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教训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因发生七月事变，俄国两个政权同时存在的局面不复存在，革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手中的可能性已经消失的情况下，撰写的一篇总结二月革命以来五个月里革命教训的论文。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这位理智的革命家的深深伤感。

前三节，列宁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的最一般要求质问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人民革命以后所应得到的自由和民主，落地的东西究竟都是什么。揭露了资产阶级本质上是在“民主”的画皮下，实行的是没有沙皇的沙皇统治。资产阶级热爱的真正东西只有利润，无论战争、掠夺还是什么民主自由，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否则，再好的东西对他们可能都是最坏的。

从第四节开始（其实第四节只写了个标题，一时有说服力地总结出人民为什么会跟着小资产阶级奔跑，的确有些困难），主要是总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的。入木三分，分析精辟，使你不能不联想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生态。你看那克伦斯基，是不是特像一直以来深受农民“爱戴”的于建嵘？当然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我们今天左派队伍里的“大佬”的原型。

同时，列宁作为革命的当事人，又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叙述的二月革命以来五个月的历史是真切的，他所总结的革命教训应该是后来者深刻汲取的。

革命的教训

列宁（1917年7月底）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训。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涂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在人民中间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训，特别是现在7月底，在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一

　　我们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不是给人们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横。对前线士兵实行死刑[1]，把擅自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没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诬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驳显然是故意胡说，即使个别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经由法庭证明和认定，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确认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针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谁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根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这样做。

　　地主和资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谩骂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条指控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罪名时，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纯属诬陷的主要证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依然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让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人民而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又重新恢复了侵略战争。这些秘密条约一直没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词推托，始终没有向各国人民提议缔结公正的和约。

　　粮食没有了。饥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资本家和富人靠军事订货丧心病狂地盗窃国库（现在战争每天要耗费人民5000万卢布），靠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润，但是，在让工人认真地计算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简直什么也没有做。资本家愈来愈猖狂，把工人赶出大门，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匮乏的时候。

　　大多数农民在许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发表声明，宣布地主占有土地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抢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连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资本家一连好几个月不让切尔诺夫部长颁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而在这个法律终于公布出来之后，资本家又对切尔诺夫进行无耻的诽谤性攻击，并且直到现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无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们等待立宪会议。资本家则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会议。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下，这个会议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资本家又公开叫嚷，说这个期限“过于”短促，要求延期召开立宪会议……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即“人民自由”党的一些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然鼓吹把立宪会议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结束之后。

　　解决土地问题要等到立宪会议召开。召开立宪会议要等到战争结束。结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结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资本家和地主简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经任何人选举的沙皇和一小撮地主、资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属于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别组成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组成自己的政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在将近4个月中，俄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要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主要政党的情况，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届临时政府[2]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即资本家所组成，而同他们连成一气的还有地主。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拥有财富、组织和知识这些力量。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以及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成绩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君主派政党，1905年是这样，从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派政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派政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绝对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资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君主派和黑帮分子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起了一个调子。一切君主派政党还不敢公开活动，于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府权力以后，便想方设法继续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英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秘密条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些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亚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洞的托词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对工农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获得的自由，自动地开始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中，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联合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组织即工农的组织。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组织。工人和穿着军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到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国家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争取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实现和平的政策。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大发“战争”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经济破坏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妥协，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革命从开始以来整整5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们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总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同资本家妥协。

　　在1917年2月底，当人民刚取得胜利，沙皇政权刚被推翻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作“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派分子[3]，直到1917年3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就通过他来尽量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果然给软化了，他们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诺言。

　　苏维埃认为自己是检查和监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维埃的领袖们成立了所谓“联络委员会”[4]，也就是同政府联络、接洽的委员会。在这个联络委员会中，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领袖经常同资本家政府进行谈判，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不管部部长或非正式的部长。

　　整个3月间和几乎整个4月间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资本家一再拖延，支吾搪塞，竭力争取时间。在这个时期中，资本家政府没有为发展革命采取过任何一项比较认真的措施，连召开立宪会议这个由它直接承担的任务，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完成，没有向各地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员会。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掠夺性国际条约，尽量小心谨慎、不露形迹地阻挠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联络委员会”里当了傻瓜，他们被动听的词句、诺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话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象一篇著名寓言中的乌鸦[5]一样，经不起阿谀奉承，高兴地听信资本家所作的保证，说什么他们高度尊重苏维埃，未经苏维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

