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运动导言

整个《资本论》，或者说，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围绕的核心，就是资本的运动。

然而，资本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整个的诞生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并自萌芽到之后的发展，其中充满了矛盾。因此，想要真正弄明白资本的整个运动状态，就必须要先追溯到其胚胎形式，其未成形形式，其存在的可能性。

W－W，一种最为简单的交换形式，产品交换。其象征着作为交换行为双方的互通有余、互补不足。这里不存在买和卖的概念，同时交换本身还作为一种纯粹偶然的社会现象表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然而还只是纯粹量的积累式提高。这时候，整个资本诞生的可能性都还未出现。

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整体出现质的变化时，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开始有了一种积累的趋势，然而这时还仅仅只是一种趋势，还处在非常不稳定的变化状态之中。伴随着这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上升运动的，是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的趋势（现在，还依旧只是一种趋势）。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故按下不表。产品生产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意味着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故而，交换行为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但频繁现象的另一面，也就意味着对于交换双方而言，单纯一次的市场交换具体内容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一种普遍性的要求是需要找寻某种能够代表普遍社会购买力的一般等价物，使得这种一般等价物在抽象意义上能够代表一切具体的特殊商品。于是，最粗浅的货币概念出现了。经过一系列自然性质的优劣性的历史比较后，金银——贵金属货币形式成为了胜利者。货币作为经验已知的最为纯粹且有着总体持续效用的价值形式，能够以最少的阻碍来达成各式各样的交换目的，让交换过程不仅在单纯的程序的量的改变上，更是能够完成质的结构的革命：这就是交换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

W－G－W，让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这个公式。相比单纯的物物交换W－W，G的插入令交换变得更为便捷：W－G；G－W。也即W－G……G－W得以实现。因为货币作为社会认定的一般等价物，代表抽象的普遍社会购买力，它使交换双方能够尽可能大地实现获取自己所需的使用价值的现实愿望。时间上的分离，意味着交换者可以不用拘泥于一时一刻的现有的使用价值的选择，即使暂时没有获得心中所意，也可以借由保存货币而保存自己的交换力量，这使得交换者的选择“深度”加深了；空间上的分离，让交换者得以携带力量凭证的票据尽可能更多地前往更为广阔的交易市场，深入幽谷进行探险，这又使得交换者的选择“广度”扩张了。与此同时，这样的交换还产生了新的概念，也即买和卖的概念，买者和卖者的概念，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的概念。然而，即使由物物交换过渡到了商品交换，这时候的商品交换也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商品交换，交换双方并没有改变自己最初的淳朴目的——获取使用价值，获取直接的物的有用属性。这时还没有出现职业的商人，更没有出现成熟的资本家。不过，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毕竟实现了交换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可分离性，而这一极为重要的特点内在孕育着两个革命因素：一个是社会分工的形成（这也不是我们要在这里专门论述的），另一个则是资本诞生潜在可能性的胎动。

至于这种资本诞生可能性具体是如何的，就需要我们面对那仿佛只是W－G－W单纯的变种形式——G－W－G。从形式上看，这也属于一个简单交换图式。然而，必须要我们引起警觉的，恰恰是这个公式所直观带给我们的简要信息：为卖而买。也就是说，在这里的交换者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渴求着多样化的使用价值，而是直接瞄准了普遍社会购买力，瞄准了货币，瞄准了寄宿在其肉身之上的灵魂——价值。而这一行为的实现，本质上就依赖于货币的产生而得以在事实上出现的买和卖的分离。首先，由于市场过程的这种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由最初完全依赖于交换者互为需求这一偶然因素而导致的完全偶然的现象进而变为必然的现象，本质上也是取决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质的发展变化），使得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事实上成为了可能（必须要明确的是，市场行为得以持续进行下去的必然前提就是成为正常力量的严格意义上的等价交换。同时，在这一基础之上，如果市场过程不存在一种分离的必然性，那么整个G－W－G就根本没有进行的意义，就会在事实上成为其表面形式所带给我们荒诞之感的“不必要的迂回”的愚蠢之举，这一交换形式就根本无法产生）。也就是说，G－W－G展现了进一步的真实本性：G－W－G＇。而G-G＇的差额，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内含前提地默认为已在流通中得到实现的剩余价值。然而，从之前的公式的单纯无辜的形式上来看，只会让我们对G自行增殖为G＇感到惊讶，似乎是这里的价值自己生产价值、自己繁殖了新价值。于是，这种仿佛能够自行增殖的价值，就为自己在之后所能够获得的新身份——资本，打下了坚实的本质基础，提供了转生的现实可能性。只有当这些自行增殖的价值能够作为燃料进入下一轮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中，并再次增殖、不断地增殖、无休止地增殖，只有在这时，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的诞生。

