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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夺冠的背后——现代体育·资本·工人阶级

2015-11-25 03:13|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824| 评论: 2|原作者: 许志安

摘要: 体育竞技正逐渐变成资本控制民众的“精神鸦片”实现转移底层对上层政治关注的目的,这种文化领域的异化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强烈和全面。只有真正摆脱资本的控制,体育才会返回自我,展现跃动的美感、享受生命的动力,而不再充当压迫自由的被动工具。

恒大夺冠的背后——现代体育·资本·工人阶级

许志安

来源:劳动民主网  2015-11-25 00:19   点击: 1149次 

【破土编者按】11月21日晚,广州恒大队在2015赛季亚冠次回合决赛上,主场以1比0小胜迪拜阿赫利队,3年之内第2次夺得亚冠冠军奖杯,给国内的球迷们狠狠地打了一剂鸡血。然而就在四日之前,以恒大队国脚为班底的中国男足却被中国香港队逼平,几乎提前三年告别世界杯。恒大的夺冠是重金聘请外援的结果,并不能掩盖中国体育事业整体衰败的事实。实际上体育市场化之后,中国的足球水平未见提高,足球等体育运动逐渐背离大众体育的发展原则越来越往精英化方向发展,体育行业内部也不断被曝出假球、黑哨等丑闻。体育竞技正逐渐变成资本控制民众的“精神鸦片”实现转移底层对上层政治关注的目的,这种文化领域的异化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强烈和全面。只有真正摆脱资本的控制,体育才会返回自我,展现跃动的美感、享受生命的动力,而不再充当压迫自由的被动工具。


恒大夺冠的背后——现代体育·资本·工人阶级

商业体育——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当代竞技运动已高度职业化、商业化、产业化,拥有知名度和大众好感的成功运动员受到资本的舆论追捧和大手面奖赏,明星选手们则成为企业行销战略的棋子,甚至自己也异化为商品和品牌;一句话,高级赛事(首先是热门项目)上夺取的各项奖牌(特别是金牌),等于跨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与世界资本主义全面接轨的中国大陆,劲头十足地全盘接纳着商业社会的金钱游戏规则。雅典之后,除各级政府的巨额奖金(从数十万至百万元以上)外,还有纷至沓来的馈赠汽车、别墅、「酒店至尊VIP客人」待遇、同顶尖精英(比如霍英东、曾宪梓)结识等等好处恭候着中国冠军们;今后数年内,明星选手们有大把机会出任公司或产品代言人以及打入演艺圈,继续赚取丰厚收入,可谓一出赛场,黄金万两!

大体说来,体育工业的收入来源分三部分:竞技(选手培训、观众消费、现场广告、转播权);体育用品和连带产业;选手(球队)的名人效应和品牌经营。任何商业投资(包括竞技体育投资)的目标无外乎红利,且越多越好;熊熊「圣火」橄榄花冠,冲不淡五环旗下的铜臭,与商家和赛事主办者的神话般赢利额相比,运动员拿的只算零头。1996年,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指天划地发誓「商业化能够而且必须效力于体育运动的发展。在制定计划时,我们却不可忘记一条:体育必须有自身的尊严,而不能被商业利益所控制」;事实证明这仅是奥委会(商业体育的大玩家)糊弄我们的堂皇鬼话而已。1985年,国际奥委会启动全球合作伙伴计划(TOP计划),吸引了一批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可口可乐、通用电气、柯达等等)参与其事;计划设计者希望把「奥林匹克」这一无双品牌蕴涵的商机发挥到极至,并大获成功——仅第4期计划(1997年至2000年)就为国际奥委会带来5.5亿美元,相关商家的利润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初,中国企业(联想集团)首次加盟TOP计划,以「充分运用获得的奥运资源,与联想的产品营销、品牌营销相结合。……来推广和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品牌价值」。

奥运举办期间,大公司之间的竞争无异于近身肉搏。在雅典,阿迪达斯和耐克两个巨人各显身手,他们的目标可用下面这句话来概括:「我们在市场上高昂的科研投入、广告投入,希望创造一个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大中华区市场总监毕宝元)。这场争夺市场的奥林匹克大战以各种方式操纵(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选手,后者如走台模特般展示着稀罕的鲨鱼皮泳衣、天价球鞋、最新款赛车,诸如此类。竞技场内外浓厚的商战气氛,使某些主流专家都被迫承认「现在的奥运会,运动员这个主体却有被逐步边缘化的趋势,而相关者却越来越像主体了」。

奥运会如此,其他比赛(特别是热门的田径、足球、冰球、网球等等)也不例外;赛事如此,选手和球队的管理越发如此。2002年,NBA卫冕冠军湖人队市值涨至4.03亿美元(1979年它的市值约2000万美元),堪称体育生意的成功经典;当然,有人欢笑有人悲,赚钱机器的高速运转意味着零部件不可避免地先后损耗、折旧和「出局」。2003年6月,法国足球明星马克·福(喀麦隆籍)因赛事频繁猝死当场,更让人震惊的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坚持要比赛进行到底——面对商业利益这位天尊,死神亦无能为力。

