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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职工的住房问题咋解决?

2015-10-5 22: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24| 评论: 0|原作者: 王瑞芳|来自: 史学月刊

摘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职工住房条件普遍较为恶劣,各地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工人住宅区的环境卫生。1951年后,随着财政经济的好转和工业生产的恢复,各地政府在财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开始大规模进行职工住宅建设。

   【破土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之初,城市职工住房条件普遍较为恶劣,各地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工人住宅区的环境卫生。1951年后,随着财政经济的好转和工业生产的恢复,各地政府在财政依然紧张的情况下开始大规模进行职工住宅建设。但由于工人住宅的修建难以赶上工业发展的速度,职工住宅问题一直严峻。对此, 中共中央和各地政府也努力将工业生产与职工生活及住房条件的改善联系起来解决。新中国初期的住房数量和质量当然不能和今天同日而语,但对比一下今天的地产霸权便知,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了房子为谁服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职工的住房问题咋解决?

  一 改善住房环境卫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职工住房条件相当恶劣,居住环境相当艰苦。以北京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对劳动人民居住的地区从来不管:北京七区没有修过一条沥青路或石子路, 七区的南北岗子、南北河漕,六区的陕西巷、杨梅竹斜街、琉璃厂虽是城乡往来的通衢或商业区,但都是土路且年久失修,每逢雨后积水,就成了一片泥潭。一区的泡子河、南水关,七区的天河大院、教养院二处,原有的排水明沟已淤塞,夏天街道上常积水盈尺,蚊蝇繁殖,房屋常被泡倒塌。在市民集居区或行人往来的要道,如七区的栏杆市大街、蒜市口,六区的观音寺、打磨厂,一区的王府大街等地没有公共厕所,沿街小巷内即成为便溺之处,臭味难闻。这些问题与城市民众的公共卫生密切相关,亟待解决。

  北京解放后,北京市人民政府集中力量修建几条非修不可的主要街道,掏挖下水道的干线,在市场及劳动人民最多的地方赶修公厕及秽水池,大力疏浚与掏挖下水道和护城河,解决排水等问题,初步改善了部分地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但因国家财政困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城市卫生环境,更难于根本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故各工厂职工的工作环境和住宿条件普遍较差。有工人致函《人民日报》反映:

  “中国煤业建筑器材公司北京分公司各货场工作环境恶劣,职工宿舍条件很差,职工得不到充分休息; 北京煤建分公司西直门木材厂工人的宿舍问题更为严重,大部分人都是住在破席窝里,出入要低头弯腰;在一个国民党军遗留下来的小碉堡里就挤了9个人。《人民日报》记者协同《工人日报》记者到中国煤建公司北京分公司各货场、工人宿舍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证实了工人来信所说的事实:因为工人的劳动条件和住宿条件十分恶劣,害病的工人曰有增加。住在永定门外江苏义园宿舍的472名工人,据4月底至6月初的统计,害病的达103人,每日因病不能干活的有二三十人。在工人医院外科就诊的负伤工人,月下旬每日平均27人,月下旬已增加到39人。”

  当时职工住宿条件较差,不是北京一处的个别现象,天津、上海和东北各城市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1950年2月,中央政府劳动部、卫生部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天津工厂卫生检查组对天津部分工厂 (中纺二、四、五、六、七各厂及中纺机器厂、达生纱厂、北洋纱厂等)检查发现,这些工厂职工工作和居住环境普遍恶劣:

  ”北洋纱厂女工,七至十二人共一室,室窄小,双层床位,有的光线很差。各厂工人宿舍室内空气都很不好,多数没痰盂;二厂虽有,但数日不倒。宿舍中卫生以工属宿舍为最差,室内多数装有无烟筒的火炉,又不习惯开窗,中纺二厂工会主席杨树明的母亲即几被煤烟熏死。”

  1952年4月,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劳动保护部对沈阳麻袋厂和砂土矿公司进行调查发现:

