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再解释危机¾¾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崩溃？ 尽管关于东亚危机中系统震荡的根源众说纷纭，然而其直接导因却是清楚不过，是金融恐慌。众所周知，当危机爆发时，有关东亚国家的金融状况至多是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在这种情况下爆发金融危机，关键就是国际债权人对东亚货币和区内金融资产的“挤兑”效应，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救亡方案除了紧缩之外还坚决要求大量关闭不良金融机构，这就更加打击国内外债权人的信心，加剧挤兑效应。 以上这种对东亚危机的观感，倡导者不仅有Wade之类的非主流学者，甚至还出自主流学者如Sachs、Stiglitz、Bhagwati等。其中，作为世界闻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Bhagwati甚至警告说，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和活动为“华尔街-财政部(即金融资本-美国政府)综合体”所主导的形势下，后进发展国家对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实在必须三思而后行。可见，“恐慌”故事强烈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而东亚地区正成为这种扩张的牺牲品。Bhagwati的所谓华尔街-财政部综合体论断，与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的核心论题、即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各个集团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尤其显得吻合。再配合上文所提的区域化积累体系的观念，“恐慌”故事对于金融和经济危机为什幺会蔓延东亚全区，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解答。 系统震荡之外，上文关于东亚政治经济体制与外部环境是否吻合的论题﹐也为先前提及的另外两个问题提供了很有见地的解答，即：一，为什么基本相同的体制会促成奇迹的先兴起后衰落？二，为什么危机的规模竟是如此巨大？韦德关于东亚体制在抵挡系统震荡上的脆弱性的论点，可以进一步发挥，关键是东亚那种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将所有利害相关者绑在一起的体制，在繁荣年代有助于产生集体学习效应，碰到震荡却缺乏灵活性以调整应对，也就只能是一损俱损，而这又反过来造成全社会恐慌心理、加剧总需求萎缩，从而形成上面提及的Stiglitz (1998b)所说的恶性循环。 至此，关于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解释仍然未算完整，因为还有最根本的问题待解答：金融领域上的系统震荡与实质经济部门上的问题(虽然不一定以“低效率”视之)究竟是什么关系？今次危机看来不是简单的金融泡沫破裂，因为危机的触发清楚不过，在普遍范围上是东亚各国出现持续的出口不振、贸易赤字堆积、终于导致债权人的普遍心理恐慌，而在南韩则还有特殊因素，即高强度投资与出口不振相结合引发财团破产风潮、由是形成全面信心危机。可见，要完整解释东亚危机，就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实质经济会陷于这种困境，以及更根本的为什么它们会偏离向来的特别专注制造业、转而参与高风险的全球化金融扩张游戏。总之，有必要回头看看历史。 东亚地区的实质经济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至著名的1985年“广场协议”，这个协议也正是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在美国的压力下，首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南韩、台湾、新加坡三种货币紧跟其后，接着是地区内主要经济实体的金融自由化。由此促成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以日本资本输出的方式将东盟各国卷入区域化积累体系之内，南韩和台湾企业迫于竞争压力步其后尘，而东盟各国也就由是走上一条依附性工业化的道路。 东盟各国工业化道路的依附性质，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上体现出来。一方面，从日韩台转移过去的产业，大都呈现出飞地性质，既是技术含量甚少，又与当地整体经济缺乏有机联系。而这又是因为，典型的东亚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日本的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上的，在移植至东盟国家过程中面临重重障碍：情况就正如Aoki(1990)早就论述过的，当日本工业国际化时，其相应体制的集体学习效应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递减，因为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横向合作安排，或是受制于地域距离而欠缺有效性，或是受制于社会环境而干脆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个工业化进程的是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使得东盟各国无法形成规模足够的大众消费市场，这又从需求方面限制了经济发展。总之，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缺点，作为总体的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就只能是继续“出口导向”，也即从企业利润表现到整体经济增长(甚至于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是严重依赖于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争逐。