商业体育的重要性不局限于个别企业,更与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息息相关。大型赛事的举办(比如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可刺激关联产业如通讯、交通、旅游、餐饮等等的跳跃式发展,产生巨大连带效益;国际赛事和成功推出的明星群体还能大大改善举办国的世界声誉、提升该国产品的档次、以及对开辟新市场极有益的「软实力」(汉城奥运给韩国带来的形象变化,即是一例)。既然资本(及其支配的国家机器)介入并事实上主宰了体育,所谓「公正公平公开」「重要在于参与」之类的乌托邦信条难免惨遭放逐的命运。选手一朝变形为商品(难怪有人称姚明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单个出口商品之一」)和「民族象征」,他便注定要在具体和潜在的商业利润巨流中起伏,再上不得「纯粹体育」的岸,直至沉底。维持明星品牌「含金量」的手段,一靠包装二靠成绩,成绩不稳定怎么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上」的商战军令状和辅助措施早已准备停当:兴奋剂、黑哨、假球,直至买凶伤人;在雅典,所有这些几乎全在亿万观众的注视下上演过。

中国资产阶级对商业体育的态度

对竞技体育,前苏联、中国等国曾长期奉行大包大揽的「举国体制」,把各种赛事(尤其国际赛事)上本国的奖牌数量或某些敏感比赛(如1948年苏南交恶后的那场著名足球赛)当「政治任务」看待,并予以相应赏罚。类似现象的深层社会-政治原因,来自官僚层维持统治的种种努力——扶持「专业人士」构成的文体界(与官僚相近的阶层)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通过后者进行精神灌输(爱国、精英崇拜、为等级社会寻找合法性);对外迎合资本主义商业体育的价值观,尽可能多地赢得赛场胜利以显示「社会主义成就」。只要丧失社会管理权的工人阶级继续保持政治消极状态(满足于啤酒香肠球赛钓鱼的安逸私生活),上述办法在短期内能够实现(也的确实现了)政治稳定的目标。长期而言,官僚工人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和集团利益矛盾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发展(文体界要求更多物质回报、官僚希望赋予个人财产合法地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局部屈服演变为全盘认同),最终以9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复辟告终。

随着文教卫生领域的迅猛市场化,中国实业界开始惦记体育这块蛋糕,体育市场化的呼声高涨起来。1988年,赵瑜曾抨击「中国体育的最大悲哀便是‘衙门化’」,形成颟顸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十多年后,《人民日报》也提出改良体育制度,「主要不是靠国家重视竞技体育和政府资金支撑,而是建立在田径、游泳等各大体育项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发达的体育产业之上」。就事论事地讲,官僚办体育的旧体制早已弊端累累;但国际竞技运动的商业之路告诉我们,自由派开的药方含有剧毒,中国足球污迹斑斑的「职业化」便是明证。向市场转轨后,足球水平未见怎样提高,球员们却普遍陷入拜金(眯眼望雅典,国脚们看到的是「这次奥运冠军奖金大发了」)、赌球甚至吸毒的泥潭里,彩票的发行使得赛场上假球、黑哨充斥,各俱乐部内部明争暗斗的死去活来!职业化等于精英体育、明星体育的同义词,少数几个幸运儿志得意满香车过市,多数球员则成了牺牲品,无望地在下层挣扎却欲罢不忍——「找一份工作太难了,……不踢球我们就是一滩烂泥」(原广东球员温俊武)。这些,仅为体育全面市场化的小小预演罢了。

那么,是否资产阶级只关心体育工业的利润,而丝毫不理群众性健身运动的死活呢?并非如此。首先,健身运动等于充满商机的大市场,体育用品的主顾大多为普通健身者;其次,国民健康状况直接影响劳动力的质量(利润的增减)和武装力量合格兵源的充足程度(保卫有产者及其利润的暴力机器运行状态)。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资产阶级始终关心、鼓励乃至强迫无产阶级(特别是青年)改善体质,强身健体。21世纪初的中国资本忙于巩固统治扩充力量,它已意识到对无产者身体素质不可放任自流,并发出若干警报。主流舆论的调查显示中国各类体育场馆的数量很大,但它们「67%是教育部门所有,25%为体委等系统所有」「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实际意义的社区体育场地,2002年人均只有0.006平方米」!官员们惊呼「日本人的体质提高得比我们快」;学界指出2000年国民体质监测揭示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大幅全面下降;在中日钢铁工人技术比武时,国内工商界发现「在同样的技术熟练程度下,我方5个工人比不过一个日本工人,主要原因是体力不足」,并羡慕地告诉记者「新日铁」公司规定工人下班后必须锻炼一个小时。

在可预见的未来,资产阶级很可能一面继承「举国体制」的精英传统「为我所用」,用钱砸出一个个新冠军(本届奥运田径短跑冠军刘翔「过去一年的花费大约在300多万元人民币以上」,这样的投资显然会持续下去)。