  “该厂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和工人的身体健康。职工住的宿舍,又挤又脏。家属宿舍有的一间房子住五六家。屋内有吊铺,分两层住。有的家根本照不到阳光。在上面住的,吃米、烧柴都得往上拿;楼梯很陡,常出危险。这样多的人家挤在一起,一家小孩哭了,就影响大家睡觉。第二宿舍200多户只有一个女厕所,妇女上厕所还得排队。院子里的脏水井也坏了。独身宿舍是大木板炕,每间房住10多人,两个草垫子上要睡3个人。第四宿舍200多人,没有厕所,只有便坑,大小便到处都有。宿舍里也没有痰盂。此外,280多个有家属的老工人还没有宿舍。沈阳市政府企业局所属砂土矿公司工人宿舍是用帆布搭成的临时帐篷,工人睡在用石头铺成的、离地三寸多高的石堆上。有的工人铺着草垫子,有的工人只上半身铺着草垫子。”

  城市职工的住宿条件如此恶劣,国家难以短期内拿出巨额资金予以根本解决。各地人民政府首先能做的,是贯彻市政建设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大力改善工人住宅区的环境卫生。武汉解放后,人民政府马上着手敷设友益街、三元里等地的下水道。此外还疏浚了宣泄下水的黄孝河,在沿江及戴家山地方,设置了抽水机,基本上解决了武汉市区内的积水问题。职工环境卫生得到了较大改善。

  上海是中国工商业的中心,聚集着众多的产业工人。据1951年调查,上海市内比较集中的工人住宅区有160余处。在上海解放以前,这些工人住宅区大多没有地下沟管的排水设备,也没有较好的人行道,“下一天雨,穿十天套鞋”,到处都是露天臭水沟,到了夏天,臭气熏人,蚊虫、苍蝇到处乱飞。 上海普陀区药水弄(面积2平方公里)住着1万左右工人家属,上海解放前弄内到处堆积垃圾,无下水道,卫生条件恶劣,疫疠流行,死亡率很高。上海市在解放后,人民政府对该区环境进行了整修,“修了下水道,装上了自来水龙头,大小弄堂装上路灯,翻修了最坏的路面,增筑了蓄水池、垃圾箱,把工人居住条件提高了很多”。

  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上海工人的生活福利和安全卫生得到显著改善。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继续修整70处工人住宅区,修整内容包括埋设沟管、阴井,建筑道路;填平臭水沟,移除坟墓,添设大小便池和垃圾箱,并打扫路街,喷洒杀虫药剂;装设给水站和路灯等。全部工程完工后,受益面积约500万平方米,受益人口在30万以上。截至1952年8月,已有20处的修整工程竣工,环境卫生较前大为改善。如南市西凌家住宅区,共埋各种口径的沟管1500多米,铺设干、支道路面积 4600平方米。单是沟管和道路,市人民政府即用去3亿余元。卫生局清洁队在该区填平了臭水沟池,放置垃圾箱10多个,又造了一个公共厕所,喷洒了两次杀虫药剂。公用局在该区装设了三个给水站保证了自来水的供应。居住在这20处的工人及其家属感谢人民政府“天大的好处”。三轮车工人崔昌来说:现在我们家里苍蝇蚊子没有了,只有人民政府才关心我们。”

  二 大规模兴建工人新村

 

  职工生产环境和住房条件的改善,根本上还要依靠国家加强资金投入,不断建造新住宅来解决。

  1951 年后,各地人民政府执行毛泽东“在今后数年内要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建工人宿舍。据1952年8月全国总工会党组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新建工人宿舍计划可解决约50万工人及家属的居住问题。仅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初步计划,就要建筑10万间左右,其中将近3万间已经开始动工,并已造成一部分,工人已搬进新居。这都给各地工人以极大鼓舞,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提高了生产热情”。

  东北地区是中国重工业基地,人民政府和各工厂比较重视职工住房工程建设。1950年年初,东北人民政府决定拨出巨款,为职工建筑173万平方米新住宅。到1950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修建住宅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解决了9万多单身工人和2.8万户有家属工人的住房问题。1950年将继续为7万单身工人和4.9万有家属的工人解决住房问题。

