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和九大后七年历史解读 1 九大后的斗、批、改是总结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落实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具体是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教育革命、工厂管理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商业革命等等。这些与三年文化大革命提出的社会理想一致，但却与九大前三年中打倒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清理各级政权中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主题是不同的。就具体方法而言，如上面毛主席指出的，斗、批、改要一个一个机关，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工厂去落实，不重复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一下子铺的太开，万一铺开了，要有人管。这也与三年中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工人造反运动的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了。 斗、批、改中的局部的武斗主要是三年文化大革命中滋生起来的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行为的惯性使然，就好比是汽车刹车后也还有一个惯性推动，造成一段滑行。九大后清理“五一六分子”的行动还在继续，而且有继续扩大之势，遭到清理的主要就是前期的造反派群众，这必然引发造反派群众的反抗。与此同时，新的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在九大后马上为17年黑线翻案，并继续沿用他们挑起群众斗群众的恶劣手段制造事端，以便获得借口清理造反上来的干部，这也势必激起造反派干部的不满甚至公开的反抗。然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的局部武斗，都很快得到了控制。这一方面是惯性自然消失的结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按照毛主席以上教导吸取了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斗、批、改只是九大后七年历史时期的开端，不久就发生了陈伯达事件，牵连出林彪事件和批林批孔运动，接着是邓小平复出而不久又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是1976年4月的所谓“四五运动”、1976年10月的非法抓捕四人帮事件。这一连串事件之间的真实关系，十年论其实是语焉不详。更重要的是，十年论靠什么逻辑把九大后发生的这一切和九大前的打倒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连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并与《决议》给出的总结论相互融洽呢？决议派恐怕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而那些写作十年历史的右翼学者则是纯粹的跟在决议派后面鹦鹉学舌。 总之，九大后的斗、批、改与九大前期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继承性和发展性，而其后明显是巨大的历史断裂，跨过断裂之后，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一个地捕杀文化大革命主要领导人的过程。这说明历史发展的方向那时已经发生了倒转，有人在政治上对三年文化大革命搞秋后算账。 2
九大后是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时期。以上从政治上反映出来的东西只构成文化大革命后问题解决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九大后我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成就巨大。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单干道路被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强行叫停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根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发挥其本有的活力和创造性（当时叫做社会主义优越性）。 九大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更替。九大修改了党章，新的党章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九大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确立为九大后党的工作指导思想。这一切合在一起就确保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际发挥。九大后的历史任务，用周恩来借用毛主席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话来说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展，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9】。 1970年代我国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可以信手拈来一大堆：728项目（秦山核电项目）于1970年2月8日立项，不久就开始初期的勘测和施工；我国第一艘攻击性核潜舰在1971年6月第一次启动进行全舰联合试验；1958年开始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于1974年完成初期全部工程，丹江口水库成为后来的南水北调的水源源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1971年正式开工，三峡水利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也是在这期间开始细化；三线建设全面收获成果，多条西部铁路干线如成昆铁路、焦枝铁路等相继通车；1965年设市的攀枝花（成昆铁路穿过）经过1970年代的决定性发展，现在成为了西部明星城市；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523项目是1967年5月23日立项，在1971年取得关键性突破，在1972年就通过了国家鉴定。这些还只是沧海一粟。