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水月——评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整军计划

镜花水月——评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整军计划（下）

（续中）

“26年调整师”的战场表现

由于“26年整理师”并未实际编成，因此抗战爆发时，国军编制最强大的是“26年调整师”。采用该编制的36、87、88师及教导总队，不仅由德国顾问长期训练，还装备了较多的德制武器，甚至连钢盔也是清一色的德制M35型。这几支部队是国民政府历次阅兵式上的明星，因此又常常被称为“德械师”、“德式师”。

淞沪抗战初期，这几个“德械师”曾被人们寄予厚望，并被作为第一波突击力量使用，但它们的实际表现却让人大失所望。这其中，既有国军统帅部在战役指挥上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战役布势不合理的原因；也有国军的中高级军官根本不具备有效指挥“26年调整师”能力的因素。他们不知扬长避短，让本该作为机动打击力量使用的“德械师”暴露在日本海军舰炮火力下，发起一波又一波正面冲击，一味与日军拼火力、拼消耗。

纵观淞沪抗战以及紧随其后的南京保卫战，无论是“26年调整师”，还是36师、87师、88师、教导总队等所谓的“德械师”，在实战中表现出的战术水平也是十分低下的。突出表现在进攻时一窝蜂，只知正面猛打硬冲，搞人海战术，连德国顾问推崇的突击群战术都做不到有效实施。步炮协同、步坦协同、步工协同更是无从谈起。在淞沪战场上，即便是“德械师”的1个营，面对日军1个小队固守的阵地往往都束手无策。即便经过反复的人海冲锋勉强拿下阵地，取得的微弱战果与付出的惨重代价相比，简直不成比例。这些部队进攻手段单一，而防守时则死守一条线，既无防御纵深，也鲜有反冲击预备队。面对日军进攻，只知固守战壕，被动挨打，很少有阵前侧翼的短促出击，整体战术水平连欧美军队一战时水平都达不到。

造成“德械师”和“26年调整师” “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的原因很多：“清共”之后，黄埔建军时曾经朝气蓬勃的国民党军失去了信仰，沦为了军阀的工具，自身也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即便是“26年调整师”、“德械师”这些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其士兵也多为招募来的文盲，其中还不乏鸦片烟鬼，理解和掌握现代军事知识相当困难。“调整师”的各级军官多为黄埔军校前6期毕业生。但他们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学制仅有半年，且政治学习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实际教育水平仅相当于军士教导队。这些“天子门生”随着蒋介石政治军事集团的得势而在军中得以快速升迁，在各级指挥岗位上历炼颇有不足。虽然他们中的少数幸运儿被送到德国、美国深造，但毕竟数量甚少，不足以提升军官团整体素质。对黄埔军官团的实际军事素养和战场表现，国民政府其实也心知肚明。为了提高军官团的军事素养，国民政府也办了不少军校和各类军官培训班，为军官提供在职继续教育。但这些军校和短期培训班的训练内容，却都以“剿共”作战为主，缺乏对日作战研究。国军部队平时训练时，因经费有限，实弹射击机会比日军少得太多。因炮弹宝贵，步炮协同训练更是极少进行。至于步坦协同，则更是基本没搞过。白崇禧在总结淞沪抗战教训时说：“……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直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队实行的仍是募兵制，规划中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及预备役制度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后备兵力严重不足。一旦战争陷入长期化，就只能靠集训新兵来补充部队消耗。新兵军事素质的养成无疑需要较长时间，如遇战事紧张，容不得按部就班训练，就只能将训练严重不足的新兵补入作战部队以应急需。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作战部队整体素质的急剧下滑。事实也是如此，淞沪会战期间，诸多国军“调整师”、“德械师”损失极为惨重。这些部队虽然得到了优先补充，但补入部队的多为地方保安团，使得这些部队本就不高的训练水平和战术素养又进一步被拉低。在随后的南京保卫战中，这些部队无论是战术素养还是战斗意志，都明显弱于淞沪会战期间的表现。

因此，妄想仅凭编练60个师就能取得对日作战完全主动地位，只能说明陈诚及其所代表的国民政府 “既不知彼，也不知已”。无论是军队整编计划，还是对日作战指导思想，也根本没考虑到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差距，没有立足于战争长期化，而幻想通过一两次会战，引发所谓的国际干涉，在谈判桌上结束战事。

结语

众所周知，合理制订军队的编制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它的意义在于整合各部队、分队的战斗力，捏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使之形成合力，达到1+1>2的效果。同样的编制，在不同的作战环境和不同的对手面前，发挥出的实际效能可能相距甚远。这就要求统帅部在制订部队编制时，不但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潜在对手的情况，而且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身定制”。

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在德国顾问团帮助下制订的大规模整军计划，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纯属 “镜中花，水中月”。即使是抗战延至1939年爆发，该计划也根本无法完成。即便是像“德械师”这样的嫡系中的嫡系，精锐中的精锐，非但编制未能完全落到实处，训练则更是远远不足。虽然抗战初期，国军各派系军队，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广大基层官兵浴血报国，在战场上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付出了重大牺牲，但这并不能掩盖国民政府高层在整军备战、部队训练、战场指挥等方面犯下的一系列不可饶恕的错误。

综上所述，铁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主持国军整编计划的陈诚在1936年年底所说的那番话，说客气点是过于乐观，说得不客气就是在大吹法螺。用陈诚这些完全经不起推敲的话，来为国民政府及国军的无能开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