  据1952年4月10日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经济计划委员会发表的《东北区一九五一年人民经济计 划执行情况公报》披露,1951年,国家按工资基金总额比例支给职工的文化福利事业的附加工资,比上年度增加30%,全区为职工新建宿舍70.3万平方米。中国长春铁路局特别注意了职工的劳动保护、生活福利和文化娱乐工作,1951年兴建了职工宿舍17 218平方米,大修了27.64万平方米,并放映了 2000多场电影,另外还组织了1000多次晚会,训练了800多名体育指导员。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的复苏及财政金融状况逐步好转,各级政府有一定经济能力解决工人的福利和改善职工宿舍问题。李富春在1952年5月初全国总工会召集的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指示:目前政府正在有计划地大力兴建职工宿舍,每年都要增建,计划在四年内全国国营、公营厂矿企业的宿舍问题可以获得解决。有些情况特殊的厂矿,如有的矿井在山沟里,租赁房屋也不可能,就要更迅速地建造宿舍,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从1951年开始,各地逐步加大投资力度,有计划地兴建工人住宅新区,加快改善职工宿舍的步伐。其中,沈阳、北京、天津、上海、淄博等工业城市的工人新村建设较为典型。

  1952年,沈阳市政府开始修建大规模的新型职工住宅区 “工人村”。据新华社报道,沈阳市设计兴建的“工人村”,占用土地73万平方米,内分家属住宅区、单身宿舍区、社会及行政中心区和公园区等四部分。家属住宅区的中心将设立4个托儿所、6个幼稚园、2个小学校和浴室、合作社、诊疗所等配套设施。在社会及行政中心区的南面建筑一座容纳1.5万人的大型俱乐部,里面分设电影院、 图书馆和跳舞厅。靠近俱乐部有运动场、游泳池。社会及行政中心区附近建有住宅管理事务所、消防所、食堂和单身职工宿舍。在家属住宅区和社会与行政中心区之间的三角地带,是一座大型的公园, —所能容纳1100多人的中学校将设立在这个公园里面。“工人村”中的住宅全是三层楼房,外观整洁美丽,内有被橱、电灯、上下水道、暖气、煤气等设备,庭院里有小型仓库供各家储藏杂物需用。

  鞛山钢铁公司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投入较大资金修建职工宿舍。据统计,1952年共新建职工宿舍20万平方米,其中10万平方米是三层楼,10万平方米是一般瓦房,这两项工程在年底完工。新式楼房的住宅建筑在鞛山市北立山附近,住宅的东部是一所技工学校,专供职工及其家属学习文化、政治和技术之用。住宅区内有电影院、俱乐部、小学校、诊疗所、托儿所、幼儿园、合作社、浴池等。住宅周围和道路两旁,将栽植各种树木和花草。简易住宅区建筑在鞛山市南端长甸铺附近,这里建筑的是一般瓦房,但设备和建筑地点也都照顾到了职工们起居的方便和生活的舒适。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生产的不断提高,北京职工住房条件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据1950年年底统计,石景山发电厂新建工人宿舍186间,修缮旧宿舍172间。216个职工和589个眷属搬进了新房子;单身工人原来几十个人挤在一间黑屋里,现在可以4个人居住一间明亮的屋子。但从总体上说,像石景山发电厂这样改善职工住房较好的企业还是很少的,职工缺乏住房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不少职工住得太挤或太远,有的工人甚至要走30多里路上工,严重影响生产和工人的生活。

