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无产阶级，都集中表现在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正是这样。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也是白劳德和铁托的门徒。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过白劳德修正主义，出现过铁托修正主义，出现过“结构改革”论。这些修正主义，都还是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的局部问题。到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出现，并且在苏共领导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它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成为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败的大问题了。 为此缘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 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赫鲁晓夫提出了同十月革命道路根本对立的所谓“和平过渡”道路，也就是“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 让我们看一看赫鲁晓夫等人贩卖的所谓“议会道路”究竟是一些什么货色吧。 赫鲁晓夫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按照资产阶级的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肯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说，工人阶级“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成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 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争得了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他还说，“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在目前条件下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苏共纲领认为，“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前，就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实行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超出一般改良的范围”。这个纲领甚至认为，某些国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对资产阶级来说，同意赎买他的基本生产资料将是有利的”。 赫鲁晓夫鼓吹的这一套货色，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 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他说，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制度，“不应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在今天我们只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以及诸如此类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 他认为，合法的议会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他说，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 他认为，“总会到来这样的一天，那时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如此强大，对整个社会将起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可以这样说，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阶级的压力，而且几乎就自然而然地崩溃了”。 列宁曾经说过，“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当之无愧的伯恩施坦继承者，是考茨基先生。考茨基同伯恩施坦一样，竭力宣扬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再有存在的余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于缺乏耐心而使用暴力手段的产婆，迫使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分娩”。 考茨基是一个十足的议会迷。他有一句名言：“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 考茨基还说：“我认为，议会共和国（不论有没有英国式的君主制上层人物）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从其中成长起来的基础。这种共和国就是我们所应当努力争取的‘未来的国家’。” 列宁严厉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这类谬论。 列宁斥责考茨基说：“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四十页。） 列宁尖锐地指出，考茨基的议会道路，“这就是最纯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百七十六页。）列宁说，考茨基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是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使用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是在用自由主义来曲解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四页。）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不厌其详地引述赫鲁晓夫和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以及列宁批判伯恩施坦、考茨基的言论，为的是证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暴力化为乌有”。而且，在这方面，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现在显然没有保持世界纪录的资格了，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赫鲁晓夫不愧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门徒，而且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了。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承认不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承认不承认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承认不承认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历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同一切无产阶级叛徒的分水岭。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用暴力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主义一向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指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就是军队和警察。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 无产阶级当然是愿意和平取得政权的。但是，无数历史经验表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预言》，《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百六十四页。） 列宁所讲的历史上的大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这样的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 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问题，列宁反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列宁：《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三百七十五页。）“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是不能经过‘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必须不断教育群众，使他们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而且只能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八十七页、第三百八十八页。） 斯大林也说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资本统治的国家转向社会主义的“必然的和必不可免的条件”。（斯大林：《“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报告的结论》，《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百七十七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斯大林回答说，“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二十四页。）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新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二版，第五百二十九页。）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同上，第五百三十五页。） 总之，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赫鲁晓夫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开始提出所谓“议会道路”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认为，这是一个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由于当时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还处于开始阶段，同时，苏共领导也还没有挑起公开论战，因此，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的错误，没有进行公开的揭露和批评。