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俄国革命

二、两个政权同时并存，是革命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一种普遍的过渡形式

拥有武装暴力是拥有政权的最显著标志。

今天的一般民众普遍都不假思索地认为，民主是通过多党选票竞争、圆桌会议或和平的谈判而得到的。如果在议会里打架，那是要遭人耻笑的，因为民主是排斥暴力的，哪怕是打打架也罢。这种误解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有意淡化暴力，以避免无产阶级使用暴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我国没有经过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人们习惯性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文人提供的材料。其实，所谓民主革命，就是打碎王冠，消灭地主，把农民从土地雇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人身自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买卖的劳动力商品，为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开辟道路。为此，习惯于坐享其成，坐地收租的地主贵族必然是要坚决镇压上述企图的。别无他路，新兴资产阶级只有联合随时随地可以武装起来的农民，采用暴力手段打碎他们共同的枷锁，才能解放自己。因此，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称它为政治革命），几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通过武装暴力变革政治上层建筑而实现的。但这种革命不同于在所有制上变私有为公有的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它只要完成国家政权从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即便保留君主虚位），建立共和制，革命即告成功。

今天，议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最高立法机关，但在早期资产阶级弱小的时候，它只是君主与贵族、僧侣、骑士和市民（主要是资产阶级）的议事机构（俄国议会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产物，在俄国称杜马），本身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资产阶级在其中更没有什么地位和发言权。随着资产者在人数和财力上的壮大，议会便成了他们同君主进行权力角逐的场所，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直至资产阶级以议会为支点掀起暴力革命。典型的如英国1640年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直接诱因都是中央财政枯竭的国王召开议会，再次把手伸进了资产者的钱袋子，导致矛盾激化，接着在议会中围绕王权与议会权力分配展开激烈斗争（此时通常是非暴力的），最后引发了资产阶级与国王的内战，经过数次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资产阶级最终站稳了脚跟，确立了以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的立宪民主制的政治统治形式。这里，王权与议会两种政权形式此消彼长，可以看做是两个阶级政权并存的初始形式，谁胜谁负一般在于两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在武力上较量的结果。

在存在殖民统治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采取了以民族民主独立解放战争的形式反抗殖民统治，最后建立了共和制政府，典型代表就是1566年至1609年40余年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尼德兰革命和发端于1775年的反抗英帝国的美国独立战争。近现代亚非拉广大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独立解放运动，就是这种类型的民主革命。这里，殖民地人民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与宗主国是两个并存的政权。

由此可见，暴力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普遍适用的形式，即便少数采用和平过渡的形式实现共和，也是在以暴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实现的（对抗双方综合力量对比的结果）。

我们熟悉的发生在中国的著名农民起义（先称王称霸），1925年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后进行的北伐，中国共产党苏区的武装割据，首先都是要建立一个与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地方革命政权，进而发展壮大，直至最终夺得国家政权。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后，并没有出现像英法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结果，即由资产阶级独掌国家政权的局面，而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罕见的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且都在首都彼得格勒）：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即列宁所称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穿军服的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政权。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这种并存的局面不能够持续，其结果要么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解除苏维埃的武装，要么苏维埃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两种情况在实际中都没有出现，而是出现了与发生在我国的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推举旧臣黎元洪为都督一样类似的现象，掌握武装的“后者自愿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愿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一过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首先发生的是二月民主革命，革命首先是由工人阶级掀起的。

十二年前的俄历1905年1月9号“流血星期日”（公历22日），是俄国工人同沙皇政府决裂的日子，这一天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俄国工人的头脑中了，只要有可能，俄国工人都会在这一天走上街头向沙皇示威（比如1916年当日彼得格勒就有10万工人罢工游行）。1917年这一天，首都彼得格勒工人在万人兵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的牵头下走上街头示威，成为二月革命的前奏。

俄历1917年2月23日（公历3月8日）是“三八”国际妇女节，彼得格勒50家工厂约13万男女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第二天，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在“打倒沙皇君主制度！”“以战争反对战争！”“临时革命政府万岁！”的口号下举行示威游行。参加罢工示威的群众增加到20万，运动不可逆转地成为政治性总罢工。

尼古拉二世慌了手脚，连忙诏令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着令于明日，将京都骚乱悉行制止”。沙皇政府首先逮捕的是领导运动的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各级领导人和其他一百多名革命积极分子，同时在屋顶和角楼架起了机关枪，向示威的群众射击。但是，沙皇的血腥镇压反而激起人民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俄历2月25日，罢工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工人攻占军火库，夺取枪支弹药，筑起街垒，与沙皇军警展开战斗。同时，革命党人和工人跑进军营，宣传和感召士兵，赢得数万名士兵公开站到革命的一边，并同武装起义的工人一道，占领了沙皇的巢穴冬宫和政府各部，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将军。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挽回败局，立即从前线调军队企图夺回首都，但沙皇军队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兵变。，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

