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动导言

这一基础的资本运动的表现形式，就其纯粹的现实性而言，已经决定了之前所说的那种危机可能性的不可避免的灭亡。后者存在所必须的历史条件——以原始供求关系为基础的买与卖行为的分离——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实现了扬弃：一方面，作为资本的货币使得单纯市场交换活动的买卖分离现象出现了更加扩大化和深刻化的趋势，同时又令这种分离意义扩张到了生产领域，在整个总过程内部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所绝对支配下的分离关系的资本色彩化，使得其由产生资本的外部先决条件向资本运动的内部关系过渡，并逐步实现了这种内化，从而使得分离的衍生意义成为资本主义内部根本矛盾的影响与组成要素；另一方面，以满足需要为目的的单纯商品生产和交换被资本主义关系下的以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目的的商品资本生产与资本实现所取代。这一系列的根本性变化，都意味着过去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注脚和资本积累阴影的危机可能性，已然随着社会历史阶段性的更替而式微，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实现彻底的消亡。

然而，这一切又是否意味着资本运动——总的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从此就一路顺畅地进行下去了呢？不，事实决非如此。从资本诞生之日起，就时时刻刻面临着矛盾、现实的运动的矛盾。资本的存在本身就是活生生的现实的矛盾。有关这一点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最能为我们所感同身受的，就是周期性爆发的危机现象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周期性危机与过去历史地存在着的危机可能性之间，有着根本性质上的不同。周期性危机的爆发，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其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内在根本矛盾之中，是这一矛盾最为浅显和最具戏剧性的表现。在这之后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将会发现，周期性危机对于整个资本运动的重要性是根本不容忽视的，它对资本积累将会起到至关重大的意义。

这里还有必要穿插几句有关历史和现实的抽象这一方法论的补充说明。在整个文章内容的叙述中、尤其是接下来对资本运动的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周期性危机——的分析中，如果没有出现特别说明，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家”一词都是指抽象意义上的一般资本的人格化；同样，“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等词都是指抽象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人格化。实际的具体的资本家（个体）、无产阶级（个体）的现实情况，都是比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一般抽象情况还要远为复杂得多的，但这并不根本影响总体历史的运动轨迹、特别是阶段的资本运动轨迹。这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是一种合理的抽象，是一种合乎事物本身意义的抽象，是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事物本性、从而把握事物发展脉络的有效方法。

资本的唯一自在的职能，便是为了交换价值、为了价值增殖、为了让资本成为资本。资本唯一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资本长期积累的历史趋势，只有这样，它才不至于迷失自我。因此，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实行的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变成了其宿命。表现在经验现实中，就是资本家为了谋取利润而似乎是无限度地进行商品生产活动。资本家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进而生产出剩余价值，之后再将这些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进行销售，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如此一般，资本经过了这一轮基本的运动获得了剩余价值，实现了增殖，达成了阶段性积累的目标，并时刻准备着投入下一轮资本运动中。——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以上所进行的资本运动，还只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形式。其中出现的还只有产业资本家，出现的资本形式还只有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至于在历史的进程中所出现的其他类型的资本家（如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作为土地投机者的资本家等等）和其他种类的资本（如银行借贷资本、生息资本、股票资本、土地资本等等），本质上不过是将整个资本运动的形式扩大化、复杂化了，并不改变资本运动的根本实质和目的。同时，作为以前历史的既有存在和历史发展中新出现的各式食利阶层（如封建地主、新旧贵族、新旧君主、宗教领袖、官僚集团、作为单纯土地占有者的房地产大亨等等）都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直接或间接地瓜分了剩余价值。又由于面临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与实际市场情况的诸多影响，使得原初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与最后获得实现并真正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形式——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了。不过这种涉及到剩余价值与利润具体关系的内容不属于我们在这里需要专门涉及的问题，故留待以后再加以考察。

但即使是这个形式极为简单的资本运动过程，就已经表现出矛盾，进而表现出危机的征兆。这包括两个具体的抽象矛盾：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的外化的形式矛盾——货币与商品的矛盾；作为货币的货币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之间的矛盾——货币与货币资本的矛盾。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是在货币诞生之初就已经在其和商品的关系中潜在地存在着；等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正式确立，货币和商品成为了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之后，便由资本的内在矛盾作为推动从而成为了现实的运动着的矛盾，并作为表现成货币危机的部分中介性的原因。

