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

東亞發展經驗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中的特例，自20世紀中葉以來，在世界資本主義範圍中，這是唯一呈現出人均收入水平向先進國家趨同的地區，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獲得發展，也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包括朝越兩場戰爭）。因此，理解東亞發展經驗、洞察其正負教訓、作出合理的評價和展望，這不僅是生活在這個地區的人們的需要，其實也是發展研究文獻所繞不開的課題，時至今日仍是極具意義。

    本文源自1998年發表在《讀書》雜誌的一篇時評，當時正逢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緊急關頭，各種知識導向的學者競相解說危機及之前的發展經驗，朋友許寶強是活躍的解說者之一，該篇時評就是作爲與他商榷的文章而寫出的。文章隨後幾經改寫，刪掉商榷部分，擴展學術探討部分，成爲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專著《中國的變革性經濟增長》的一章，也即是本文。（作爲學術論文的英文版則是先在1999年發表，後來又擴展成2012年那本專著的一章，因爲時間所限，現在無暇將英文版本重新翻譯過來。）

    現在回頭看，本文其實僅是很初步地構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作爲解說東亞經驗的基礎。要完整解說東亞資本主義整體，還需要更多的提煉、修補；要顧及東亞內部不同政經實體的差異性，那就更加有待細致的分析了。另外，本文所探討的僅至危機時候，而自新世紀以來東亞經濟又再歷經根本改變，一方面是中國主導的區域性積累體系的漸漸形成，另一方面是先進資本主義經濟的加速空心化，這兩者如何影響和制約東亞發展前景，這只能留待另文探討。

    （因爲這個網址的技術限制，文章只能分兩部分上載，另外參考文獻也因此只能省略。文章的完整版本可見於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6c6980102vwc2.html） 

《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

卢荻

1. 东亚兴衰与发展主义的范式危机

东亚地区应该是战后五十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收入份额有明显增加的唯一地区。正是由于这个号称“东亚奇迹”的相对成功发展经验，这个地区在相关经济研究文献的讨论中占有特殊位置，被各种具有发展主义倾向的思想系统争相解说，视为各自的论题的现实范例，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危机的背景中更加如是。此所以，在1997-1999年席卷东亚全区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既威胁着要将这个地区打回到它在世界收入层级中的原先位置，也意味着世界范围的“发展的最后堡垒”面临丧失的危险。

在思想层面上，就是发展主义的范式危机了，不论是将后进发展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常态，还是将之视为不尽符合世界资本主义逻辑的特定体制调节下的可能性，始终必须面对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危机这个难以解说的现实。当然，从难题引伸出来的判断，不一定就是后进发展的不可能，更合理而言应该是后进发展面对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性制约下的艰巨性，以及相应的发展主义思想范式的偏颇。¹

基于以上的认识，本文尝试针对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以及前此数十年的发展经验，提出一个超越发展主义的解释。解释的专注点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外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的演化，正被指认为是导致东亚奇迹的崛起与终结的主要原因。较明确而言，解释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涵盖东亚全区的所谓区域化积累体系，其特色可以用“出口导向加高强度投资”概括之，而构成这个体系的基础，是该地区的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积累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长周期的生产扩张阶段有其特殊竞争优势，然而性质上其抵挡需求波动、或更广泛而言抵挡所谓系统震荡的能力，却是特别薄弱。而现实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长周期的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意味着系统震荡已经成为常态、而非特例。

本文由下列各部份组成。第二节批判地评述有关东亚危机的各种论述，指出这次危机应该被理解为结构性的、源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内在矛盾，而非单纯的政策课题。第三节深入探讨这个积累体系的内容，并以此解释其对东亚奇迹的贡献。第四节从这个积累体系崩溃的角度，重新解释九十年代末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第五节转到政策课题，透视有关东亚奇迹和危机的国际争论的根源、即所谓“后华盛顿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并依循本文的分析指出前者的局限。第六节给出结论。

2. 解释危机¾¾裙带体制还是资本恐慌

在1997-99年爆发的东亚货币贬值风潮和金融混乱，其发展速度及规模都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不够一年之内演化成席卷全区的经济危机。至1999年终，从世界范围看危机的扩散前景仍然不大明朗，就东亚地区本身而言，虽然复苏的迹象总算浮现，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意义上的灾难却已是无可置疑地降临了。