沙皇尼古拉二世失去了军部、官僚和资本家的支撑，于俄历3月2日被迫退位，欲传位其弟弟米哈伊尔大公企图保留王权，其弟不敢继位。这样，仅仅历时八天，统治俄国达304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就被二月革命冲垮了。俄国民主革命完成了。

在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有产阶级要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把政权从沙皇手里拿过来，然后交给他们，就像美国或法国那样，建立一个宪政共和国，或者像英国那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在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工人和士兵就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了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俄历3月2日沙皇宣布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如电报局、广播局、车站、铁路等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地主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也极其微弱，没有也无法对苏维埃施加暴力。

两个政权同时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战俄军失利和工兵起义推翻沙皇从而武装了苏维埃才最终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工农阶级不能像资产阶级当初革命一样，在王权和议会此消彼长时，依托苏维埃（苏维埃就是工农的议会）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反而是去支持资产阶级去独立组阁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时，介于其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左右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俄国士兵就是穿军服的农民。列宁认为，在农民同资产阶级实行了阶级合作的时候，武装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条件是不存在的，而只能借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条件，促进政权和平过渡到工农阶级手中，即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这是对工农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利的一种尝试。列宁解释道：“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见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27页）

二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存在着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沙皇被打倒后，贵族和各色保皇党人要么进行地下活动，要么加入了立宪民主党），他们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组织上又有很大发展，拥有地方自治机关、国民教育机关、各种全国性代表大会、杜马、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合法阵地，并有强大的报纸、刊物等舆论工具，相当于承继了除王权以外沙皇政府统治时期所有的经济遗产；一个是以几个“温和派”社会主义政党（主要以由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上层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工人阶级的孟什维克；由“关怀”“心系”农民的知识分子和富裕农民担任党的领导，宣布代表俄国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两党为主）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主张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部分底层工人和士兵。

掌控苏维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尽管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其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政党（其群众基础是小资产阶级，而往往有什么样的群众基础就会造就什么样的领袖）。他们认为，俄国在经济上还不到社会革命的成熟阶段，俄国大众所受的教育还不足以接管政权。他们相信，俄罗斯必须经历欧美那样的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最后才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建立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同时他们断言，就俄国当时民主革命后的现状而言，如果同资产阶级形成对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内战。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两个政党，用当时的话说都是“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是“护国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左右合流派”、“二次革命派”或“强国派”、“保党救国派”。作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表现在领袖方面，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统治阶级思想意识的熏陶，对资产阶级还要再多一份一厢情愿。而“革命历史教训始终表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小资产阶级政党总是软弱无力的”（列宁语）。结果就是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小对比，小资产阶级最终要么依附于资产阶级，要么追随无产阶级，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哪个小资产阶级能够独掌政权的，这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包括农民革命）。

我们再考察一下二月革命期间苏维埃是怎样建立的。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的当天，主要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两党联合召开了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两党所委派。工人苏维埃代表成员中，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士兵（就是穿军装的农民，当时农民占全俄人口的80%以上）选举出的苏维埃中，社会革命党人则占了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民中的传统威信历来较高）；由于是首都彼得格勒的市苏维埃代表大会，纯粹的农民代表还不存在，且也不是推翻沙皇的主力军。最终苏维埃选举的结果是：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代表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当选为副主席。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成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俄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的国家（俄国当时经济排名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列第五），工人阶级比例较小；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市民的成份发生了变化，大批传统城市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代替他们的是“农民工”和一些小私有者、手工业者、小业主等，他们成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影响工人队伍的社会基础；三是由于在战争中遭受镇压，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在监狱或被流放，列宁此时在瑞士，斯大林还在流放地；四是召开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追随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正在同沙皇的军警作战而不能参加会议；五是由于布尔什维克长期处于地下秘密工作状态，缺乏开展有广泛群众参与的合法选举的经验，从会议通知到选举仅仅数小时里，布尔什维克无力应变。

当推翻沙皇成为既定事实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盘踞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便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就成立新政府问题进行协商。在沙皇退位的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都掌握在了资产阶级手中。大地主李沃夫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首领米留可夫任外交部长，资产阶级右翼保皇党首领古契柯夫任陆海军部长，劳动派克伦斯基任司法部长。苏维埃则把自己确定为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充当起资产阶级早年通过议会监督国王一样的角色。【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见1917年7月列宁《革命的教训》第五节】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后因为继续推行没有沙皇的沙皇政策，导致多次发生政权危机，而它企图通过军事上的一次胜利来摆脱危机。于是在俄历1917年6月18日冒险向德奥帝国军队发动进攻，结果遭到惨败，十天内俄军损失六万人。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尤其是士兵。7月3日，首都第一机枪团自发走上街头示威，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在示威有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冒险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紧急做出劝阻发动的决议，但没能奏效，起义还是发动了。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做出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游行的决议，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有组织的运动。