然而，由于转移到东盟的产业的飞地性质，随着积累体系的区域化扩展，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却是相应下降。正是这个内在矛盾，使得东亚奇迹的可持续性在九十年代愈发受到考验。 可以指认，导致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局部)崩溃的主要因素，有下列几项。最明显不过的是美国政策的转变，从优惠转至向东亚各国政府频频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推行市场开放、尤其是对外金融部门的自由化。日本和南韩首当其冲，后者至九十年代甚至戏剧性地陷入严重的来往项目赤字的困境。至于东盟各国，其所面对的美国政策，也远差于日本及四小龙在前此高增长年代的待遇。总之，随着东西方冷战因素的消失，东亚地区所面对的外部市场环境也就恶化起来了。 给予这个积累体系最后一击的，应该是来自中国的竞争。这倒不是国外不少论者所说的，所谓人民币在1994年的贬值是导致随后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即使只着眼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的变动、也即不将1994年贬值之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美国这个事实考虑在内，该次贬值的幅度也只是不大的7%左右，而非从官定牌价计算出来的34%左右。关键在于，该次贬值的性质其实是将官定牌价跟外汇调剂价合并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双轨制”价格改革的完成作；合并之前官定牌价所反映的只是“计划轨”汇率，而占对外交易80%以上的“市场轨”，其汇率即外汇调剂价早就已是合并或贬值之后的水平。可见，将1994年的人民币贬值说成是东南亚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并不合理，因为两者的变动幅度实在是不成比例。7 来自中国的打击，主要是中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强而有力的竞争，大大压缩了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外围的出口导向工业的市场份额。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的国内市场上，因为向中国出口本来就是日本向东盟各国产业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1984-89年的中国进口热潮的诱导结果。这些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属机械电子类，包括品种繁多的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正是中国急需而无力生产的。然而，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基本上完成了此类产业的进口替代，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情况，在东南亚生产的日本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于是面临本土企业的激烈竞争，以至最终被驱赶出去。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东亚之外的其它主要世界市场，东盟各国的出口导向工业也渐渐面临中国的竞争压力，以致它们的产品范围被逐步压缩到相当狭窄的电子类产品，这就使得它们在面临世界电子产品市场周期性低沉时易于陷入困境。而1995-96年的周期性市场低沉，确实给东盟各国的出口以严重打击，出口增长的持续呆滞，正是触发1997年夏季以来的危机的主要因素(有关东盟各国的出口过度集中于电子产品、以及由此引发的在危机之前的出口停滞等等，世界银行1998有详尽的论述)。 然则中国凭什么能够挤掉东盟各国、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四小龙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须知，按照上文提及的几乎所有论者的说法，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跟东盟各国基本上没有分别，都是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延伸、也都是建立在廉价劳工的基础上的。明显不过的是，与东盟各国相似，中国也吸收了来自东亚其它经济实体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先是来自香港，继而来自台湾和东盟部份国家，再自九十年代初起来自日本和南韩的跨国公司。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被忽略的差别，即中国从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吸纳过来的产业，其飞地色彩远没有东盟的世界工厂那么浓厚，从日本和南韩转移过来的产业中颇有一部分是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即使是从台港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产业，也按照中国的工业体系的需要加以改组改造，而这个工业体系本身却是相当完整，包括上中下游、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产业，因而具有相当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之，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技术引进之上，却没有强烈的依附性质，这既是归因于建立在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之上的庞大内需市场，也是前此数十年的工业化积累结果，后者使得中国有稳固的技术和经济基础吸收、消化从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转移过来的产业。