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胜利者”与“胜利的失败者”

红色中国时评：“失败的胜利者”与“胜利的失败者”

——十月革命九十八周年与习马狮城会，及与戴锦华教授商榷“我们的历史与记忆”

撰稿：燧鸣

    今天是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八周年纪念日。九十八年前的今天，俄罗斯亿万工农大众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直接指挥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十月革命。革命震惊了全世界，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人国家，为实现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伟大而曲折的探索。在此之后的近一个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非拉数十个国家数以十亿计的劳动人民纷纷加入这一伟大的尝试与探索之中。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一场社会革命；所以，对所有的中外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值得我们郑重纪念。

今天是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狮城新加坡举行会谈。这是1945年重庆谈判以来，共国两党的最高领导人（两个政治实体，虽然马英九已经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第一次会面。网上已经有人评论，这是毛蒋会谈70年后，毛的助手的儿子与蒋的儿子的助手的会谈。这对于中国历史、海峡两岸政治格局乃至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都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事件。

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当天，在马六甲海峡的一隅，南中国海与太平洋的交汇处，也是东西方经济、政治与文化碰撞与交汇的十字路口新加坡，昔日“隔海峡而治达半个多世纪的两个中国”（红色中国与蓝色中国）的领导人互称“先生”握手言和共赴晚宴。两个都曾经以革命为最高纲领、秉持列宁主义组织原则，互称过同志，现在在党内仍然使用“同志”称呼的中国政党的领袖互称“先生”，这本身就是极有寓意的现象。

当然，也许主持者设计这一精心安排之时，十月革命与其纪念日根本不在其视野与记忆之中，虽然这“两个中国”的存在本就是“短暂的二十世纪”中全球范围内革命与冷战的产物，追根溯源起始于九十八年前的那场革命。历史在这一天碰面，革命的记忆与反革命的记忆在此交汇。这是某种偶然的巧合，还是真具有特定历史的寓意？

    但在中国这个所谓“共产党领导的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主流媒体中，一边高唱共产主义理想是立国之本与建党之基，，一边大谈“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习马狮城会，但是关于革命，尤其是那场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历史进程发展的十月革命纪念的讯息聊聊无几。革命在“理想”面前消失了，历史与“记忆”发生了错乱。

就在不久前的10月25日，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中文系教授电影中心主任戴锦华老师在上海师范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历史与记忆的讲座。戴老师的演讲意在批驳冷战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实现其政治利益而垄断话语霸权，在文化传播与公共宣传领域内涂改历史与扭曲记忆。戴老师确实知识渊博，专业精深，善于旁征博引，分析入木三分，整个演讲气势宏大，极富感染力，听完之后身为后学的我收获颇多。

作为研究电影行业的专业人士，戴老师在讲座中例举分析了一系列反映二战、纳粹大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1960-70年代动荡的美国政治与反战运动等重要历史事件及相关影片的宣传手法和隐含目的。其中例举的电影包括1990年代美国拍摄的描写美国动荡的1960、70年代与越战失败的《阿甘正传》，俄罗斯在1994年拍摄的新版《斯大林格勒》，近年西方拍摄的涉及二战时期德国女性在战争下生活与经历的《柏林女人》与《朗读者》等。在这一系列电影中，西方资本主义强权将自己失败的历史在电影中去政治化、生活化与性爱化（包括对法西斯主义与越南战争的描写等），同时对政治失败者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妖魔化，并促使其接受西方的逻辑而话语自虐。

在谈及中国话题的电影时，戴锦华老师列举了中国本世纪初拍摄的描写前苏联国际保育院中中国革命后代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时遭遇的《红樱桃》，以及两部近年热映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影片或被搬到遥远的俄罗斯处于完全西方化的背景下讲述中国孩子的故事，或者在中国的地理与文化背景下由西方人成为主角来讲述中国故事。在今天的中国，故事必须要由外国人来讲或者外国人做主角才有说服力，形而上的学术圈研究中国需去西方大学学汉学是如此，到形而下的房地产商新楼开盘与国产金坷垃农药也要请洋人做广告都是如此。

如以《金陵十三钗》为例，（本来我以为，作为一个资深的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老师会对《金陵十三钗》中对女性的某些描写进行评点），戴老师的主要关注点是电影中一个西方来的“盲流屌丝”尸体化妆师成为了整部电影的主角，而电影二号男主角中国人则在电影发展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死了。但戴老师未拓展，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电影中的男二号，是位全副德式装备专业英武的“国军”教导队军官。所以，此处电影逻辑不仅是要以西方为话语主体，也要向“那个中国”表示某种敬意，但这是否符合当初南京围城战中国军的真相？其实我们只要看看亲历南京劫难的前国民党将领宋希濂的回忆录就可以窥知一二。