  1952年春,为了加快解决工人宿舍问题,北京市人民政府积极建筑大批工人宿舍。据1952年5 月《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动工修建北京市第一批1 5万间职工宿舍工程,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建筑委员会和各厂矿建筑委员会,前者负责工程的统一指挥,后者负责主持具体工程的进行。此项工程是依据解决工人需要并照顾国家财政经济情况的精神而设计的,因之一切都从节约原则出发。北京市人民政府为首都工人修盖宿舍的决定,激励了首都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5月10日,北京机器厂宿舍在北京东郊动工修建,该厂500多个男女职工在厂长吉合群的带领下组织了义务劳动队,投入到修 垫地基工作中。北京机关、团体和企业也设法兴建了大批职工宿舍,缓解了职工住房紧张压力。到 1952年年底,北京被服厂积极解决有关职工福利的问题,新建了 1500间职工宿舍,许多职工家属都已搬进新房居住。北京市丰台地区建筑工人宿舍1000多间。丰台车辆段分配到150间,134位工友迁入了新宿舍。

  北京解放以来修建了许多住房,工人、职员、学生的宿舍和市民的住房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据初步统计,北京市1949年到1951年建筑了 24700多间新房,以每间15平方米计算,合计37万余平方米。1952年预定修建的住房是90万平方米,相当于过去两年总数的2.5倍。从前几辈子拥挤在低矮和黑暗的小屋子里的工人们,现在大量地搬到新房子里去了。如人民印刷厂到解放时为止只有几十间工人宿舍,经过三年的建设,新建工人宿舍近1500间,职工住房得到了较好改善。

  天津解放以后,有些国营工厂企业部门着手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并用掉很大一笔经费。但多数职工宿舍的工程标准,不是从工人的切身要求和当时实际需要出发,而是力求“美观”、“大方”,从而造成花的钱很多,解决问题的范围很小。如天津钢厂1950年盖了50幢“西式房屋”,每幢都有卧室、会客室,厕所、厨房各一间。这本是按一家住一幢设计的;但因急需房屋的工人太多,只好两三家合住一幢,造成生活不便。国营天津第五棉纺织厂1951年春建筑了一所“宫殿式”工人宿舍,房子虽然很讲究,有走廊、暖气、洗脸室、古式宫灯、水磨洋灰地等,但能住人的房屋仅有48间,难以满足多数职工的住房需求。

  1952年春,为了解决工人多年期待而一直没有解决的住宿问题,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在五区中山门外、四区王串场、六区南北楼及其他地区,建筑5万间工人宿舍,并计划在3-5年内彻底解决市内工人的居住问题。4月19日,由天津市人民政府统一调配的建筑工人一批批地开往工地,建筑工人宿舍的巨大工程,从五区中山门外工地开始了。中山门外建筑区,靠近各工厂、企业,原来是一片荒地。天津市建筑管理委员会决定在这里建成一个工人新村,全村共计划建筑8000多间工人宿舍。新村的中央和四角并留下空地,准备将来建筑公园、小学校、运动场及合作社、银行办事处等。

  天津市人民政府为工人建筑5万间宿舍,是彻底解决天津市工人住房问题的第一步,得到了天津广大职工的欢迎。当建筑工人宿舍的决定传到工厂每个车间和每个工人家庭时,大家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天津自行车厂钳工组技工刘恩铭的父亲说:“我打十六岁做油漆活,净给人家油门刷墙,盖了好房子都是人家的。想不到我还能赶上今天,政府给咱工人盖房。咱们住了三辈子窝铺,这回算熬出 来了。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才有这样的幸福!”还有工人称赞说:这说明人民政府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在照顾着我们职工的生活。

  天津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工程建设。在这项工程动工的一周以前,附近各工厂的工人就在休息 时间来这里进行义务劳动。他们铲平了无数坎坷不平的沟渠,填平了数千个坟坑,铺好了运输材料的纵横大道,并为建筑工人们搭好了临时居住的窝铺。建筑工程开工以后,建房各厂工人和工人家属组成了义务劳动大队,积极参加工地义务劳动。工人每天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家属们在料里家务之余,都抓紧时间到工地劳动。这批工人宿舍的平垫地基,运送材料,照顾建筑工人饮食等工作,主要是由他们来做的。天津钢厂的290多个工作成绩优良的运输装卸工人,组织义务劳动大队,分成七个组,每天有两个组参加工地劳动。