这场危机向人们提出了三个有待解答的分析性问题。第一，如果说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确是导源自东亚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体制，那么，为什么基本上同一体制，却能够与前此数十年的快速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即所谓东亚奇迹并存以至对后者起到推动作用？第二，至少直至危机爆发时，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事实上却是颇不相同，为什么危机最终还是席卷东亚全区？第三，观诸危机爆发前夕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基本上都是相当健康，为什么危机的规模竟是如此巨大？

    正如Wade(1998)所概括，有关东亚危机的种种解说，大致上可以用两个相互竞争的“故事”作归类。一是“东亚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垂死阵痛”，着眼点是内部的、实质经济方面的成因，另一是“基本健康但监管不足的经济实体遇上金融恐慌所引发的债务通缩”，其着眼点却是外部的、金融领域上的成因。前一个故事认为，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低效率的，这特别是由于国家政权对经济事务的过度干预使然。这个故事的流行程度，明显见之于危机初始阶段，所谓“裙带资本主义”一词被国际传播媒介以至西方政客和学者的广泛使用；其意涵是，此类政治经济体制，只能制造出贪污和灾难而已。更严重的是，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发展政策领域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延伸，这个“共识”认为，政府对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干预，迟早总会导致危机，而对外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却总是有益的。此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给向其求助的东亚国家的救亡方案，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故事之上，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与此相对，“恐慌”故事却将危机的主要成因归结为东亚各国政府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监管不足，其潜台词是，此类资本流动基本上属投机性质，很容易导致货币和金融市场的过度波动。据此，危机之以“传染病”的形式扩展至东亚全区甚至世界范围，正印证了这个故事的基本判断，即金融恐慌本身就是危机的起因。更有进者，金融恐慌的特性在于，它可以与需求萎缩相结合，从而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破产、金融市场崩盘、更大幅度的需求萎缩、终于将疲弱的经济推至严重萧条。这样，“恐慌”故事的政策含义就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处方相反，所强调的是要建立起适当的监管体制、而非自由化或解除监管，要刺激需求以使企业部门透过增长摆脱危机、而非推行紧缩政策并干脆将处于困境的金融机构关闭了事。概念上，“恐慌”故事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学中的信息不足和风险不对称性理论的延伸，这些理论正是发展政策文獻中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Stiglitz 1998a、1998b、1998c)。

    随着危机的深化和蔓延至东亚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上述“阵痛”故事因为只偏重于责难东亚国家的内部体制，渐渐显得过于片面，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愈发处于需要为自己辩护的地位(例如，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资本自由流动确有弊端”，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9月22日4页；另见基金组织副总裁费雪尔发表在英国《经济学人》1998年10月3至9日的文章)。深含贬意的裙带资本主义一词渐被收回。特别是出现俄罗斯货币危机、拉丁美洲金融体系险像百出、以及由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引发的欧美金融界灾难之后，西方主导舆论向“恐慌”故事的转变更是明显可见。世界银行在1998年底发布的专题报告《东亚：到复苏之路》，可算是这种转变的总结。²

    上述的Wade的分类，对于理清已有的关于东亚危机的种种解说诚然有助，就理解现实本身而言却是太简单化了。分类的要点是一边将内因与实质经济联在一起，另一边将外因与金融领域联在一起，这就排除了以其它方式组合起这四方面的成因来解释危机、特别是有关实质经济问题与金融恐慌的可能联系。问题清楚不过，“阵痛”故事固然无力解说所谓传染病现象，“恐慌”故事同样并没有解答前文的第三个问题，即：今次东亚危机的规模为什么会大得如此不成比例？

