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经济危机和马克思主义——与阳和平同志再探讨

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

            关于中国的阶级斗争和经济危机的关系，我在他处有详细论述，此处不重复。这里仅简单地评论一下阳和平同志的几个观点。

            阳和平同志承认，近年来，中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但是，为了证明中国工人工资的上升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无关（不知道为什么，和平同志似乎本能地强烈反感一切关于工人斗争力量上升的论述），和平同志坚持认为工人实际工资的上升是由“城镇化”引起的。

            确实，完全在城市生活的工人其生活成本要大大高于那些传统的在城乡之间“两栖生活”的传统农民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家都是活菩萨吗？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有效斗争，资本家何必付给越来越多的工人足够高的工资，从而使得他们能够负担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呢？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的有效斗争，工人继续做他们的农民工，资本家有什么损失呢？还是说，中国的资本家的血管里突然开始流淌起了道德的血液？阳和平同志自己都举了例，世界上实现了高度城市化，但是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从而大量人口在贫民窟中挣扎的国家有的是。这不恰恰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能力比那些国家高过一筹吗？

            为了说明中国工人的斗争主要是“防御性”的，阳和平同志引用了中国劳工通讯的一些资料，试图说明，大部分工人罢工主要是为了反对迁厂、倒闭、拖欠工资等。

            首先，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工人斗争的力量和综合的阶级力量对比。要比较全面地了解阶级力量对比及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还是要看国民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变化。

            其次，沿海诸省的制造业资本家为什么在经历了多年经营以后纷纷要搬厂、倒闭呢？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不正是因为近年来，沿海工人进行了越来越卓有成效的斗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接受较高的工资成本，利润率急剧下降，所以资本家才急于寻找新的廉价劳动力场所吗？所以，这样的“防御性”斗争，至少是在普遍进行的工人有效进攻基础上才发生的。并且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有效进攻似乎还没有停止，所以资本家的利润率还在下降，于是更多的资本家还要搬厂、倒闭，从而引起更大范围的“防御性”斗争。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这样的工人斗争，无论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都不是没有限度的。

改良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在整篇批判文章中，和平同志有一个主旋律，那就是将主讲人的观点判定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不像马克思主义” ；而主讲人最主要的罪过，莫过于为“改良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从而引导工人阶级走上劳资双方“共赢”的邪路。

            和平同志的批判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谁来判定，某人、某事、某思想、某观点，是还是不是“马克思主义”？

            或许有人认为，只要“回到马克思”，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问题没有这么简单。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由于被资本家压迫剥削、生活条件所迫，是没有多少时间和条件来阅读经典著作的。有条件阅读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性。至于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也决不会放弃各种机会来歪曲、“解读”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闹剧，就是一例。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辩证唯物主义。将经典作家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思想当做不变的教条、万世不可更改的圣经，是既不唯物也不科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经常地学习经典著作，从中吸取营养、得到启发。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主要是十九世纪欧洲工人的革命运动的产物，反映了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从中初步总结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运动规律。列宁、毛主席依托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六十年代，又出现了新的世界革命高潮。在六十年代革命高潮的基础上，国际上（不仅是在欧美，而且也在拉丁美洲、南亚、中东、俄罗斯等广大地区）形成了大量的、新鲜的进步思想成果。其中有一些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范围内的，有一些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以外的。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外的，都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认识，增进了我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把握。

            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进步分子来说，必须努力继承中国的和外国的以往一切的进步思想成果，这不仅要包括马、恩、列、毛等经典作家，尤其要注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以后产生出来的一大批进步思想和实践经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的进步左派团体多数缺乏来自后一个方面的营养和启发。

            无论是古代、近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不能够给我们当前的实践提供现成的标准和公式。中国的左派进步分子，应当有决心、有勇气，根据二十一世纪中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新办法，独立自主地解决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问题。

            在这方面，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其它的道路，不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客观的历史实际，取决于现实的阶级力量对比及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十九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流行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并没有阻止欧洲工人运动在二十世纪走上改良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式简化为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就是在第二国际时期才流行起来，后来又经过斯大林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版本）。

            而从历史实际情况来说，正是因为由消费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式，才在客观上存在着通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让步，来一方面提高工资、缓和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借着工人增加消费，来提高有效需求，从而实现资本家、工人“双赢”的历史可能性。

            与阳和平同志努力要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恰恰相反，历史与理论的事实都是，简单化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恰恰是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经常依靠着的理论基础。

            与阳和平同志所诬蔑的相反，由于利润挤压所造成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恰恰反映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以及一部分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力量已经上升到相当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已经无法被世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所容纳。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或者，工人阶级将斗争引向更高的阶段，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界限；或者，危机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并且剥夺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历史改良成果来解决。这难道不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世界历史事实吗？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被奴役被压迫、近乎任人宰割以后，开始进入了新的斗争力量上升的阶段。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阶级也将面临类似于欧美工人阶级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国工人阶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面临的历史检验。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能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的道路，做出一番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事业！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浪淘沙，一切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都要经受考验——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还是被无情地遗弃，还是在滚滚洪流面前无助地徘徊——对于历史，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个人，还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