总起来看，经过1966年-1969年的三年文化大革命之后，1970年-1976年的七年的确达到了天下大治，到了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我国综合国力早已非1966年所能比，更不是1949年所能望其项背，可以说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技术、医疗卫生、电子工程、交通、水利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就是《决议》自身也不敢完全忽视这些成就。《决议》说：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决议》列出的这些成就中，有的是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取得，更多的则是在三年中打下了基础或者已经立项，是在1970年代中期以前取得的。然而，《决议》却并非将这些成就归功于十年历史所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本身，而是归功于反对三年文化大革命、反对九大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路线的一切人的反对行为。而且，上述引文中所谓“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在我看来，不过是被决议派用语言表述强拉进去衬托他们自己这些实质的反对者的。这种历史解释实在是荒唐至极。 3 九大后农业的情况需要特别单开一个历史小窗口多谈一下。十年论给全社会灌输的最错误的历史观点，实际也是最反动的历史观点之一，是说到了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全国人民还是吃不饱饭，而其主要立论依据不过就是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和居民粮油肉布匹等，都要凭票供应这个简单事实。有些农村出身的过来人，根据自己是种粮的却还要接受国家粮食定量标准，把超出标准的部分都交给国家这一直觉经验，也接受了吃不饱的说法。 实际上，当时国家搞粮食定量标准和凭票供应，最主要是为了节约，避免浪费，为国家当时的发展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积累财力，同时是为了当时的战备需要。这是“小仁政服从大仁政”的国家长远发展战略。1949年新中国从前人继承下来的工业基础实在太差了，1950年代在苏联援助下新中国获得了工业起步的基础，再经过60年代初中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虽初具规模，但后续发展的资本还是不足，还要找土地要钱，就是还要对包括粮棉油在内的农业产品的消费和使用，加以最严格的限制，确保一粒米都不浪费，一滴油都成为资本，以积累资金用于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现中粮集团)，是1949年建国后就成立的专业进出口公司，在成立之日一直到1990年代末，说是进出口，实际是以出口粮油为主营业务。我国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的初步工业化过程中，引进机械设备、成套技术、金属冶炼炉和钢铁生产线以及其他种种所需要的外汇，很大部分都是来自出口粮油和土畜产品所得。1970年代中国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寿命大幅度延长，我国引进技术和设备的速度都大幅加快，所需外汇压力也相应加大。在这种情况下，粮油出口数量却丝毫没有减少。甚至跨越了1980年代，到了1990年代，中国粮油出口换汇，依然是我国引进技术和设备所需要外汇来源的主渠道之一，而且1997年朱镕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需要足够的外汇确保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又承担了相当大比例所需外汇的提供，而用来换汇的还主要是粮油。现在，中国粮食对外依赖程度逐年增高，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现中粮集团）已变成以进口粮油食品为主营业务。这一出一进的变化，比任何其他证据都更雄辩地证明，所谓“毛泽东时代吃不饱饭”完全是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历史虚构。 这个历史虚构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揭穿，那就是看我国传统的南粮北调的格局是何时和如何改变的。中国历史上历来有湖广富天下足一说，湖南和两广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中南九省成为我国粮食的主要基地，历史上都是南粮北调，但在1970年代，这个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早在1950年代中期，随着三大改造的进行，毛主席就提出了国营农业在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规模的发展的大农业战略思路。在1956年毛主席还正式提出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概念。社会主义大农业、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在那时就成为毛主席时代农业的追求目标。从那时开始，经过1960年代执行大农业战略的社会实践，到了1970年代，我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了粮食生产的农场作业，我国的农业规模化、农业工业化，在那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包括技术基础。所以1970年初国家制定计划工作就明确提出了“要解决南粮不北调，北煤不南运”这两个关键问题。与此同时，“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农业又在学大寨，发挥出了人的战天斗地的能动性。所以，从70年代中晚期开始，我国粮食就再不是南粮北调，而是北方粮食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抽调出一部分北粮南调。我1979年在武汉上大学，很多学生都是以在食堂吃上东北大米做的米饭为享受。就是说“湖广富天下足”在那时就已成为历史的往事了。 其实，1970年代人口增长快、人口寿命延长，这本身就已经从正面确证了吃饭问题在那时已经根本性解决了。要是那时都真是吃不饱，人口出生率又怎么会高到要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人口寿命怎么会那样突飞猛进增长？从现在获得的1970年代人的照片看，从小孩到老年人，有哪个人是营养不良的？全国人口的增长居高不下，全国人口寿命大幅延长。这反过来又对粮油等食物供应形成巨大压力，而国家又不能靠进口粮食代替国产粮食来缓解这个压力，同时国家还继续需要粮油出口创汇。因此，国家就必须坚持统购统销，坚持粮油都凭票供应。这在当时叫做“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它一种具有相当战略眼光的做法，确实阻止了大量的浪费，为国家实际节约了大量的财富，用在了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刀刃上，具体成效不是现在用GDP计算法可以算出来的。 