    Wade与合作者Veneroso在另一篇文章中(1998a)，对此提出一个颇有见地的回答。其核心论题是，东亚的“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体制，抵抗系统震荡的能力特别脆弱，尤其是当震荡表现为高利率、货币贬值或总需求萎缩。这是因为，高利率或货币贬值会增加偿债成本，总需求萎缩会减少企业利润，当利息支出超过利润收入时企业惟有增加债务余额，但是东亚的企业高负债体制却将这种转圜余地压缩得近乎无存。更有甚者，债务负担要求企业偿还固定的款额，而不象投资者股权那样按比例拨出部份利润作支付，这就意味着企业通常需要独自面对系统震荡，也即大大增加了它们的脆弱性。

    由此有可能将上述的“阵痛”和“恐慌”故事综合起来。Wade所称的脆弱性，也正是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定的东亚经济的低效率体制，而且在危机爆发前夕，这种潜在脆弱性也确是在迅速地转化成事实，情况就正如美国经济学家Yellen(1998)所描述：“从东亚危机可以清楚见出，这种建立在‘关系’上面的资本配置模式，在面临市场对于投资决策的质量的观感恶化时，显得特别脆弱... 在危机的每个阶段，最根本的触发点都是一样，即投资者信心下降，怀疑使用他们的短期存款的长期投资项目的稳健程度。”韦德指出，系统震荡的来源，主要是东亚各国在开放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同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以及在外围环境方面全球性的资本过剩大大鼓励了投机活动。这种说法应是可以成立，而他进而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紧缩政策和关闭银行、更大程度解除监管等措施，指出正是这些政策措施导致危机恶化，看来也是言之成理(类似批评可见之于不少论着，如Bullard et al 1998和Chang et al 1998)。不过，同样清楚不过的另一事实是，在危机爆发前夕，东亚各国的企业和银行部门的确已经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危机的直接触发点。³

可见，理解今次东亚危机的关键，在于确定下列两方面因素的相互关系：一是在企业和金融部门积累起来的种种实质经济问题，另一是诸如资本项目自由化等国家政策，后者与作为外围环境的全球金融扩张相结合而产生了上述的系统震荡。在何等程度上，这些政策本来就是各国政府应付实质经济问题所必需？换言之，在何等程度上，危机是结构性的、而非单纯的政策失误所致？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澄清一点，即：就发展意义而言，应该如何看待东亚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现实情况的观察没有多少争辩之处，这些体制确是严重背离了根本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是否应该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那样，尽量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将它们彻底改造？须知，主流经济学者只是直截了当地以“低效率”来概括这些体制的特质，而非主流学者如Wade等却认为，有关体制的脆弱性其实正是支撑其正面功效所必需，这种功效即后进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超赶发展。可见，现时的分岐，其实导源自前此有关解释东亚奇迹的争论。

3. 解释奇迹¾¾自然发展还是特殊历史

有关解释“东亚奇迹”的文献非常庞大，其中种种纷纭论题，在不同层面上既有相通也有相违。就经济增长模式而言，简单化地概括，大致上仍是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理论，即：建立在“给定(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然发展途径、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超赶发展途径、以及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给定”发展途径。与此相对应，规范着这三种发展途径的调节机制，就分别被指认为是市场、国家政权、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

    迄今，主导着有关文献的，是所谓“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这是因为文献的首要关注点是发展政策的设计使然。然而这种有关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即这两种调节机制对东亚奇迹的贡献孰为轻重问题，其基础始终还是上面所提的、关于发展途径的分岐。在市场中心论那边，其主导论述在八十年代就表现为所谓“华盛顿共识”。代表作如Balassa(1981)、Krueger(1985)、Lal(1983)、以及世界银行的《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倾向明显不过，将东亚地区前此数十年的快速和持续经济增长归结为市场(特别是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甚至更至乎断言，奇迹其实是在违背了可观察到的政府干预之下实现的。进入九十年代，这种主流论述的演化轨迹，其方向大致上是逐渐承认东亚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只不过比起市场调节来始终还是次要。如《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就断言，此类政府干预本质上是“市场友善”的。世界银行在1993年发表的很有影响的报告《东亚奇迹》终于承认，压抑市场式的政府干预，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时候确实起到正面作用，然而同时又争辩说这只能是特例。

