并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比如生产适合农业生产的农机具等等。

精简城镇职工

1957年全国职工人数为2450万人，1960年为5000万人，农村劳动力减少2300万人。职工人数超过了农业所能承受的水平，必须对城镇职工进行精简才能度过难关。中央于1961年6月18日发出《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28日又发出《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的减少2800万人。对加强农业生产、缓解粮食供应压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这与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国企改制下岗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办法》规定，“精简的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已经成为技术骨干的可以不减。”“原先城市居民的职工不论新老，一般不减。……确实自愿回家，回家之后生活又有保障的，也可以准许离职回家。”而且对于离职职工按照年限发放生活补助，返乡途中的路飞伙食费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并且规定对于返乡职工回到原籍后地方政府“积极的帮助他们安家生产。”“如其住房有困难应予以帮助。总之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小农具、自留地的种子已至生活用具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于老弱病残不许以甩包袱的态度对待。”“工作必须做好，力戒草率。”（10）

加大核工业、石油工业投入力度。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大庆油田从勘探到开发中国石油人只用了三年时间。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大庆油田开放成功后相继开发了大港油田、辽河油田、冀中油田。从1965年起中国由一个石油进口国变为石油出口国。必须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很慢，这点必须承认。但当时中国的战略形势极其险恶，在中苏分裂后尤其严重。据苏、美解密档案披露，苏、美两国都曾经动过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念头。

结语

通过调整，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是最先恢复的，1962年粮食产量为15441万吨，1963年17000万吨，1964年18750万吨，1965年19453万吨。工业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高速度发展。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73.8亿元，比1964年增长26.4%。钢产量1223万吨，原煤产量2.32亿万吨。1965年，财政收入达到473.3亿元，比1964年增加73.8亿；支出466.3亿，比上年增加67.3亿元。收支相抵，结余7亿元；农民平均增收107.2元，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比1964年增加11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