  天津工人新村工程建筑标准,是根据工人的切身需要,力求解决较多人困难的原则确定的。为了避免铺张浪费、不切实际的偏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设计出不同式样的10种房屋蓝图并建造出示型房屋,邀请各厂工人和工人家属参观。经多次参观、讨论、修正后,确定了工人认为满意的工程标准。工人眷属宿舍净空长为4米,净空宽为3 5米,净空面积为14平方米,净空高为2 85米。 单身宿舍净空长为6米,净空宽为4米,净空面积为24平方米,净空高为3.5米。宿舍装有玻璃门窗,地基铺有焦灰碴面,墙壁砌成“二五”实墙,有电灯及自来水等设备。每间宿舍的建筑费连同附属设备的造价为725万元。用国营天津第五棉纺织厂建造48间“宫殿式”宿舍的经费,改建这种平房, 可以多修450间;每间房按住3口人计算,可以多解决1350人的住宿问题。

  天津工人新村工程,是按“邻里单位”设计的。每个工人宿舍区,建筑房屋4000到9000多间不 等,分为若干单元。每个建筑区的中央和四角,留有公共建筑用地,准备此后作为运动场、小学校、幼儿园、公共食堂、浴室、合作社等建筑用地。边缘上除有30米的交通干路以外,并有60米宽的绿色地带,留待种植花草树木。每个建筑区都是使工人可以在那里独立生活的美丽的工人新村。

  天津工人新村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据《人民日报》报道,建筑工人的劳动热情很高。第一批开进工地的天津市建筑工会十一区第八委员会工人一到工地就订出了工作公约,保证不浪费物料和工时,遵守现场劳动纪律,注意清洁卫生以免生病,保证工程质量,争取提前完工。他们发起挑战竞赛,推行了傅鸿宾的循环砌砖法和谢万福的木工流水作业法,普遍提高了劳动效率。国营天津第一棉纺织厂 工地运用循环砌砖法砌墙的天津姚增义一等模范小组,在4天之内砌好10间宿舍,比天津市建筑管理委员会原来的计划节省2/3的人工。用谢万福木工流水作业法制做门窗的天津第一棉纺织厂工地的98个木工,生产效率几乎提高了一倍。

  天津工人新村工程的兴建,对解决天津市工人住宿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标志着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以后,一个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新时代即将开始,工人住房问题将逐渐得到改善。

  在天津工人新村工程开始动工的同时,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设计实施一个大规模的建筑计划一一建造大批工人新型住宅。按照这项设计规划,第一批建造21 000户住宅。如果以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容纳10万余人。华东军政委员会及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组织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领导进行这一巨大的建筑工程。

  1952年年初,上海市工人住宅计划中第一批兴建样板工程——1002户住宅落成。新建成的住宅坐落在上海市西郊曹杨路附近,取名“曹杨新村”。该新村基地面积达200亩,建有合作社、诊疗所、热水店、公共厕所和公共浴室等公共设施,计划以后还要增建小菜场、学校、俱乐部等。公共浴室分男女两部,共有集体用的大池塘两个和单人用的小浴缸及淋浴的莲蓬头共13处,浴室大约同时可容纳50 人洗澡。村内还有小桥流水,有可供10人并行的煤屑路和石块路,路上已接上路灯。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园场管理处在曹杨新村所有的草坪上栽植了花草和灌木。

  上海曹杨新村,是全国有名的新型工人住宅区,引起了各地人士竞相参观。到1952年年底,去参观的人数已达20多万人,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曹杨新村建成后,上海市政府为更好地适应工人的需要,在其他近2万户工人住宅兴建前,先建造两套住宅作为模型,组织工人参观,广泛征求工人的意见。