事实上，这种宣传逻辑在今天的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中随处可见。譬如国内播放的各种“烂大街”的抗日神剧，通过娱乐化、武侠化和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抗日战争描述成几个或神功盖世或携先进武器穿越的俊男靓女打败无以计数脸谱化的日本纸人（否则何以能手撕？）的故事。有人笑言十年来，在浙江横店影视城“被消灭的日军”总数已经超过了当年二战时日军极盛时期的数量。另一个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种描写解放前国共谍报地下斗争的影视剧。这些影视片也往往是有固定套路，必定俊男靓女，必定高等学历，最好是海归，要有洋人出席背书，共方男女主角往往轻而易举在国民党中身居高位，然后受到国民党方的异性精英苦苦追求，最后也许会死，但任务终能完成。

这既包含戴老师所说的将历史性爱化和娱乐化，我还要再加个“精英化”，这也许是戴老师无意间疏漏的。21世纪商业化的革命影片更是如此，革命信仰与理想成为一种遥远不可名说的神话（反正我们就信它，为什么是什么无关紧要），而亿万人参与的宏大的革命历史与艰苦的阶级斗争不过成为增加色彩的背景，重要的仍然是台前聚光灯下俊男靓女表演的儿女情长与生离死别。

我无意于冒犯戴锦华老师，但当戴老师在讲座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我小时候阅读的内参《第三帝国兴亡史》，我年轻时候比各位更虚无主义，我94年在美国看《Forrest Gump》（阿甘正传）回国后不明白大家说的《阿甘正传》是指什么片子。”精英不需要刻意在言语与行为中表述自己是精英，而是他/她的言行会自行证明他/她在社会中所属的地位。

布莱希特曾在《来自一个读书的工人的疑问》一诗中发出疑问，

谁建造了底比斯的七重门？ 

在书上你只能找到许多国王的名字。 

国王们扛石头吗？

......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 

他独自完成的？ 

凯撒打败了高卢人。 

他随身一个厨子也没带？ 

......

每一页都有一场胜利。 

谁烹饪了胜利之宴？ 

每十年都有一个伟人。 

谁付的帐单？ 

太多的记录。 

太多的疑问。 

    主流的历史往往只为帝王将相门做序，无论是美国歌剧中将斯大林魔化成如希特勒般的恶魔，还是在苏联史学神话中慈父般的斯大林；但其实都灭失了历史的真正主体，那些英雄与恶魔背后的人民。

戴锦华老师在讲座中曾反复提及“我们是失败的胜利者”。如果我没理解错误，在戴老师的话语中，这个“我们”不言自明指的是“中国”，而胜利可能指的是中国自身已经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球第二，亚洲第二大净对外投资国，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国际性货币。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也许可以将“这个中国称为胜利者”。而失败也许指的是，我们在话语权与文化上仍然受到西方霸权与其逻辑的支配，仍然是一个“被叙述的客体”，而非“叙述的主体”。

当然，戴老师仍然强调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统的尊重，并以“口误”的方式提及中国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又修改为“是唯一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大国”，讲座听众大都配合地发出了会意的笑声。由于戴锦华老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座是半官方的公开讲座，所以在有些内容与要点上，戴老师欲言又止，或适可而止，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戴老师的“我们是失败的胜利者”这个命题本身还是给我带来诸多迷惑与不解 假如我们是中国，那么这个“中国”是哪个中国，何时的中国，谁的中国？我们怎么失败了？我们又怎么胜利了？这种胜利的代价是什么？这种失败是谁造成的?

    确实西方帝国主义强权仍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只是这个体系的被动接受者？或者说中国的某些群体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主动参与者? 没有中国在过去30余年全面而主动地融入这一资本主义体系，甚至几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拯救骑士”，也许资本主义的重重危机早已到来。如果说西方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西方；与之相对应的则似乎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但今天的政治现实和话语逻辑还是如此吗?

    前文按下后表，这里我先就戴老师的一个口误较个真。戴老师在讲座中提出南京大屠杀发生之时，已经发生了武汉会战与长沙会战等。但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底，而1938年的武汉会战和1939年开始的长沙会战都远远晚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十数万侵华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万以上中国平民遭杀害，烧杀淫掠无所不为，日军中几乎无一人不是杀人犯，不是强奸犯。但南京大屠杀到底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而发生？这个问题史学界一直有很多争论，其中也包括日本侵略者上层是否纵容与默许大屠杀的事实，以及在其统治精英阶层中多高层面上了解大屠杀事件。这其实对于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戴老师可能受制于时间限制而没有进一步解释。

