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年文化大革命被误读为十年的两大客观原因 1 三年文化大革命被误读为十年，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本文到此为止通过质疑十年论已经分析了一些，这里不做更多具体讨论了，只讨论两个重大的客观原因：第一个是贯穿了十年历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第二个是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本节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从历史沿革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后问题的解决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则又导致了九大后的斗、批、改运动……。这些不同时期发生的革命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则是一个反映这种关系的革命学说，它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就有了一些基本元素和构造，如1956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矛盾的学说，1962年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论断等等。它的主体思想构建在中苏1963年-1964年的公开论战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不久即在在文化大革命实践中获得完善，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最早的完整表述见于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1969年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立这个理论体系为党在新时期的指导思想，从而依然从根本上决定着九大后七年历史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历史连贯性造成很多人默默以此理论作为单一断代依据，而误以为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殊不知这还是受了《决议》定调的十年论的误导。《决议》言之凿凿说：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这一运动的主要论点是错误的。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这给十年论的受众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决议派和十年论者是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断代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首先，从1962年到1966年这个时期，实际上起指导作用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但是决议派并不把这个时期也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其次，1976年10月后到1978年12月的“两个凡是期”，更是完完整整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决议派也不把这个时期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可见，决议派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历史断代时，完全不是遵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或者遵循其他某个或某几个确切的客观依据，而是仅仅遵循他们自己的主观意志，想把时间止点设置在哪里就设置在哪里，或者干脆说他们就是以消灭文化大革命的所有领导人为止点，只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就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这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彻底的反文化大革。 若严格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单一依据，断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起讫点，那么就该把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这16年又4个月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或者至少要把1966年5月到1978年12月这12年又7个月的时间叫做文化大革命时期。既然把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这2年又2个月的时间排除在文化大革命之外，那就必须也要把1969年4月到1976年10月这7年半时间排除在外。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他们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断代时，是遵循了哪怕某一个客观依据（例如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而不是仅仅遵循他们自己的主观意志。 如果谁对此还不能理解，那么就不妨设想一下：若毛主席在九大之后再活的不是7年，而是17年或者更长，之后又让四人帮中某个人或者这个集体牢固掌握权力，而他们又在自己晚年成功把权力交给他们信任的革命接班人，如此延续以至无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相应“如此延续以至无穷”，那是否就能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如此延续以至无穷呢？显然不能。 革命本身不能解决革命后诸问题，文化大革命自身也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后诸问题，十年论正是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用文化大革命后问题没有全部解决，或者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完美，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并反过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样一来，复辟的历史事实就被掩盖了，仿佛复辟从来没有发生过，只存在文化大革命本身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泛左翼中附和这种十年论的大有人在。当然，也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正确的。这些人同样是搞不清楚，这个失败其实是失败于九大后暗中存在的复辟力量，更搞不清楚这个复辟力量来自哪里。 2 再来看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存在内容和时间上的重叠，但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历史范畴。文化革命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特定的历史范畴。从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到特定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是有一个长的历史过程的。 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设想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并把鲁迅的方向确定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作为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概念，主要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它是要革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文化，建设新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并再次赞扬了鲁迅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把“千夫”解释为敌人，把“孺子”解释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赋予鲁迅精神鲜明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赋予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鲜明的阶级性【21】。