  1952年8月15日,上海市大规模的工人住宅建筑工程全面动工兴建。建筑工人以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开始这批规模巨大的建筑工程。这批能够容纳10万人的2万户工人住宅,预计1953年春夏之交建成。这批工人住宅,主要分布在沪东、沪西、沪南工厂区附近的9个地方,占地4000多亩。 工人住宅内铺筑的道路总长145公里,等于铺筑一条从上海到无锡间的道路。这批工人住宅建筑,按照“坚固、实用、经济、迅速”的原则进行设计施工。住宅全部向南或向东南。每一、二百户排列成组, 其间留有四五亩空地,供儿童游戏之用。每五六千户划分为一个“里”或“村”。“里”“村”的中心地区有卫生所、托儿所、合作社、银行办事处、邮亭等公共建筑,小学则分布在适当地点,孩童上学步行至多不超过10分钟。为了便利住户,又将分散设置小菜场、热水店、商店等。

  山东淄博市聚居着近10万工人。工人的居住条件极差。淄博解放前工人大都无处安身,有的住在破庙里,有的住在桥底下,有人甚至露宿街头;解放后人民政府虽然想出种种办法,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全部解决。1952年,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淄博市人民政府拨款35亿元人民币在峨嵋山前给工人修建千余间宿舍,并将其命名为“峨嵋新村”。峨嵋新村修建面积计划为158亩。村中准备修10米宽的马路2条5~7米宽的马路11条。全村房屋将分排修建,排与排之间距离8.5米。马路两旁还留出2~5米宽的空地准备植树。村中及周围空地设绿林地带,以调剂村中的空气。村中心留有空地以备修建职工子弟学校、合作社、托儿所、文化宫等用。

  1952年各地工人新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材料,1952年国家用在劳动保险方面的经费达1. 6万余亿元,用在建造工人宿舍方面的经费达2.86万余亿元,共建宿舍21. 755万间,能容纳约100万人居住。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间,国家用于住宅建设投资额共 计新币8 31亿元,全国新增房屋建筑面积总计4659万平方米,其中住宅是1462万平方米。工人宿舍的大批兴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职工的居住条件,为进一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打下了基础。

  三 职工住房建设的严重性与长期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各地政府着力解决职工住房,但工人居住问题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952年8月,据全国总工会上报中共中央的报告:根据煤矿、纺织、五金冶炼、电业、化学等产业, 西安、抚顺、重庆、扬州等市55个单位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尚缺工人住宅775万余平方米。许多国营厂矿工人居住条件尚未得到应有的与可能的改善,有的工人因没有房子住而露宿街头,睡在火车站的票房,住在机器房、澡堂、破车厢里;有的工人虽有房住,但是地潮屋漏,阴暗狭小,拥挤不堪,空气恶劣,疾病流行,甚至男女混杂,若干对夫妇同住,翁媳同住。很多工人因为房子困难,居住极为分散,上下工往返五六十里之远。这种严重现象,是反动统治所遗留给我们的。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住房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全国总工会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和工业发展迅速,二是各地单纯依靠政府思想,三是新居建设中超高标准建房与超低标准的偏向。该报告指出,人民政府虽注意解决工人住房问题,但由于工业生产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工人住宅的修建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城市工人数量的增加,远远超过了房屋兴建速度,这是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中所出现的困难,也是导致职工住房曰益紧张的根本原因。

  当时工人居住问题未能得到应有改善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工会与行政干部缺乏群众观点, 存在单纯依赖政府的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些人把改善工人居住条件、解决工人住宅问题,误解为让每个工人都住公家房子,这才算解决问题。有了这种等着“住公家房子”的思想,就忽视已有房屋的合理调剂和组织群众力量对已有居住条件进行必要与可能的改善。二是有些人认为要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只有政府出钱盖房子才能解决,于是只管反映情况,伸手向政府要钱,忽视了工 人群众中许多切合实际的克服房屋困难的办法和经验。劳动部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由于某些企业存在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盖房子,对旧有房屋忽视保养和修理,缩短了房子使用寿命,对于群众自建宿舍,认为解决不了问题,不重视,不予支持。”该报告还指出,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生活逐渐改善, “贫民窟”或草棚子里的工人要求改善住到公家宿舍,家属住在乡村要求搬到公家宿舍住。三是还有 —些工人和干部认为解决居住问题就是要每人有一份“公家房子”,因此嚷着要求上级给盖新房子,所 有这些都形成当时工人居住问题不能完满解决的原因。