但必须紧接着看到这一点：资本由潜在的可能性（货币所造成的市场买与卖行为的偶然性分离）变为现实的可能性（货币所造成的市场买与卖行为的必然性分离），再进一步变为真正的现实性（自行增殖的价值进入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在这其中对于资本而言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直接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风险——即由买与卖的分离所蕴藏着的供求比例失衡而导致危机的可能性。买与卖的必然性分离标志着社会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危机可能性最为抽象的决定因素也就在这一分离中。“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①“分解W－G和G－W，这是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已经表现出危机的可能性。”②然而，之所以说是危机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的爆发，恰恰就在于萌发这种危机因子的机制并不是资本诞生后并在不断运动发展中逐步完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根本矛盾，而是货币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分离。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元素是在货币诞生之后、资本诞生之前的这一历史过程中就已经潜在地存在着，并在资本诞生的早期即资本主义关系未完成时也依然存在着。它和资本之间并没有某种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二者只是作为买与卖的分离这一社会现象所历史地派生出的结果，而这一种结果和那一种结果可以在一些条件的催化和调和下发生化学反应。

然而，我们也不应由此就低估这种危机可能性对资本本身的意义。如前所述，资本从胚胎形式到正式诞生，是决离不开货币的诞生与之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分离等社会历史现象的。然而这些社会历史现象自身在催生资本的同时，也催生着危机可能性的因子。资本要想使自己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引发危机可能性的机制，这一机制必然客观地生产着危机可能性，因此换句话说，资本离不开危机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使自己正常地运动下去就必然要求摆脱这种外在的危机可能性的隐患，后者对于前者而言只存在负面的破坏性影响。资本既想离开又不能离开；既想消除这种危机可能性又在事实上无法自行直接地消除这种可能性；危机可能性在根源上是自身的必须条件，但同时又确确实实地威胁着自身。于是，这里就体现出一个切实的矛盾，资本就在这个最初的矛盾中蹒跚前行。

然而，这个矛盾决不是能够一直存在的。产生这个矛盾的根源是外化于资本的，是由社会生产的商品基础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中随之产生的，危机可能性威胁着资本的成长，但反过来可以说，资本的成长也在威胁着这种危机可能性的存在本身。我们知道，这里的危机可能性——买和卖的分离所可能导致的比例失衡——的现实发生，取决于具体的一系列实际情况相互作用下的综合性的结果。正因为在这个时候，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根本上还在于满足需要，因此供求的大体平衡总的来说还是普遍发生，而危机——还只是偶然性，它的现实发生还只是缘于人为的失误。同时，一旦市场行为和商品生产陷于这种性质下所出现的停滞和崩溃的状态，那么对于幼年资本的积累来说，也不啻为一场灾难。因此，资本自身也是不希望这种危机的，但后者依旧作为商品经济的历史注脚攀附其上。直到一个关键时刻的到来，这些既存的固守状态才被打破。

这就是资本的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正式确立。作为一次根本意义的革命，它将如暴风雨般猛烈横扫过前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关系，确立崭新的世界面貌。

