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论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

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论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刘杰是个很温和的人，善搞中庸，胆子还小，通常不见兔子不撒鹰，可是逮着兔子就小富即安，牛也拉不回。最近看到红中网上有许多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章，于是也想亮一亮兔子。我周围经常能听到一些时髦词，新常态一带一路亚投行什么的，反正电视网络上说什么大家就说什么，大家见面说的都在重复媒体的话，见不得个人的思考。所以先看看关于中国经济危机“大家”都怎么说？

一种说法叫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什么意思呢？一句话，资本主义来了大姨妈，人口红利减少了，产能过剩，企业和地方政府大量负债，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从程度上可能很痛，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是阵痛，挺一挺就过去了。有人把国家比作全能神，宣称国家想要8%经济增长还不容易吗？现在就是故意保持低增长，进行结构调整。大姨妈来了的确不适合剧烈运动，可是我一听到结构调整这几个冠冕堂皇的字就知道，讲话的人要么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要么就是心怀鬼胎。结构调整无外乎就是破坏性创造，就是让企业破产让工人失业为重振资本积累准备条件。像楼继伟说的更赤裸裸，他把改开以来分成三阶段，注意这可不是春天的故事一个阶段走进新时代一个阶段，而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的关系来划分的阶段。从1978到90年代中早期，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平稳而工资增长快，这是第一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2007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第二阶段。2007年是一个拐点，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这是第三阶段。他把第三阶段归咎于《劳动合同法》，还要避免高福利陷阱，俨然中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已经接近高福利国家，我个人深感拖了祖国的后腿。他其实想说，我们现在三期叠加，要拿工人开刀。我觉得这是比较实在的说法。先不管危机的成因是什么，反正我现在危机了，我要找那个好欺负的开刀。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反腐把官员整得小心翼翼，不敢作为，还有人总结说抓起来的都是干事的人。这么多年以来，主流经济学翻来覆去讲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或者捞得好处，所以想方设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所以要招商引资压低工资减少环境监管，好事坏事都是这么一个故事。现在有所作为可能被反腐，所以经济增长就下滑了，虽然咱们不明说，但其实腐败什么的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都是灰色地带，别净整非黑即白那种事，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吗。这种说法在被反腐影响到的所谓中产阶级那里还真有市场。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三期叠加避免高福利陷阱之类的话岂不都白bb了，中央出个文件宣布反腐告一段落，危机自然就解决了。可是官员做的不是资本家的事，招商引资不是官员投资，官员顶多促进了资本积累而没有代替资本积累，资本家不投资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两种说法一个盛行于官方，一个流行于坊间，官方的冠冕堂皇，坊间的颇为厚黑，可我觉得都云里雾里，并没有把今天中国经济危机的成因说明白。我想用马克思进行分析，可是我读的书也不多，不能起个名字叫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有幸拥有马克思主义视角的人却很少分析具体问题，还请这些人对我挂羊头的分析网开一面，少说“你连什么什么都不知道之类”装大爷的话。我认为，马克思虽然说过这说过那，说过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说过一般利润率下降，说过工人可以争取工资提高说过资本总有办法对付工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危机是件很具体的事，就摆在我们面前，而且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所以我得说句废话，叫做别套用马克思的一般理论，而要用马克思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的观点与阳和平同志不同，与远航同志也不完全一样。在红中网的争论中，阳和平同志认为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起因。其实，生产过剩和资本主义相伴相随，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资无法购买全部产品，资本家剥削越成功，生产过剩很可能就越严重。在一定条件下生产过剩会导致危机，可以表现为商品过剩也就是商品卖不出去，或者产能过剩，也就是产能没有充分利用。可是不能反过来说，如果商品过剩产能过剩，就一定是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比如金融泡沫破裂，比如利润率低迷导致投资下降，比如国际国内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比如出口市场的萎缩，比如汇率的变动。中国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这里面不仅包括了工人工资，还包括了务农收入、个体收入、管理者报酬、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所以工人阶级的收入份额应该更低。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过剩的体质。但是，一个胖子并不总会因为胖而得病，他可以挺健康，也可以因为胖以外的其他原因而得病。医生给他看病的时候不能抓住肥肉不放，不管得的什么病都是减肥一把刀。每当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生产过剩总是一种“不会错”的解释，也是一种“会不错”的解释，可是要想判断未来发展方向，保证不错是不够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这个生产过剩的体质可以维持，虽然工人消费能力弱，但是社会总产品还可以用于投资或者用于出口。现在出现了危机，那么肯定是这个“一定条件”不具备了。我们只有分析了这些条件，才知道虽然是一个生产过剩的体质，为什么前一个时期中国可以高速增长，现在这个阶段陷入危机，将来较长一段时间还要处在低迷之中。