    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化地用所谓日本民族的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来解释大屠杀，显然是远远不够充分；也变相地唯心主义地承认一个民族会有某种不受社会和环境影响而亘古不变的某种性格。就在明治维新前，一名访问日本的法国外交官曾经在其日记中写道，“日本人是个很不守时而没有集体意识的民族。”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以散漫著称的法国人如此评价极端集体主义与守时的日本人，不知做何感想？

    事实上过度强调战争中某些民族的表现是所谓某种民族性格与文化传统造成的，也在不自觉地为侵略者的统治精英推卸责任。其潜台词可能是，这个民族就是这样一群野兽，这不是某些统治精英的责任。不从社会制度与历史环境角度进行思考，就会得出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得出现更多是日德民族与文化特征导致的，而不是客观历史事实与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推论。

二战后就南京大屠杀的审判与调查中，也有相关证据证明不仅包括参与指挥南京围城战的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及柳川平助对大屠杀有直接指令，甚至日本天皇裕仁本人也对屠杀事件知晓。之所以前面与戴老师较真强调南京大屠杀发生在武汉会战与长沙会战之前，也是为了说明自古以来战争中“屠城降国”（通过屠杀攻占的敌手城池与平民而恐吓对手整体投降）与“屠城酬军”（通过让士兵屠杀和劫掠被攻陷城市的平民百姓以犒劳军队）的案例在史书中不乏相关例子。日本侵略者希望通过屠杀恐吓中国人民不战而降，同时也通过屠杀与劫掠解决日本军队供给“以战养战”。

同样，我们如果用来比较日本人征服的对象中国人也是如此。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人一直被外界视为懦弱自私、一盘散沙、斤斤计较、羊群奴才般的“东亚病夫”。即使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如此，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就可以占领一座有几十万人的县城，在屠杀现场几千放下武器国民党士兵被十几名日本人送上刑场，却无人反抗。这样的民族其劣根性何其顽固，这样的民族看来确实毫无希望。

但是离二战结束不过六七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同样是这群中国人组成的军队（其中不少就是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解放兵”），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通过数次艰苦卓绝的大战役“逼和”了曾经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与德国纳粹而不可一世的美国大兵与所谓的“联合国军”，通过一场“热战”奠定了冷战在东北亚的界碑，也宣告中国作为可以影响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国重回国际舞台。

难道说就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覆?显然不是，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1949年革命，这一仅次于十月革命的伟大社会革命。经过革命，中国社会自身的内在社会制度与阶级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的亿万工农大众激发出了巨大的革命热情与惊人的勇气，也创造震惊世界的人间奇迹。

但几十年来，我们却在银幕上很少能见到中国人自己拍摄的描述朝鲜战争的影视剧。如果要拍，其中完全可以充满英雄主义与理想情怀的情节、富含戏剧性与悬念的战争故事，也可以一样俊男靓女、天上水下、遍及世界五大洲拍的酷B。但是，就是没有，反而在中国的银幕与网络上充斥着昔日被打的满地找牙几乎亡国的大韩民国（昔日的“南朝鲜”已经成为不可再出现在官方出版物中的历史名词）拍摄的关于韩战的电影。俊男靓女的主角，惊天动地的战争场面，荡气回肠的情节描述，缠绵动人的感情故事，引得无数中国少年少女为之痴迷。

戴锦华老师也在讲座中提及，汪晖老师将二十世纪称为一个短暂的世纪，整个二十世纪在1989年就已结束。整个苏东前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十月革命之后升起的红旗在74年后黯然落下；而中国也在经过八九运动的政治动荡后完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确定戴锦华老师是否赞同这一观点）。1989年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分水岭，也成为胜利与失败的分界线，也成为今天这个中国与三十年前的那个中国间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今天这个中国胜利的代价又是什么？数千万为承诺与理想而辛勤建设而终遭抛弃与碾压的下岗工人，数以亿计工作生活在（非人异化的）血汗工厂中的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被透支消耗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严重污染的自然环境，极其严重的阶级对立与贫富差别。我们，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在这样的“胜利”面前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庄严的宣誓成为了官场的笑言，理想与信仰不过是文牍上的惯例，曾对亿万民众的承诺更是变成赤裸裸的谎言。那个昔日由充满信仰与理想的青年才俊带领社会最广大受压迫者起而反抗建设新社会的政党，即使取得了今天这些煌煌“胜绩”，但埋葬了理想与出卖了信仰，它到底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呢？

    如果放弃了共产主义理论与阶级话语对历史与现实的分析，而只在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框架内进行演绎，即使东方资本主义话语胜过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话语，但获胜的何尝不还是资本主义？而这才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诸多概念上变得一团乱麻乃至自相矛盾、自我迷失，并失去话语权的根本。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统治精英与工农大众之间，到底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谁该为骨肉相残的内战负责，谁是那个社会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红色中国，蓝色中国？到底谁是中国，是谁的中国？我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我们到底是谁？谁的胜利，谁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