乍一看来，布尔什维克突然变得“不革命”了。其实，自从二月革命推翻王权后，布尔什维克就一直主张，两个政权并存，在实际上由苏维埃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下，如果通过各种和平手段而不是强制措施，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架力量不稳定的天平上，使农民小资产阶级这颗砝码加载在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实现“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牢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必须时刻注意到，只有苏维埃内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小资产阶级幻想。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也丝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引自列宁《论口号》一文片段）。这是布尔什维克关于两个政权并存期间，革命可能通过和平手段过渡的一个基本认识。

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50多万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参加了游行。当日下午，彼得格勒军区司令以“维护市内秩序”为名下令部队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400余人伤亡。临时政府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了刺刀，和平过渡的通道已经被关闭，自此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两个政权并存条件下和平过渡的试验失败了，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呼唤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的政策以失败而告终，“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也从此终止。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在等待敌人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怀抱中来的同时，积极组织新的苏维埃（由最底层参与选举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实际上，公历11月7号起义当天，成功召开了第二届全俄工兵苏代会）并准备武装起义，诉诸暴力革命，推翻临时政府。

七月事变后，列宁在《论口号》一文中总结道：“在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发展演变使它们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屠杀的参与者和帮凶。由于小资产者不自觉地轻信资本家，他们在党派斗争的发展进程中就堕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党派关系发展的一个周期已告结束。2月27日，各阶级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和黑帮勾结在一起，半拉半吓地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拉了过去，把实际的国家政权交给了卡芬雅克分子（1848年残酷镇压巴黎工人六月起义的一位法国将军——笔者注），交给了在前线枪杀违抗命令者和在彼得格勒残杀布尔什维克的那帮军人。”

七月事变实际上起到了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一边的作用（这不是谁的聪明和愚蠢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为保住政权，调整并缓和与苏维埃之间的矛盾，对临时政府进行了改组，大地主和资产阶级退居幕后，推举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同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克伦斯基上台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内阁，却无力切实有效地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平即停战议和，士兵不愿再做帝国强盗们的炮灰；土地即分给农民土地，不再做雇农；面包即城市工人工作生活问题，工人要主导生产和分配）。

八月底，克伦斯基任命的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了一起俄国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革命叛乱。叛乱者声称是要清除二月革命的参与者，真实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在国内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为恢复君主制作准备。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反革命阴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是叛乱的同谋者。但是在叛乱发动后，他既害怕科尔尼洛夫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同时也镇压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担心人民群众在扫除科尔尼洛夫的同时也把他扫除掉，因此宣布同科尔尼洛夫断绝了关系，称其为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

叛乱于俄历8月25日开始。科尔尼洛夫调动第三骑兵军扑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市内的反革命组织也准备起事。布尔什维克党是反对科尔尼洛夫叛乱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按照列宁的要求，布尔什维克党在反对科尔尼洛夫的同时，并不停止对临时政府及其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仆从的揭露。彼得格勒工人、革命士兵和水兵响应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号召，奋起同叛乱分子斗争，三天内有15000名工人参加赤卫队。叛军推进处处受阻，内部开始瓦解。8月31日，叛乱正式宣告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交付法庭审判。

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暂时保住了，但这一事件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其政治威信。二月革命以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总是一直受到大部分人民的信任的，七月事变已经使他们失去了一部分工人和士兵群众，这次无论是叛乱还是内讧，客观上更加重了小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信任危机。

二月革命发生以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政策正在遭到可耻的失败，现在人民受到了教育，贫苦农民即大多数渴望土地的农民已经开始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了（参见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在俄历8月31日，莫斯科苏维埃在俄历9月5日都转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俄历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迅速向无产阶级靠拢了。

俄历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吹响了起义的号角，冬宫被占领，临时政府被推翻，政权掌握在了布尔什维克人手中。

历史在叙述这一革命时刻时，着力表现了它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毕竟“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语）。但真正的细节却是惊心动魄的。只要翻阅一下《列宁选集》第三卷中关于起义的相关文章，读者就会自然地感觉到这一点。俄国在此后四五年的反抗外国武装干涉以及俄国内战中，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等小资产阶级政党便一个一个地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暴力革命终归是被压迫者获得解放的真理，列宁也没有能够超越它。

2015年11月12日

（本文是在纪念十月革命98周年座谈会发言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原发言稿标题是：十月革命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