8 以上的分析也就终于将前文提到的最关键问题推到前台，即：为什么东盟各国会偏离向来的特别专注制造业、转而参与高风险的全球化金融扩张游戏？从最初开始，这些经济实体就必需严重依赖外资流入以维持增长，这倒不是宏观意义上的以外资弥补内部储蓄的不足，而是结构意义上的、依靠外资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因为它们的依附性工业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日本的庞大的贸易赤字。它们对日本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就正如对东亚以外的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的依赖一样，都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需。然而，自九十年代初以来日本(以及欧洲)对外投资突然从东盟各国向中国大举转移，却使得它们的的外围环境迅速恶化了。 此所以，东盟各国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就纷纷采取下列两类政策，以应对外资流入减少所造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一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既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资回流，也为了刺激需求、使陷于生产能力过剩或规模效益不足的国内工业能够摆脱困境。二是新一轮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其主要目标，是要吸引日本资本回头、投资于本地的上游生产资料和中间产品工业。这两种政策都涉及规模庞大的投资，在世界范围的资本过剩的情况下，东盟各国政府也就进而走上对外金融自由化的道路，期望借助这些看来轻而易得又廉宜的外国资金来推行上述两类政策。而在冷战因素消失之后，美国和受其操纵的国际金融机构，或是鼓励或是频频施加压力，也是促使东盟各国开放对外金融的主要因素。开放的结果的确是外资流入的急剧回升，表现为日本和欧洲银行的商业贷款，以及美国金融资本在东盟各国股票市场的组合投资。由是上演了随后的“恐慌”故事，以及相应的货币贬值、金融混乱、经济危机、发展灾难，等等。
5. 华盛顿的共识，东亚的震荡 从上文的评述和分析可以得出判断，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衰过程，其复杂性远非单纯引用任何抽象化以至形式化的经济学理论所能解释。不论是诉诸世界市场调节、还是背离世界市场逻辑的特定政治经济体制调节，始终都是不足以首尾一致地阐明这个过程，因为，关键正是世界市场调节与东亚内部体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相互作用。由是来看九十年代末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流系统中，关于发展政策和体制的争论，即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尤其是其中关于东亚奇迹兴衰的解说以及相应经验教训的争论，实在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所谓后华盛顿共识是与Stiglitz的名字相联系的，导源于这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8年初在芬兰的一次著名演讲，当时正逢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险峻时刻，而演讲却特别引人注目地断言：“华盛顿共识中较为教条化的版本，不能为理解东亚经济过去的成功以及现时的困难，提供一个正确的分析架构。建立在这些见解之上的对于东亚危机的应对措施，最好的也只能是严重残缺，而更有可能是起到负面作用。”( Stiglitz 1998a)就与东亚经验的相关之处而言，这场论争所专注的，是有关后进发展国家融入世界市场的应有程度和具体形式。明显不过，鼓励后进国家完全融入世界市场，一自开始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支柱信条，这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银行的各期《世界发展报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可以清晰见出。这个信条的基础，首先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概念，意即按照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和贸易理论，后进国家只要毫无保留地融入世界市场、也即严格遵循其禀赋比较优势，就能够向先进国家的收入水平趋近。随着有关摆脱苏联模式经济制度变革的课题提上议程，信条的基础进一步扩展，断言后进国家透过这个融入过程就能够形成所谓“自然(政治)经济制度”，而这正是走上自然发展途径的必要条件。至于融入的具体形式，华盛顿共识所专注的首先是贸易方面，所谓贸易体制中性说，也即要求后进国家的对外贸易、从而它们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任由世界市场调节。随着九十年代所谓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专注点逐渐转移到后进国家的开放对外金融方面，其顶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997年香港宣言，内中同意修改组织的章程，以能规定成员国家必须开放它们的资本项目。与此相呼应，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金融服务市场自由化的协议，以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有关跨国投资的谈判，同样是为了推动资本全球流动的自由化。 