我们知道，货币与商品的原初矛盾，就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是借由货币的规定性（一般等价物，没有具体的物的有用属性）和商品的规定性（表现具体的使用价值，无一般等价物的职能）所衍生出来的。符合整个社会关系所要求的普遍流通凭证标准的，有且只有货币。这对资本家来说，能够大大有利于资本的积累（作为纯粹价值形式的货币，借由过渡为资本形式从而在实际的积累过程中不仅在量上、而且在质上都能够大大提高运动和积累速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资本积累只有作为货币形式下的积累才能得到现实的普遍承认。因此，资本家即使拥有大量的商品资本，如果不能将其销售出去从而获得货币资本、实现资本的形式变换，那么，这些资本也依然只是彼岸的资本，还没有成为此岸之物。商品资本就仍然只是一堆单纯的商品物积累，它对于资本家而言就没有意义。然而对于这些资本家——尤其是小资产者——而言，这些还未转化为现实资本的商品资本，不是体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矛盾的表现，不是一种“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流通中货币不足的危机，货币危机。“危机的发生，正是在人们……必须用货币支付的时候。这种危机又不是像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由于货币不足而发生的，而是由于作为普遍商品……的货币同一下子不能成为通用财产的所有其他特种商品之间的特殊差别表面化了。”③

但光是货币和商品的矛盾还不足以实现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结果。需要的另一个必备的基本条件，就是货币与货币资本的矛盾。我们知道，作为单纯意义的货币，其本质上就是流通的媒介，商品交换的中介物，其在流通内保有存在意义。但货币资本不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存在意义，就在于资本积累，其便在流通之外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它作为一种资本权力，同自身既有的货币权力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立性。流通的职能和资本职能发生矛盾，作为资本行使资本职能时与货币在流通中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发生矛盾。货币职能要求把货币投入流通，资本职能要求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并保有货币，这样双方斗争的结果就不可避免地指向了一种货币危机。“在专业化交易活动中，资本家的目的不是占有商品自己消费，而是谋取利润，这使货币又有了一种规定……在这一规定性中，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这一独立存在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不和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的独立性自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如果货币从流通中被抽出，流通就停止了，但是，这种积累起来的货币也能够重新投入流通，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实现了它作为资本的角色，并同雇佣劳动建立了关系。”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危机中的问题就是信用不足的问题。首先来说，因为各式各样自然的或人为的失误偶然性地导致了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市场美妙的必然均衡状态。在危机时期，私人从银行取出货币，迫使银行收缩信用，从而造成的信用不足又迫使资本家削减业务，而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危机。因而这些自以为发现了根本问题所在的天才般的改良家们总是要求放松信用、增加货币。——我们从这里得出的认识是，这些摩西们将引发货币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归咎为银行业和信用业中的各式偶然因素的综合所造成的人为性失误，其又进而通过这一发展了的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使病症蔓延全身，从贸易界到消费界均无一幸免。因此，货币改良家们相信，放弃货币的可兑换性，试图改革货币制度，就能够解决资本不能兑现的问题。然而，这些天才的愚蠢之处恰恰在于忽视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正是由于规定了货币的可兑换性，规定了货币与商品的社会性差异，资本的现实积累才得以实现。这些人的想法所要表达出的意思是，“仿佛资本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那些想大量发行货币的人，或那些……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属性……的人都是蠢驴。”⑤因此，问题不在于某种导致了货币不足的货币制度的特殊形式，而在于货币制度本身。

到了这一步，我们似乎就可以认为，由货币的规定性所引申出来的货币形式——或者说，货币制度——就是引发危机的根源所在。然而，抽象的货币制度自身只不过是为危机赋予了一层“货币”色彩。危机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不以社会需要而以货币占有（更确切地说，货币资本占有）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于整个货币关系被容纳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目的在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在于资本积累；因此，社会生产力的总体发展，同它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必然的根本矛盾。资本想要积累，想要实现价值增殖，一方面要依赖于发展生产力、不停歇地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当这些生产力以需要物的形式堆积起来却又无法实现价值、无法促进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的时候，矛盾冲突尖锐化到达了一定程度，便以危机形式表现出来。不过，这里的危机还只是一种抽象意义的危机，它的不同的具体形式还取决于资本实际运动过程中面临的内外部情形的综合效应所直接决定。这些具体的抽象综合因素，能且仅能决定危机的现实爆发所要采取的一般抽象的具体形式（譬如，在之前的分析中我们就已经说到了货币关系以及由其所决定的一般抽象性的危机的特殊具体形式，即货币危机），而不涉及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么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⑥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将之定义为一个非问题，即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与危机本身的最一般表现是等价的，也就是说，询问抽象危机的原因就意味着同义反复，是没有存在意义的命题。乍看之下，这与我们此前所述的内容存在悖论。然而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的这一观点陈述是与接下来的这个内容紧密相连的：危机的原因，指的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表明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危机”这一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危机的现实性”，危机的现实爆发。因此，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本就是原因的一部分，而非原因的衍生物。但抛开这一特定语境下的概念规定，我们想弄清的问题是，既然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存在的，那么，一般抽象形式的危机又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衍生出来的？针对这一定位，可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抽象性的因果联系，故而在这一语境下使用“根本原因”来对前后间的演变情况进行描述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