　　实际上，时间一天天过去，资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秘密条约，更确切些说，就是确认了这些条约，并且还同样秘密地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谈判，使这些条约“起死回生”。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部队的将军和军官建立反革命组织（至少使他们互相接近）奠定了基础。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业家、厂主组织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一再让步，但同时又开始暗中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组织到苏维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被压迫阶级的优秀分子已经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了协议，尽管克伦斯基吹得天花乱坠，尽管有了“联络委员会”，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经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资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业就必然遭到失败。群众已经愈来愈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这种情绪在4月20—21日爆发了。运动是自发产生的，谁也没有作过准备。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玛丽亚宫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政府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苏维埃本来可以（而且应当）把政权拿到手，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摇摇欲坠的资本家政府，由于同政府妥协而更加束缚了自己，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骤。

　　革命迅速地深刻地教育了各个阶级，这种速度和深刻程度在平时，在平静时期是不曾有过的。组织得最好、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方面经验最多的资本家学得最快。他们看到政府已经无法维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资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用来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组织所谓“联合内阁”，即由资产阶级和背叛社会主义的倒戈分子联合组成共同的内阁。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资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党人”领袖们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后，必然成为资本家的傀儡、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骗工人的工具。俄国“民主共和派”资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马上就上了钩，于是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参加的“联合”内阁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傻瓜们欢天喜地，沐浴在领袖入阁的荣耀的光辉中洋洋自得。资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们得到了“苏维埃领袖”这些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支持“在前线发动进攻”即恢复已经中断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承诺。资本家知道这些领袖外强中干，知道资产阶级关于监督生产以至组织生产、关于实行和平政策等等诺言是永远不会兑现的。

　　结果正是这样。在革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证实资本家的算盘打对了，他们的确毫不费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当彼舍霍诺夫和斯柯别列夫宣称要把资本家的利润100％拿过来，说资本家的“反抗已经被粉碎了”等等，用这些花言巧语欺骗自己又欺骗人民的时候，资本家却在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资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经成了转移被压迫阶级视线的留声机，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官吏）和资产阶级手中。臭名昭著的工业部副部长帕尔钦斯基就是这类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资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们专事空谈，一切仍然照旧。

　　策列铁里部长更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换政府任命的委员时，策列铁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抚”工作。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谣、诽谤和攻击，给它加上企图“脱离俄国”的罪名，并且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来吓唬小资产阶级和庸人。而策列铁里就是被吓坏了的愚蠢庸人中最典型的一个，他比谁都“老实地”落入了资产阶级攻击的圈套，比谁都卖力地“抨击和安抚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当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奴仆。结果他成了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如下一项“协议”的工具：喀琅施塔得的委员不能简单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选举，政府批准。背离社会主义而投靠资产阶级的部长们就是把时间花在进行这类可耻的妥协上面。

　　凡是资产者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党人”部长斯柯别列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面讲话（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拚命替内阁辩护，粉饰资本家，一次又一次地用诺言欺骗人民，劝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尔诺夫部长尤其忙于同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作交易，直到7月间，直到在7月3—4日的运动后新的“政权危机”发生，直到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切尔诺夫部长一直忙于办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众望的事情，即“开导”自己的资产阶级同僚，劝他们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买卖。禁止土地买卖的诺言是在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大会（苏维埃）上极其庄重地向农民宣布的。但是诺言仍旧是诺言。切尔诺夫无论在5月或6月都没有能履行这个诺言，直到7月3—4日，由于革命的浪潮自发地起来了，恰好立宪民主党人又退出内阁，这样他才有可能实行这项措施。但是就在当时，这也是一项孤立的措施，不能使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真正得到改善。

　　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未能完成的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即恢复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的任务，这时由社会革命党新党员“革命民主派”克伦斯基在前线顺利地出色地执行了。克伦斯基在欣赏自己的口才，而那些把他当作小卒任意摆布的帝国主义者则恭维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死心塌地为资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资本家签订的条约，使俄国资本家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利沃夫，得到埃尔泽鲁姆和特拉布宗[6]。

　　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即5月6日到6月9日这个阶段，就这样过去了。反革命资产阶级在“社会党人”部长的掩护和保卫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既要对外部敌人发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在彼得格勒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满和愤怒有组织地表现出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领袖被自己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协议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缚，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发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而且这一次是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沆瀣一气。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实行同资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们的领导下，小资产阶级群众转向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阶级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取消了这次示威，他们决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为了多少保持一点群众的信任，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线发动攻势来麻痹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主义者克伦斯基庄严宣布，就在6月18日前线发起了进攻。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而恢复掠夺战争。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军权（因而也使政权）转到波拿巴主义者这一帮军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说5月6日是用绳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绑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车上，那么6月19日则是用锁链把他们当作资本家的奴仆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