长期以来，东亚发展经验正被主流系统解说成上述信条的现实范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宣扬者甚至断言，正是由于深深融入世界市场，东亚经济才能够摆脱内部不完善、不合理体制和政策的束缚，获得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换言之，尽管东亚经济中种种违背世界市场调节的做法，诸如金融抑制体制、国家产业政策的干预等等，都是经常可见，然而所谓东亚奇迹却是只能归因于世界市场调节，也即是在克服这些做法的过程中形成的。然而，恰巧的是，正是主流系统内部对东亚经济体制和发展政策的重新评价，终于引发出华盛顿共识的知识霸权危机。转折点是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表的《东亚奇迹》研究报告，内中终于承认，东亚经济中广泛存在的性质上是压抑市场的国家干预，总体上对于经济发展还是起到正面作用。这个提法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无疑甚具颠覆性，不仅相对于八十年代的原教旨式版本，即使相对于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所谓“市场友善策略”而言同样如是，因为后者的立论基础始终还是，任何能够起到正面作用的国家干预都必须是市场友善的、也即有助于市场的完善或有效运作。 作为后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依据之一，Stiglitz (1998a)认为，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报告中的最重要发见，是国家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市场无法做到的正面作用，包括创建适当的金融系统以诱导储蓄和有效配置资金、鼓励市场竞争、促进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和技术引进，等等。在较早前另一篇总结东亚奇迹的专文中，Stiglitz (1996)更加明确地断言：“东亚的成功经验，是建立在多种因素的结合之上的，其中最关键是在一个市场导向但不乏政府积极干预的、有利于技术引进的环境中，高储蓄率与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积累相结合的作用。” 从这些断言可以见出后华盛顿共识的三个核心立论。一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改进或生产率提升，而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即不是所谓自然发展途径所依赖的、建立在明确界定的生产函数假设上的比较优势阶段论。二是，正因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获取新技术或新信息，而按照Stiglitz及其合作者长期以来所扬揭的信息经济理论，普遍的市场失效也就无可避免，国家干预也就有其必要性了；甚至乎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报告中明确反对的东亚式国家产业政策，Stiglitz (1996)同样为其阐明理论上的合理性：“在存在规模回报递增的情况下，尤其是结合到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策略性贸易政策就确实有其合理的基础。”三是，正因为国家干预的基础是市场失效，国家干预在后华盛顿共识中的意义，归根究柢也就是配合市场调节、而非作为其替代。由此引伸，华盛顿共识之所以有问题，不在于它强调建立有效运作的市场，而是在于它所倡导的“残缺的、甚至错误的”建立市场调节的手段。可以说，这三个立论决定了后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分歧的性质，或更明确而言，前者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什么意义上继承或背离了后者。 主流系统各机构之间有关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争论，特别反映出这个内部分歧的深度和广度。自始至终，作为主流系统推介给东亚国家的应对危机措施，其立论基础正是Stiglitz所说的华盛顿共识的教条化版本，表现为片面地将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东亚内部体制问题，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尤其是，直到1999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官方文告《基金组织对亚洲危机的反应》中，仍然断言：“金融领域监管不足、金融风险欠缺评核和管理、维持大致固定的汇率，这种种因素的结合，使得银行和企业大量借入外债，而债务的大部分又是短期的，以外币为偿还单位，并没有作出对冲安排¼ 总之，虽然危机的导因是私营部门的支出和融资决定，政府的介入这些活动以及其它种种类似的体制因素，却使得情况恶化了。”与这种诊断相应，推介的应对措施就包括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砍断政府与企业部门的联系、关闭出事的金融机构、向外资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 后华盛顿共识的诊断，却并非将危机完全归结为东亚内部体制问题，反而指出国际金融市场本身本来就是充满弊端，例如世界银行的特别报告《东亚：到复苏之路》(1998，页16)就断言：“必须指出，内部政策错误，只是导致种种脆弱性以及随后的危机的部分因素，国际金融市场的弊端至少应该负起相等的责任。不论是在波动的峰顶还是谷底，金融市场都是充斥着羊群效应，而东亚经济正是其受害者。”在随后的另一份特别针对危机应对措施的报告中，世界银行(1999，前言页12)甚至乎走到这样的地步：“改革必须是全面的，包括较为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对从外部流进来的资金实行限制。”显然，再加上倡导改革必须扩展至国际金融体系，这几乎是走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述的政策主张的对立面了。 当然，也不应该从上文的评述得出主流系统内部两种见解已是根本对立的结论，迄今为止两者的分歧还是颇有限度的，主要是集中于宏观政策和金融监管体制方面。