总起来看，九大后由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得到了巩固，集体作业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得到集中管理和使用，农业水利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农业知识的大力推广和普及，终于是农村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土壤改善，化肥的使用，田间管理的科学化，种子改良，种植方法改进，杂交水稻的推广，甚至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地膜和温室种植，确保了1970年代粮食单产的大幅提高。同时，全国性的开垦荒地，建设军垦农场、国营农场，大大增加了播种土地。在这样一个多种进步的新生的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农业在1970年代是连年丰收，国家储备粮、战备粮也都建立起来了，吃饭的问题早已经不是问题了。1978年之后城镇居民还吃了好几年的陈粮就是一个侧证。所谓“到了1970年代末期还吃不饱饭”，是把1950年代末的问题夸大到了整个其后20年，这就如同是把文化大革命三年中的局部混乱、武斗夸大为1966-1976整个十年一样。这些完全不顾真实历史的夸大都实际是不值一驳的。所谓“经济崩溃”，无非就是决议派贪天之功，把那十年一切伟大成就据为己有后，有意清空那十年的历史场地，好再装进去他们自己单干的旧货色（现在从很多地方都可以得到粮食产量历史数据，把那些数据一摆，就什么都更加清楚了。这个工作本文就不去做了）。 4 以上的论述表明了九大后历史的两面性。这个两面性与以往革命后历史的两面性一样，也是解决革命后问题所必然要发生的。革命天然是合理的，但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往往比革命本身还要艰难。革命是固定靶射击，革命后问题的解决则是移动靶射击和飞碟射击。这造成任何革命后问题解决起来都会有它的两面性。但不管怎么说，九大后历史的两面性和九大前的历史两面性都是不同的。因此，九大构成一个历史分水岭，把1966年-1976年十年分为前三年和后七年两个历史时期，而后七年不属于文化大革命。后七年关键的历史主题是围绕否定还是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而展开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特殊的政治结构外在的历史表现就是，一方面肯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正面力量在努力巩固三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成果，造成全社会显性的大踏步的进步；一方面是否定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黑暗力量在暗中活动图谋复辟，造成社会潜在的隐形的倒退，这个倒退仅在毛主席逝世之后最终显出原形，复辟的力量也大摇大摆从暗中走向公开。 然而，迄今为止，要合理解释清楚九大后七年历史中的很多具体问题，都还有相当的难度。从政治上看，九大后七年历史显得极其诡异！诡异就诡异在三年文化大革命中起来的造反派干部和许许多多的造反派群众，三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居然主要都是在九大后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静悄悄被消灭的，都是事后才慢慢为社会所知晓的。更诡异的还在于，有了林彪事件、非法抓捕四人帮事件，按说这个时代该是非常难以被遗忘的，可实际上许多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其他记忆基本消失，仅孤零零剩下这两个简单的时代标签，而这两个标签还是因为被归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才被记住的，不然的话它们也会像1976年的所谓“四五运动”，早已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
要解释清楚九大后七年历史的诡异性，要理解这七年历史的丰富内涵，就必须有真正的勇气实事求是面对这七年中仅次于毛主席的关键历史人物周恩来。我似乎可以认为，关于周恩来在整个十年中真实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都是一个研究禁区，仅在最近两三年才开裂了一个缝。这个禁区既是官方设定的，也是各种左、右派自己设定的，而且各有各的禁区和禁的办法。很难说左、右派谁更开放些，谁更较为少一些顾。右派是把周恩来绑定在毛主席的战车，说他奉行顺守哲学，与毛主席相忍为党。这一思路本质上是暗合左翼认定周恩来和毛主席就是一个司令部这一思路。这个思路或者这个绑定，可以顺利解释毛主席何以在1969年4月九大前的三年斗争中，轻松打倒了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却无法合理解释在九大后的七年中，毛主席何以事事不如意，以致于自己一撒手人寰，自己司令部的人就被一锅端，全国各地的革命营盘也很快被夷平，将兵非杀即关，历史180度掉头，回归文化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路线。 和以上左、右两翼不同的，是一些对《决议》真实思想领悟到家了、对邓小平的真实意图吃透了的非官方政治正确写手，他们写出的关于周恩来的著作，尽情歌颂周恩来，反而较为真实反映出了周恩来在那十年中的复杂而多变的表里不一的政治色谱，给解释那十年的历史提供了更为实在的窗口。他们几乎都是用明确的事实，引述周恩来的独特语言，描述周恩来的与众不同的行事风格，告诉后人：若不是周恩来等于是深入敌营，下到地狱火海，忍辱负重，自我牺牲，那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会完全成功了，老干部就会被一网打尽，后来翻盘就完全没有可能，中国就最终变成了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所以，周恩来是拯救了国家，拯救了党，拯救了社会主义。这样的写作与《决议》是和谐的一个调子，甚至可以说是最准确阐释了《决议》。作者们对毛主席也是正面肯定，说毛主席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毛主席的错误被野心家林彪、四人帮钻空子利用了，周恩来则是善于利用毛主席的信任这个有利政治条件，先后转战邪恶的中央文革小组、林彪集团和后来的四人帮集团，最终挫败了分别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反革命野心家集团。这种调子的“言下之意”到底是什么呢？各位读者自有分解。 我并不想冒犯任何左、右人士，我也无法在这样一篇文章中交代我对周恩来的完整看法，我更不想抹煞周恩来的任何历史成就。我只是想提请左翼注意，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就是周恩来在这七年中在政治上主动与毛主席渐行渐远，在经济上则被迫与毛主席保持了一致性。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么九大后七年历史的诡异性就可迎刃而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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