从资产阶级利益出发,除了创造利润,商业体育(公共表演的亚类)还发挥着精神鸦片的宝贵作用,提供了控制民众的重要软性手段。

公共表演与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转移底层对上层政治的注意力,古罗马的统治精英推出过角斗士厮杀等公共游戏,并留下「面包与表演」的愚民名言。发达资本主义以罗马人为师,举一反三,研发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愚民麻醉手段(或充分利用前朝遗物,比如中国麻将和欧洲的反犹文化),主要包括酒精、毒品、赌博、连续剧、「综艺」节目、体育表演、追星,等等。

以体育为例,成千上万的球迷到场(或看转播)看球、支持球队的现象司空见惯;但见惯的未必不荒谬。身体的运动带来愉悦感和竞技中的成就感,也使人更强健;而球迷呢,他们处于消极的旁观角色,把运动的机会(享受愉悦和成功的机会)「委托」给一小伙职业选手,自己的「运动部位」只剩下嗓子(也许还有拳头)。事实上,这种可悲处境恰是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文化投射——对周遭万事既不能控制什么,也不知会发生什么,在变化的过程中只能无奈地旁观和等待、猜测、焦虑、沮丧或欣喜,渐渐习以为常。在纯物质领域,这种异化还不明显(生理特征不允许别人代自己吃喝睡觉),但文化领域的异化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趋强烈和全面,并为政治领域的极权统治逐步打下精神基础。

当然,观赏也能带来愉悦(高超技艺的展示),但对球迷(歌迷、影迷)来说,他们自己动手尝试(并互相展示愉悦同好)的愿望、机会和时间都少得可怜,「迷恋」取代运动成为终极目的!小人物单调灰色生活的苦闷,对成功人士的羡慕,使许多人靠追星换取一丝满足感(似乎与「多姿多彩」的成功生活建立了联系);同样出于现实生活的卑微和苍白,许多人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只能体现在对某个外在「偶像」的怀念里,只为那「偶像」唤起年少时的轻狂自信,还有那千万人穷其一生从未走近的光荣与梦想。更有甚之,鉴于职业表演——观众追捧现象本身的非理性,「迷」们的选择(比如支持哪支球队或哪个明星)相当盲目,精力和时间消耗在空洞(自我感觉很刺激)的「确认偶像至尊地位」努力中。

明星运动员一夜暴富的现代神话,使大量贫困青年不切实际地把投身商业体育当作摆脱苦难的捷径,主流舆论亦乐得推波助澜(穷小子们空想越多越好)。70年代末曾有学者指出,美国黑人职业运动员不过数千、职业生涯短暂,根本无法为百万计的黑人失业者提供实际出路;但在舆论「黑人体育天分极佳,努力奋斗祝你成功」的日夜洗脑下,无数贫民区青年却对这个神话坚信不疑。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舆论同样津津乐道体坛乌鸦变凤凰的奇迹——李连杰(原北京武术队队员)跻身国际影坛巨星;李宁、楼云、朱建华谱写商界传说;姚明的亿万富豪之路;昨日穷光蛋今天拥百万。如果说盖兹、李嘉诚、刘永好、张朝阳们的成功通常只引起羡慕、嫉妒乃至愤恨,巨商李宁具有的「亲和力」却拉近了底层与上层的距离,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普遍肯定。

最后,资产阶级国家通过明星崇拜鼓吹爱国精神,强化被剥削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取得不错的成果。70年代,美国政府警醒地发现东德在竞技体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引起美国部分观众的羡慕,便迅速动员财力进行干预以挽颓势;爱国情绪持续高涨的台湾社会对雅典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如痴似狂的态度;舆论界也肯定奥运的辉煌战绩「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凝聚整个社会具有重大作用」,凡此种种,都验证了商业体育和资本主义政治不可分离的关系。

社会主义与体育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个片段——小楼痛骂蝶衣是「戏迷、戏痴、戏疯子」,只知唱戏不问前程;显然,充斥激烈商业竞争的娱乐圈(以及1949年官僚专权的中国大陆)很难容忍戏疯子们的自由活动。但在脱离商业利益控制的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工人国家)和无阶级自由社会(共产主义),蝶衣一族却会如鱼得水。彻底废除职业体育、一切为人的全方位身心自由发展服务(包括身体的发展);等级、虚荣和物质利益不再与文体活动掺杂;阶级社会的精英崇拜渐渐远去;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不再有效。体育最终会返回自我,展现跃动的美感、享受生命的动力,而不再充当压迫自由的被动工具。对那时的自由人来说,所谓「商业体育」仅是前历史蒙味时代无数可悲记忆里的一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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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yiou 2015-11-25 10:57
体育应该是全民的体育。毛主席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只有增强了体质,才有望搞好各项体育运动。我很赞赏苏联的“劳卫制”,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贯彻,会不断涌现等级运动员,运动健将脱颖而出。足球何难。一切搞私有化,什么事情也搞不好的。
引用 远航一号 2015-11-25 03:13
责任编辑:远航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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