    支撑着这种种市场中心论述，尤其是关于后进国家如果严格依循世界市场的调节就可以走上“自然发展途径”说法的，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本信条之一，即所谓比较优势阶段论。即使是九十年代末期在布列顿森林体系各机构(主要是世界银行)中冒起的“后华盛顿共识”，一方面固然代表了上述主流论述转变的顶点、即较多承认市场失效的普遍性和政府干预的正面作用，然而还是基本上肯定世界市场调节的必要。正如Stiglitz(1998b)所言，“东亚危机以及先前数十年的‘奇迹’再次显示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带来风险也同时带来机会... 今次危机强化了这样一种信条，拥有透明、稳健和有效监管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将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

    与此相对，不少非主流经济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其实是促成东亚奇迹的必要因素，对于所谓“自然发展途径”的观念也就持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如Amsden(1994)在批判世界银行的1993年东亚发展报告时，就甚至扬言，任由世界市场调节的结果很可能是不发展、而非(或多或少的)发展。这同一论题在Wade(1990)一书中发挥得更加详尽，书中提出所谓“驾驭市场”的说法，意即东亚奇迹的支柱是建立在创建的(而非给定的)比较优势上的超赶发展。Amsden (1989)和Wade (1990)都承认，在东亚发展经验中劳动密集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确实起到重要作用，然而他们同时争辩说，一系列承载着强烈规模效益或技术界外效益的产业的发展，其重要性至少应该等量齐观。换言之，东亚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融合是策略性的、而非毫无保留地接受后者的调节，而规范着这种融合过程的机制，正正是今日的所谓裙带资本主义、即这一地区的以固定性和长期目标为本的政治经济体制。

    所谓固定性概念、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灵活性，在本节开头所提的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三种解说中，同样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解说将奇迹归结为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解说的代表作Arrighi(1994)一书就指出，贯串东亚战后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最重要特色，是这个地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而这又刚好是作为美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固定性的对立面，正是这种灵活性使得前者有能力向后者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产品。更广泛而言，这种灵活性正是促使东亚在六七十年代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获得快速及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它重要因素还包括：世界范围的从资本主义中心向外围地带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以及使东亚能够尽量利用这种产业转移机会的美国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市场开放方面的。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长周期中的生产扩张阶段的特征，美国的优惠政策则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现实，即在战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中，东亚地区正是东西方冷战的前线，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各国政权，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着美国的冷战小伙伴角色。

    至到八九十年代，在世界范围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已经从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在冷战趋于缓和以至结束之下，美国的政策也逐渐转变到向东亚国家提出种种苛刻要求、以迫使后者推行自由化和市场开放。不过，直至1997年夏季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仍然能够维持快速经济增长，其所凭籍的仍旧是上述的体制灵活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世界工厂从日本和四小龙扩展至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全区，从而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是成功地参与了世界范围的金融扩张(有关这种关于东亚奇迹的解说的更详尽论述，可参见Arrighi et al 1996和 Wallerstein 1998)。⁴

    如何看待这三种关于东亚奇迹的不同解说？尤其是，上述第二种解说将东亚政治经济体制的特色概括为固定性，而第三种解说却将之说成是灵活性，为什么竟会是如此南辕北辙？在此应该澄清，当Arrighi之类学者使用灵活性一词时，他们所指的是东亚体制迅速应对世界市场变化的能力、也即所指的是行为方面。然而行为上的灵活性其实正是建立在体制本身的固定性之上。以Arrighi所专注的日本式下承包制度为例，其体制安排相对于垂直一体化的美国式大企业自是较为灵活，但相对于“保持距离”的市场关系却是明显地远为固定。更重要是，下承包制度往往是嵌入在特定的系列化或集团化的企业网络之内，其意义就正如主办银行、终身雇佣制等其它种种闻名的日本式体制，处处显现出压抑市场调节、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而非仅是产权拥有者)负责的特性。换言之，这种体制的特色就是压抑所谓“要素”市场的调节。