从长远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更加根本的是有关东亚特有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体制，也即是否应该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按照根本意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概念将之彻底改造。后华盛顿共识的相关论著对此态度相当含糊，这显然是因为，归根究柢，这个新“共识”始终还是保持着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调节作用的信念，包括相信后进国家始终还是应该融入世界市场的。然而，观之于上文第三和第四节所阐述的核心论题，即任何经济体制的发展涵义都是取决于与外部环境的吻合与否，则主流系统要求的彻底改造，所带来的后果将是很不明确、甚至将是危险的。这种改造，一方面排除了东亚经济继续依循原有的、以非主流的体制和政策为调节机制的发展途径，另一方面，它所承诺的自然发展途径，究实却是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9
6. 结语 在八十年代初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失落的年代”，以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陷入总体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或许已经是世界范围的“发展的最后堡垒”了。这个堡垒面临丧失的危险，意味着普遍意义上的后进发展、尤其是在世界市场无限制地调节下的后进发展，前景相当黯淡。至少，今次危机意味着有必要从新检视世界范围的结构变动趋势，以及相应的各国或各区域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否与之相吻合。 本文就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起与衰落提出一个超越发展主义的解说，其专注点，正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外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个解说建基于批判地综合了已有文献中的三种主要理论。它拒绝了将东亚地区的发展建树归结为廉价劳工的说法、不管廉价劳工的来源是“给定”还是“创建”，而认同生产率提升是发展原动力的说法更能反映现实。它拒绝了将分析视野过于偏狭地规限在民族国家内部发展的做法，而认同分析后进发展必须将世界市场上的结构变动趋势考虑在内。它拒绝了主流论述神化世界市场的论题、也即视世界市场为所谓“自然发展途径”的缔造者，而认为世界市场环境和后进发展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总之，本文的解说，一方面是意图跟可观察的现实相一致、以及逻辑上首尾一贯，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提供超越已有文献的分析可能性，以能有所贡献于理解极为复杂也极为重要的东亚发展经验。也正因此，本文对于主流系统的相关论述、不论是华盛顿共识还是后华盛顿共识，都是持着批判态度，而对于从中引伸出来的具体政策特别是意图彻底改造东亚体制的措施，更是强调其危险性。至于这种种知识论述和政策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变革的启发意义，则是需要另文探讨的课题了。
注释 1. 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是个政治经济学概念。依循着下文所提的区域化积累体系这一观念，本章将东亚地区定义为这样一个实体：起初是日本，随后加上号称“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韩，再至最后卷入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东盟四国。与此相对，作为地理上东亚心脏地区的中国，却从来不是这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组成部份，因而排除在外。值得留意的是上述定义所涉及的时间因素，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从日本向区内其它地区的扩张是个分阶段过程，这进而意味着，典型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海外移植，无可避免地碰到种种困难和内在矛盾，因而导致种种调整和改变。下文对此有较详细讨论。 2. 体现这种转变的戏剧性事例之一，是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演出。在1998年3月，Krugman(1998b)强调，“今次危机是对亚洲的罪过的惩罚，尽管惩罚相对于罪过而言是重了点。”与此相联系，Krugman在较早前的另一篇文章中(1998a)，就煞有介事地堆砌起“(政府干预下的)过度/低效举债”之类的经济学模型，作为“裙带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论依据或注脚。至是年年底，这同一经济学家却转至宣扬“恐慌”故事，甚至断言：“尽管有关亚洲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众说纷纭，然而其直接导因，即导致奇迹变成灾难的震荡，却是清楚不过的来自世界资本市场。” 3. Fischer (1998)为了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辩护，更甚而宣称：“金融和企业部门的低效率，正正是经济危机的核心问题，因而也就特别需要处理以恢复能够持续的增长。确实，现在的首要任务应该就是加速(金融和企业部门的)重组。” 4. Arrighi等关于“东亚奇迹”的论述，基本上是属于所谓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传统的。