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在商品经济还未正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在于使用价值，在于满足需求。这时候的货币和商品，还只是作为单纯的货币和单纯的商品而存在。但在货币所引发的买与卖的必然性分离发生、进而G－W－G＇的图式得以现实进行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资本得以在扩大的既有框架内诞生，并在自身的运动中悄然改变着货币和商品的社会属性与存在意义。下面就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货币在诞生之初、以及资本主义关系正式形成之前，一直都是作为流通媒介存在着的。由于其作为社会普遍购买力的象征、作为纯粹的价值形式、作为一般等价物，通过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借以用自己代表（之所以用“代表”一词，还在于一种历史的抽象法的考虑。由于早期的贵金属货币在名义的货币名称和实际的重量名称两者上的价值量是确实等量的，这时候就可以直接无顾忌地将名义上的价值量与实际等价。然而，在经验的历史过程中，贵金属货币的消耗磨损在交易过程中被发现并不影响市场活动的实际进行。由此，货币的货币名称和重量名称开始出现明确分离的趋势，甚至于在这之后发展出纸币形式。不过，考虑到我们在这里论述的货币问题本质上与这种情况并无什么联系，后来出现的纸币如果从其单纯的流通媒介职能来考虑的话，也是可以纳入现在所说的货币体系中的。故而可以把实际的经验历史进程抽象掉，只从货币自身的逻辑来加以探讨）的价值量来交换一般商品，大大地促进了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一切的存在前提，正是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原始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才得以成立。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媒介，发挥单纯的流通职能——这决定了货币只有在流通领域内才有存在的意义。即使暂时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也只是为了在别的更符合交换者心意的流通中再次投入罢了。这时候对于货币的暂时持有和贮藏，只是作为最终实现交换使用价值的一种有所必要的手段而存在，其本身不是目的。然而，在G－W－G＇中，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交换者——或者说，买方——在一开始就使用货币进行购买。不过，这种购买本身并不是他的真实目的。他买是为了卖——为了成为卖方，获得增殖的G＇并持有（至于这种增殖活动实际是怎样发生的，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专门涉及的问题），也就是说，获得增殖了的货币、价值量。在这里，持有货币本身成了交换人的目的，让它投入流通反而成为了手段。于是，货币就在流通之外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意义，货币获得了独立（尽管还只是一种相对独立）。这种意义并非是从货币自身内在地发展出来的，而是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在货币上得到了体现的结果。货币的价值量经由流通实现增殖，它不再是一种经由在流通领域内被动地牵引着流动从而实现商品交换行为的单纯的媒介物、纯粹的价值形式，而是变为了资本形式，成为了资本，货币资本。而持有这一资本的交换者，就成为了资本家（或者更具体地说，货币资本家）。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整个交换过程不可能只存在货币这一具体的抽象物。必须还要有作为一般使用物的特殊商品存在，使之与货币进行交换，货币才有可能成为增殖的货币。不过，归根结蒂，我们对这个事实是十分清楚的：货币无论如何无法自行增殖。但G－W－G＇的结果却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货币增殖的现实。经验告诉我们货币价值的不可增殖性，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图式却告诉我们货币价值的可增殖性。既可增殖又不可增殖，这是货币在这里表现出的矛盾。如何准确地解释这一矛盾呢？

让我们再次回到熟悉的老伙伴那里。G－W－G＇实现的必要前提，就是买与卖的必然分离。故而就可以对图式进行分解：G－W；W－G＇。也即G－W……W－G＇。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W与G交换，但却并非等时地再与G＇交换。在排除了欺诈（对于市场欺诈行为现象的考察还需要另作专门说明）这一非有益市场力量而严格遵循等价原则的情况下，就能够得出初步的结论：并非是货币自己在流通领域中发生了自行增殖，而是商品在交换前后发生了价值改变；并非是货币发生价值增值，而是商品发生价值增殖。图式的最终面纱被揭开了：G－W……W＇－G＇。

不过，我们在明了了货币价值增殖魔术的真相后，也不由得意识到了这一情况：在整个交换过程中，原初定义的商品意义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知道，在G－W……W＇－G＇过程中，资本家的目的不在于获取单纯商品的物的有用属性、使用价值，而是近乎赤裸裸地要求价值、实现增殖的价值——要求使货币变为货币资本。因此，商品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要想使货币价值增殖，就必须先使商品价值增殖。商品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得到增殖价值——为了资本。因此，不仅是货币由于资本运动的要求成为资本形式，商品也由此成为了资本形式；商品成为商品资本；单纯的商品生产成为了商品资本生产。

货币资本与商品资本，是资本运动所形成的的资本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