但是，我们针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在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中正面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同时，在兄弟党之间的内部会谈和会议中，我们也对赫鲁晓夫的错误论点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我们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明确地提出： “我们党在争取和平改革的时候并没有放弃警惕，没有放弃人民的武装”。 “同反动派相反，人民不是好战的。”“但是当着人民被迫而不能不拿起武器的时候，人民拿起武器来是完全正确的。反对人民这样做，要求人民向进攻的敌人屈服，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在这里，究竟采取革命的路线，还是采取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是否应当取得政权的大问题。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路线，因而有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这个问题上，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们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正面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批判了赫鲁晓夫提出的同十月革命道路相对立的所谓“议会道路”。 在同苏共领导人的多次内部会谈中，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我们满腔热忱地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 在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尖锐的争论。 在这次会议的准备过程中，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宣言的第一稿，只提和平过渡的一种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非和平过渡的另一种可能性；只提议会的道路，根本没有提到其他任何斗争方式，同时又把这种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配合行动上”。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同意把这种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写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纲领性文件中去。 在中共代表团提出批评意见以后，苏共中央拿出宣言第二稿。这个文件，虽然增加了非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词句，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仍然反映了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些修正主义观点。 中共代表团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些错误观点。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了我们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提纲。 我们的书面提纲的主要论点是： 从策略的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要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 议会斗争的形式必须充分运用，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而最重要的，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不应该把和平过渡只解释成为通过议会的多数。主要的问题是关于国家机器的问题，即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的问题。 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它们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 我们的这些论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苏共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当时无法反对这些论点，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我们照顾他们内部的需要，希望宣言草案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能够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中共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已经批驳了苏共领导的错误的观点，又提出了一个书面意见提纲。为了共同对敌，我们照顾了苏共同志一再提出的愿望，同意以苏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稿子为基础，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一点修改。 我们本来希望，经过这场争论，苏共同志能够悔悟过来，改正他们的错误。但是，同我们的期望相反，在这以后，苏共领导并没有改正他们的错误。 在一九六○年的兄弟党会议上，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中共代表团又反复地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在会议期间，中苏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达成协议。最后，中共代表团考虑到各国兄弟党普遍要求在这次会议上能够产生一个共同文件的愿望，才在这个问题上又作了一次让步，再一次照顾苏共领导的需要。我们同意把一九五七年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几段文字，照抄在一九六○年声明上。同时，我们在这次会上，散发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并且表示，这是最后一次对苏共领导的照顾，以后再也不能照顾了。 现在，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当时对苏共领导的这种照顾是错误的，我们乐于接受这种批评。 正因为宣言和声明中有关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是以苏共的稿子为基础的，若干地方保持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所以，虽然作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总的提法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文件中虽然指出统治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但又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可能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虽然指出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但又说有可能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议会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虽然也提出非和平过渡，但没有强调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苏共领导正是利用了宣言和声明中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作为推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借口。 必须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提法，一直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我们绝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我们认为，为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为了使各国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不致被修正主义者所利用，宣言和声明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有必要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协商，重新加以修改。 为了使大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全面观点，我们把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作为本文的附件，再一次全文发表。 八年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识破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真面目。但是，苏共领导仍然在寻找各种遁辞进行狡辩，还在千方百计地推销他们的这套货色。 因此，我们还有必要把他们所谓“和平过渡”的谬论加以驳斥。