首先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外部市场萎缩。这没什么说的，也没有什么争论。虽然GDP增长中净出口的贡献很小，但那是净值，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出口总量，出口萎缩对企业是致命的。第二是投资的下降。我们可以用统计上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率（经过价格调整）来看投资增长的速度。2001-2008年平均增长率是15%，2009年四万亿计划导致增长率提高到25%，2010-2014年则下降到10%，其中2014年只有7%。从2015年的月度数据来看，投资还在进一步下降。投资为什么会下降，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利润率。我计算的利润率表明利润率在1999－2007年之间上升，2007－2014年下降，2014年只相当于2003年的水平。这里得加个注：我排除了非企业部门，而且根据剩余价值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转移进行了调整。利润率的分母是以重置价格衡量的固定资本存量，有人要批评我没有把流动资本以及以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加进分母中，与马克思的原意不符。这是缺乏数据所导致的，但是不能因为与马克思原意不符就固步自封吧，所以我想尽办法看看没有放进分母的各部分在2007年前后是怎样变化的，现在我可以说，即使按马克思的原意进行调整，利润率在2007年前后仍然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现在的问题就是，利润率为何以2007年为界出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可以影响利润率，一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长期来看，有机构成提高会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可现在利润率的趋势是先升后降，即使有机构成在起作用，它的提高也无法导致利润率先升后降。二是价值实现出了问题，这又回到中国的生产过剩体质上了。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不是单向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生产过剩越严重，东西卖不出去，生产能力闲置，利润率就越低，反过来利润率越低，投资需求越弱，生产过剩就越严重。2007年之后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市场萎缩，中国生产过剩的矛盾暴露出来，此后四万亿计划短期内掩盖了生产过剩的矛盾，但是进一步扩大了产能，在计划结束后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生产过剩肯定是利润率下降的一个因素，但它是体质性问题，存在了很久，只不过条件成熟后暴露出来，它和利润率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所以不能把问题都归因于生产过剩。除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价值实现问题，第三个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就是价值生产的问题。也就是说，2007年前后，劳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分配比例来说工人分得的价值更多了，剩余价值减少了，导致利润率下降。这个因素的争议是最大的，但我有这么几个证据。

证据1：以2008年为界，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先降后升。远航同志也经常使用这个证据，虽然数据来源不太一样。我衡量了统计中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劳动者报酬占不包括固定资产折旧在内的GDP比重，还有企业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前两个指标都在1997－2008年下降，2008-2014年上升，剩余价值率则相反。阳和平同志说这是假象，是利润份额的变化所导致的，其背后的原因还是生产过剩。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我也认为是利润份额变化的原因，并且觉得劳动份额迟早要下降，毕竟企业不赚钱可以压低工资，就这样到了2014年，劳动份额还在上升，一个假象能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还真得认真对待它了。

证据2: 产业后备军在减少。90年代国企改革形成的下岗职工现在基本到了退休年龄，大多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农民工的数量没有减少，但是其增速在2008-2014年出现连续下降，并且在2011-2014年慢于城镇就业总量的增长。当然，存在使产业后备军减少的力量，就存在使产业后备军增加的力量。如果失业工人大量增加，产业后备军的减少有可能被抵消，工资就会停滞，但是目前看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证据3: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趋于稳定，差异趋于缩小。2008年之后城镇就业中农民工的比例基本稳定在43%左右，2010－2014年还稍有下降，与90年代和2000年初农民工比例逐年增加的情况不同了。同时，农民工在收入水平上与以国企为主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虽然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差距在明显缩小，2008年农民工收入水平是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56%，2014年变为61%。90年代以来城镇工人和农民工彼此竞争，资本家用农民工代替城镇工人，这是工人力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这种情况实际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

证据4: 虽然工资有所增长，但仍没有达到生活工资水平，所以工资降无可降，工人有理由有动力争取生活工资。中国工人的福利不是过高而是过低了。长期以来资本家没有给工人支付生活工资，这方面的斗争空间是巨大的，争取生活工资的斗争如果取得成效将显著改变劳资之间的分配关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改变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

当前危机是工人阶级的责任吗？当然不是。如果上述证据成立，那么工资对利润产生了挤压，但是就算是涨了工资也达不到生活工资的水平。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习惯了低工资，大量僵尸企业靠低工资获得高利润，现在工资涨了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理由责备工人？

同样，正是因为工资达不到生活工资水平，工人斗争还处在转折过程中，工人力量强大的局面还远没有到来。但至少事情在发生变化，90年代以来劳资对立偏向资方的趋势正在改变。

工资增长对解决危机是否有好处呢？危机的成因有生产过剩的一面，工资增长会增加有效需求，缓解生产过剩，但工资增长会挤压利润，恶化危机。目前的经济结构，投资仍然是总需求的最重要部分。工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会超过正面作用，所以中国经济将在较长时间内处在这种低迷状态下。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低迷会促使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从事投机，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国家再来个金融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就齐活了。唯一可能的路，就是利用国有企业不计较利润率得失进行资本积累，或许能冲破这种低迷局面。

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