这样的一个新文化建设的道路可以叫做延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化建设以鲁迅为方向，以延安道路为指导。文化革命是1963年正式提出的，是以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为先导。这个文化革命是为此前的社会变革所带动，顺政治斗争之势而发，与当时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道，形成当时历史的两大关键辅题，配合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这个时代大主题。这期间排演出的一批现代文艺作品如《红灯记》（1963年）、《沙家浜》（1964年）、《白毛女》（1965年）《智取威虎山》（1965年开始改编）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树立为文化革命的样板戏，工农兵英雄成为它们讴歌的对象，许多鲜活的群众形象相应出现。正因为这一情况，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纪事文献，是把文化大革命的起点放在1963年京剧革命【22】。 根据以上，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是一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诞生的概念，建立新中国即意味着文化革命就已经开始，而只要封资修的文化不被彻底消灭，一种与社会主义配套的新文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就意味着这种普遍意义的文化革命还在继续，还没有讫点。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带着文化革命的使命，是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于1966年5月发起的、为期三年的、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次特定的非暴力的政治大革命，它有明确的起点（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讫点（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日），它包含了文化革命的很多内容而又超越了文化革命的内容：清除上上下下各级政权中的赫鲁晓夫，是和文化革命不同而使文化大革命成其为政治大革命的主要特征，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则是和文化革命相一致的重叠着的内容。 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关系可列表如下：
1949年1966年4月：文化革命
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九大：文化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并行（第一个重叠）
1969年九大后至1976年10月：文化革命与新的资产阶级复辟在暗中进行（第二个重叠）（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文化革命和资本主义复辟公开化。（第二个重叠的延续）
1978年12月后至今：资本主义复辟成功和复辟后问题的解决时期。
此处有两个相关问题必须加以说明：第一是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时期，可以直接和之前至九大的七年半时期，同归入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也可以仿效决议派将其确定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过渡时期。第二个是1978年12月后至今，虽然在很多革命者心中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可以说还在继续，但延安道路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也就是毛主席的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已经被新的资产阶级彻底叫停。 这样一理之后，就可以清晰看到，文化革命是穿越整个毛主席时代的一个历史过程，我特别标注了两个重叠，若把九大后到1976年10月这个历史时期，还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看待，那就是把两个重叠合并到第一个重叠中去了，就完全抹煞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过程，得出一个文化大革命自己失败了的结论。而且，一旦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混淆，那就还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以为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很多人确实有这种混淆，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实际所指却是文化革命。有的人则是相反，说的是文化革命，实际所指却是文化大革命。 四、必须推倒文化大革命十年论重构十年史 1 今天许多人都接受了十年论，但少有人认真想过九大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历史主题，而且是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尖锐对立性的两个不同的历史主题，把十年统归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两个历史主题之间的矛盾就是无法克服的。十年论明显无法处理这一问题，就干脆把九大后七年整体扔到历史粉碎机里粉碎，再从粉碎物中精心清理出几块残片，打磨抛光并涂以各种自己喜爱的色彩，放到十年历史中，说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遇罗克、张志新和他们的遇难故事就是这么制作出来的。而其中最大的两块碎片则是草率地放进一个骨灰盒里埋掉，墓碑上插个简单的牌子：反党分子林彪和四人帮葬身于此！ 实际上，十年论以同样的粉碎手法，处理了九大前三年历史，只不过在粉碎物里精心清理出来的几块碎片，不是打磨抛光涂上自己喜爱的色彩，而是造棱造角再涂上自己最不喜爱的色彩。造反派五大领袖和他们的“斑斑劣迹”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而他们身上背的不知道有多少是故意挑起武斗的保守派的黑锅，甚至是“西纠”、“联动”组织的犯罪黑锅。可是在三年历史的粉碎物里，决议派找不到刘少奇或者邓小平的骨灰，立不出一个高耸墓碑来，上书“遭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迫害致死”之类的碑文，于是就只能不让文化大革命在九大闭幕后结束，非要把它延长到1976年10月。这样一来，不但刘少奇的骨灰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刘少奇的高耸入云端的墓碑也立起来了，而且在其边上还立起了彭德怀、陈毅、贺龙这些人的五颜六色的墓碑，用这一群墓碑去坐实毛主席晚年“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所犯的“全局性错误”，去坐实毛主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封建暴君的暴行”。与此同时，与三年文化大革命有点关系却是在1970年后被判死刑的遇罗克成了最早觉悟的英雄，与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沾边的张志新也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的烈士。 刘少奇是1898年生，1969年11月病逝于河南。那是在九大后几个月了。终年71岁。陈毅1901年生，1972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1岁。毛主席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那时林彪都已经死亡几个月了。贺龙1896年生， 1969年九大后病逝于山西，终年73岁。古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彭德怀1898年生，1974年11月病逝于北京，死因癌症，终年78岁，在那个年代是老寿星了。看看这个名单，看看他们去世的日期和真实原因，哪个的死亡真正和三年文化大革命遭到迫害有关系？但是把文化大革命由三年说成十年，就全部有关系了（这里不想占用篇幅去驳斥他们所受到的“迫害”，所以只简单列出了他们的实际死因和死亡时间）。 即使围绕周恩来的去世，也有很多欺世盗名的东西，有传说是毛主席故意不让给他治病，要害死他。最轻的谣言也是说四人帮反对他，大事小事纠缠他，故意让他劳累而死。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年，把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就有利于捏造“周恩来受到江青等人长达十年的打击迫害”这样一个虚假事实，同时塑造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做殊死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从而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形象。