诡辩改变不了历史 苏共领导为了掩饰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为了替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辩解，公然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公然歪曲历史。 苏共领导辩解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其实，这个论据正是从叛徒考茨基那里捡来的。当年的考茨基，就是用同样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曾经说过：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工人们可以采取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就是在当时，马克思强调指出，这是一种例外。他说：“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大陆上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马克思：《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还说过，“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卡仿砜怂纪?“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六百八十六页。）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的时候说过：“借口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十一页。） 列宁说，帝国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经济特点，决定它“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军国主义”。在谈论和平转变或者暴力转变问题的时候，“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今天，苏共领导竟然又重弹考茨基的老调，这不也是等于堕落为资产阶级最庸俗的奴仆，又是什么呢？ 苏共领导又辩解说，列宁不是“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性”吗？这更是十足的诡辩。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设想过，“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页。）列宁把它叫做“例外”，这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条件，那就是“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同上，第一百七十三页。）到了七月间，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府，武装镇压群众，使彼得格勒的街头洒遍了工人和士兵的鲜血。在这次事件以后，列宁就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同上，第一百六十七页。）一九一七年十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坚决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一九一八年一月，列宁指出，“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变成了内战”。（《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四百零六页。）这样，苏维埃国家又经过了三年半的革命战争，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叛乱和外国武装干涉，才巩固了革命的胜利。一九一九年，列宁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十九页。） 现在苏共领导竟然宣扬说，十月革命是“所有革命中最不流血的革命”，“几乎是和平完成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你们这样说，怎么能够对得起为缔造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呢？ 当我们指出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过从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先例的时候，苏共领导狡辩说“用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是有的”。他们闭着眼睛说，“在一九一九年，匈牙利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事情果真是如此吗？不，不是。让我们看一看当时匈牙利革命领导人贝拉·库恩是怎样记述事情经过的吧： 匈牙利共产党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建立的。这个年轻的党一建立就投入了革命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武装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匈牙利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各种武装起义的工作：武装工人，在政府军队中进行了争取工作，在复员军人中进行了组织工作，组织武装示威，组织工人驱逐厂长占领企业，组织农业工人占领大地产，解除反动军官、反动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把武装起义同罢工斗争结合起来，等等。 事实上，在匈牙利革命中，充满了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贝拉·库恩说：“从共产党建立之时起直到夺取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机关的武装冲突一直进行着，并且越来越频繁。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布达佩斯卫戍部队手执武器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以反对临时政府陆军部长的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没有一天报刊上没有报道革命士兵和工人同政府的武装部队特别是同警察之间发生的流血冲突。共产党人不仅在布达佩斯并且也在各省组织了许多次起义。”（贝拉·库恩：《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苏共领导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这真是弥天大谎。 苏共报刊说，当时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是“自愿地辞职”的，这大概就是苏共领导的唯一根据了。事实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府首脑卡罗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签署了关于我辞去职务和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的宣言，事实上无产阶级早已夺去并公开宣布取得了政权。”“我不是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因为它早就由于有计划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军队而夺得了政权。”所以，贝拉·库恩指出，认为资产阶级自动把政权转交给无产阶级，是一种虚伪的“神话”。（贝拉·库恩：《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 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失败了。列宁曾经分析过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年轻的匈牙利共产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对敌人实行专政方面不够坚决，在关键时刻表现了动摇。同时，没有采取正确措施满足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因而脱离了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匈牙利共产党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实行了合并，也是使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苏共领导硬说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过渡”的典型，这完全是伪造历史。 苏共领导还硬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的。这又是荒唐可笑地歪曲历史。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政权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而不是从资产阶级手里“和平”取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反法西斯的游击战争和武装起义，并且在苏军的援助下，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法西斯军队及其走狗政权，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阴谋制造反革命政变，准备进行武装暴乱，颠复人民政权。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立即调动武装力量，同时组织了群众的武装示威游行，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事实非常清楚，二月事件并不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国家机器，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变。 哥特瓦尔德在总结二月事件的时候说过：“还在二月事件以前，我们就已经说过：与战前情况相比较，基本的变化之一恰好在于，国家政权已经不是为以前的各统治阶级服务，而是为一些新的阶级服务。二月事件表明，国家政权在这个意义上起了卓越的作用。”（哥特瓦尔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 以上所说的这些事例，怎么能说成是“和平过渡”的先例呢？ 列宁说过：“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辞、诡辩和捏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转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资产阶级方面去的行为。”列宁说，“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二百二十一页。）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这样无耻地歪曲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伪造历史，玩弄欺骗手段呢？问题的实质也正是在这里。
谎言掩盖不了现实 苏共领导为他们反对革命的“和平过渡”路线辩解的主要借口，就是所谓当代的历史条件变了。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历史条件的变化的估计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赫鲁晓夫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条件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极大增长和帝国主义力量的极大削弱。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出现了连绵不断的武装革命斗争，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新高涨，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大发展。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毛泽东同志早在战后初期就多次指出，世界力量对比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这种新的情况“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三百六十页。） 毛泽东同志还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九十页至一千四百九十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