    事实上，单就行为上灵活与体制上固定的对称性而言，正是企业理论文献中的历久论题之一，其渊源可以追溯至Coase在1930年代的著作。而Coase理论连同题旨相近的Chandler企业史研究，却是Arrighi用于解释二十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的系统积累周期、即所谓“美国世纪”冒起的主要参考。只不过，Arrighi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两个学者的理论其实颇有相互矛盾之处。从Coase到Williamson一系的企业理论，从市场失效的角度将这种固定性的意义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也即所强调的是资源配置，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与此相对，从Chandler到Lazonick一系，所强调的却是固定性作为价值创造、即技术或生产率提升的必要条件，这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有关这两种企业理论的详细论述，可参见Lazonick 1991)。

    在此应该再想想作为世界工厂对东亚兴起的重要性。问题是，世界工厂的基础是廉价劳工、还是生产率改进？Arrighi的回答看来是偏于前者。他的东亚故事是建立在所谓“新国际分工”论之上，也即是资本追逐廉价劳工，以日本(背后是冷战中的美国)为起点，先卷入四小龙再卷入东盟各国，形成一个区域化积累体系，既保持和促进了日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地位，又使它的外围地区有机会分享繁荣，尽管下承包之类体制的高剥削性使这种繁荣分享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而这个区域化积累体系的扩张，还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迄今其所达到的顶点就是：“来自第二波区内工业扩张的受益国家(最典型是泰国)的企业，加入了日本和四小龙企业的行列，将其低档的、劳动密集的产业搬到更加贫穷和更加人口众多的国家(最典型是中国和越南)，后者至此时[八十年代后期]仍然拥有庞大而富竞争力的后备廉价劳工。”( Arrighi 1994，页347)有关中国在东亚区域化积累体系的位置下文再谈，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论断究实跟新古典经济学(确切说应是新自由主义)的东亚论述、即所谓比较优势阶段论并没有多大差别，都是将工业化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源(劳动力)禀赋，尽管历史资本主义论述传统所强调的是“禀赋”作为一个社会创建过程、而非天然给定。⁵

    这种说法明显不同于上述的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二种解说，后者所强调的是建立在创建比较优势上面的超赶发展、也即是技术和生产率提升作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按照这些论者的研究，生产率提升主要是透过两个途径实现的，即持续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者都是特定的政治经济体制调节下的产物。持续创新效应的来源，正是强调长期稳定关系和对利害相关者负责的企业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生产过程中各主体有适当的诱因发展工作技能、改进生产工艺，进而透过诸如品质圈和看板管理等多种紧密的横向合作安排、形成集体学习效应(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可见Aoki 1990)。至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的讨论焦点都是放在政府干预或所谓策略性产业政策上，其实更关键的是实施产业政策的经济条件即高强度投资，因为此类投资既不符合国际比较优势，又往往是数额巨大兼回报周期长，任由市场调节就很难实现，从整体上看还有资金来源问题。在东亚经济发展历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透过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实现的，这一方面表现为以银行(而非股票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对金融自由化的严格限制、以及在金融部门上的频仍干预，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企业以业绩表现交换政策优惠的发展导向关系。

    应该指出，上述关于东亚奇迹的第二种解说，并不认为东亚政治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竞争优势，有任何绝对意义。这些体制的发展意义，其实取决于它们与外部环境、尤其是需求环境的吻合与否，这跟主流经济学者的通常做法，即拿现实情况与概念化的自由市场模式(以及相应的自然发展途径概念)作比较、断言任何偏离为低效率，明显大不相同。正如Aoki所清楚表述的，东亚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集体学习效应、生产率提升，关键在于作为外部环境的市场需求既非稳定不变亦非急剧变动、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换言之，需求环境稳定不变有利于富固定性的美国式垂直一体化大企业，急剧变动则有利于灵活的“保持距离”原子式企业，惟有在需求环境持续而温和变动的条件下，东亚体制才能够产生持续创新效应、显现其优胜之处。⁶

    强调体制与外部环境的吻合与否，正是上一节提及的Wade and Veneroso (1998a)文章中解释东亚危机为什么规模如此巨大的核心论题。透过本节对有关文献的评述，这一论题可以略加普遍化，即不仅针对东亚经济的“居民高储蓄加企业高负债”模式，而且涵盖整个区域化积累体系。再加上关于外部环境的论题、即世界经济已经从生产扩张阶段过渡到金融扩张阶段，本章的下一节可以对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做出一个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