这个传统的最著名人物历史学家Braudel，提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系统的积累周期的观念，并指出每一周期通常都会经历生产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同一传统的另一重要人物Wallerstein更进而提出，历史资本主义的演化轨迹，表现为灵活性与固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妥协或交互替代，而这正是各个长周期交互替代的最根本原因。更明确而言，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灵活性或固定性都是利弊参半的，固定性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在需求急剧变动之下则会导致或是成本上升、或是无法攫取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灵活性固然有利于企业依据市场需求随时调节生产，然而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参见Wallerstein 1983)。 5. 将“东亚奇迹”归结为剥削劳工的结果，这是不少激进学者的论述传统，由是的推断支持了该传统的核心论题，即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制约下后进发展是不可能的。Lansberg (1979)是这种论述在七十年代的先声，Lipietz (1987)是八十年代的代表作，Hart-Lansberg et al (1998)则专注“奇迹”扩展至东亚全区的意义。Amsden (1990)对这个论述传统、尤其是Lipietz做出严厉批评。 6. 针对在这一论断，经济增长理论的近期发展提供了颇有启发的参考。关键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核心论题，即生产系统的不同组织形式(市场、层级/企业、网络等)，可以理解为再整合专业分工的不同方法，而不同的分工原则，却又提供了不同的生产率提升来源、因而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途径相关联。这就为上文所讨论的、关于体制与外部环境是否吻合的论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有关这个理论文献的详细评述，可参见上文第二章以及Smyth and Lo 2000)。 7. 在这一点上，Wade(1998)倒是相当小心地说：“对于人民币的贬值幅度，确实存在着争论。不过，关键在于当事人们的普遍观感是贬值幅度相当大，因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这种说法需要进一步发挥才能有说服力，不过，比起先前Wade and Veneroso (1998a)的断言还是较为符合现实，该断言是：“中国在1990年和1994年的两次贬值、加上其内部的较低通货膨胀率和较快生产率增长，使人民币变成世界主要货币中汇率最为低估的，这就削弱了其它东亚及东南亚经济的出口竞争力。” 8. 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机械电子产品出口迅速增长，上文第四章以及卢荻和陈文鸿(1998)详细分析了这种发展的意义，并指出这种发展已经超越了中国的(禀赋决定的)国际比较优势、而是向四小龙的出口产品结构急起直追了。Yoshitomi (1996)在另一项研究中，也得出近似结论：“相对于东盟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而人均收入水平还要略低，然而它已经在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上拥有显现比较优势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产品的显现比较优势，是相对先进国家及四小龙而言，不是相对于东盟国家；更有进者，在过往十年，相对于四小龙，中国在广泛的一系列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上也开始拥有显现比较优势了。”针对中国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进程，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有详细分析，其中一个核心论题是，改革下的国有工业企业体制，呈现出日本式体制那种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特色，而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相类似。Smyth (1998)关于乡镇集体企业的研究，也达至大致相同的结论。 9. 必须指出，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究实也只是一种倡议，而非真的是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对待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态度上就颇不相同，而上文注三引述的费雪尔对于危机应对措施的辩解，更是与斯蒂格利兹大相径庭。即使在较少分歧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造方面，世界银行所提倡的审慎方法，即资本项目和整体对外金融的开放必须基于内部监管体制的充分发展，在主流系统内部同样面对异议。如Summers (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就在1998年底的一次演讲中断言，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以能开放资本项目，“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向国外金融服务机构开放市场，引进它们的资本和专业知识，以及相应的竞争。”(引自韦Wade and Veneroso 1998b)；换言之，有效监管体制的形成，不是开放对外金融的先决条件、而是后者的自然结果，这显然是再次重申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谓“自然经济制度”是完全融入世界市场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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