如果只说文化大革命是三年，那这样的一个周恩来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在打倒刘少奇过程中，周恩来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那么，若说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迫害”刘少奇有罪，那周恩来也有罪。若说毛主席打倒刘少奇错了，那周恩来也错了。所以，三年的文章实在太难做了，十年的文章就实在太好做了。 涂鸦式、暴力漫画式、粉碎式的十年论，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最恶劣的影响，也造成了无数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困难和思想混乱，以致于直到今天，还是有太多的人在谈论文化大革命或进行相关写作时，严重脱离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事实，张冠李戴，不顾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目标、内容、步骤、时间进程，只顾说得痛快，写得痛快，稿费拿得痛快。没有逻辑还只是表层的、感性的因而是次要的。本质的、深层的因而也是最关键的，如文内所一再强调过的，是十年论有意回避九大后实际存在着否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新的走资派集团这一基本事实和刻意掩盖在九大后就暗中活动着并在毛主席去世后改变我国社会根本发展道路的复辟的历史过程。把三年文化大革命说成十年，新的资产阶级和复辟的历史过程就都不见了，只有了文化大革命自己的失败。左派也都接受这样的历史判断了。这样一来，全社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观就被完全颠倒了。 现在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了，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必须再颠倒过来。毛主席曾正确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981年6月《决议》及其定调的十年论，从本质上讲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夺取政权之后，为公开地完全地复辟封建的资本主义而预先制造出来的舆论，是他们先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纪念之历史年份，本文作者在此呼吁，一切革命的左派，要以此历史时刻为契机，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努力推倒决议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论，重建革命左派的1966年-1976年十年史，把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整个十年史的话语权夺回来。
右而左
初稿于2015年11月-12月间
二稿于2016年1月上旬、中旬
终稿于2016年1月23日 -------- 参考文献和注释： 1：本文所谓“文化大革命十年论”（或简称十年论）专指《决议》做出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时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这一历史断代和根据这一历史断代写出的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我对这个断代概念是不接受的，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不暗示对任何接受这一历史断代概念之个人的指责。
2：关于1989年的学生运动，官方和非官方、海内和海外各有不同的说法，本文在这里只是就其最初的动机做实事求是的表述，对运动的演变不做考察。但本文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坚决否定有所谓学生暴乱发生，认为那不过是邓小平当局为武装部队的暴力镇压刻意制造的借口。
3：参见右而左博客中《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一文）。该文还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之内源说和外源说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内源性的，受到的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是非本质的。
4：参见金冲及、逄先知等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376-13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第五卷，页461-463。有多种其他个人回忆书籍和文章将这次毛主席和刘少奇之间的冲突记载得更为具体，这里就不例举了。
5：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卷下页1410。
6：这次会见陪同在场的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等，参见《毛泽东年谱》卷六页45。
7：参见201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页797。
8：于友著《报人往事》，2003年群言出版社，页276-277。
9：林彪的这个讲话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本文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下卷，页769
10：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550。
11：在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宴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几个人。毛主席说了这次不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顾问，那么江青这次是以主席夫人身份而不是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身份出席宴会。宴会上毛主席指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内战的一年。宴会后不久张春桥、姚文元分别回到上海，利用当时上海的政治局面发动了一月革命。故本文结合1967年元旦社论、下文引述的毛主席自己的谈话等等证据认为，一月革命是毛主席刻意发动的。
12：2011年《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页781。
13：《毛泽东年谱》卷六，页88。这番话是毛主席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介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情况。会见时林彪在座。页89还记载了毛主席很关键的几句解释性谈话：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为主人去完成。
14：《毛泽东年谱》卷六，页61。
15：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卷二，页789。
16：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页795 是说：毛主席提出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隔离……1968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另一名重要成员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各类审查。
17：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54页。
18：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04。周恩来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谈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思想领域开始，发展到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现在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页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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