  除了上述两种原因外,修建宿舍存在的两种偏向——超高标准建房与超低标准建房,也加剧了工人居住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有些地方认为不造房子则已,要造就造得漂亮,“实现社会主义标准”,结果造了许多讲究的西式洋房,一来工人当时住起来连被褥窗幔都很困难,二来也只能解决少数人的问题。在此,不妨以《人民日报》对太原职工住房情况的调查材料为依据略作考察。

  太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迅速的工业城市,工厂和工人增加迅猛。全市人口1949年为24万,1951年年底增加到50万以上,工人及其家属约有20万,其中产业工人4万多,连家属约10万人。 尽管工人物质生活中的吃穿两项有了显著改善,但工人住宿状况仍十分恶劣。据1951年11月底调 查,太原各厂矿自己原有和新修的宿舍,只解决了各厂矿工人住宿需要的20%~30%。其余的工人绝大多数依靠租赁民房住宿。出租民房的质量一般很坏,而且数量很少。太原大小北门外城关一带的重工业工人混合居住区,房子大半是些破烂不堪的小土屋,工人们形容道: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 雨;屋外停了雨,屋里还下雨!因而经常发生坍塌事故。对部分工人来说,更大的问题是这样的坏房子还很缺。一间原来的小厕所住着某厂6个职工,10多个单身工人挤在一间房内是普遍的现象。

  在国家财政还很困难的情形下,要求在当时完满解决工人宿舍问题是不可能的。但太原工人住宿问题到1951年冬还这样严重,与住房建设中的铺张浪费有关。《人民曰报》记者对此作了分析:就主要部分、即国营工厂来说,基本上已不是因为国家财政困难,无力投资于工人宿舍,而主要是国家两年来在这方面的投资,大部分被铺张浪费掉了。因而新建宿舍只能解决很少一部分人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太原各国营工厂企业新建的宿舍,除少数比较朴素并合于北方气候条件外,大多数是按“花园洋房”来修建的,每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室、一个厨房;稍高一级的有两间卧室、一个客室、一个厕所、一个储藏室、一个厨房,甚至还准备有单人浴室。一般是很大很多的玻璃窗、漂亮的油漆,有些房屋用了很厚的东北松木作地板,房屋的其他部分,也用了很多很高级的木料。在房屋这样困难的情形下,除比较低级的宿舍已住人外,已完工的较高级宿舍因为房租太贵,冬天安不起火炉子而无人居住。 修建超高标准的住房,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却只解决很少部分职工住房,显然是奢侈的。《人民曰报》 指出:广大工人群众今天迫切的问题,不是要“洋房”住,而是要有可避风雨的,不至于两三对夫妇或公公媳妇住在一间房内的“普通房子”住。照现在这样,少数人住了好宿舍,大多数工人住在破烂的小土屋、马棚、厕所、小饭铺、小客栈里,成百对夫妇过着两对甚至三对共住一间房的生活,这是惊人的落后的生活,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呢?故其向中央有关各部建议:1952年起,太原各厂矿不能再随便修 “花园洋房”式的宿舍及其他附属设备;国家对于工人宿舍及附属设备的新的投资,应严格按节约原则 来修建。有打土窖条件的厂矿,应提倡多打土窖,争取尽可能多地满足工人住宿的需要。对少数高级 工程技术人员的宿舍,可以好一些。现在已分配的宿舍和未住宿舍,应尽量调剂使用。

  职工宿舍建筑标准的混乱,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重视。1952年6月26日,中财委作出 《关于1952年建筑国营企业职工住宅的规定》,对职工住宅建筑计划的原则、建筑标准、建筑单价、住宅分配标准、投资来源、市政工程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规定》指出:制定建筑计划的原则是原有国营厂矿职工所缺少之住宅,分别依据各地不同情况于3~4年内解决。新建及改建厂矿所需之职工住宅编入其设计文件内,依照建设进度分年解决。因本年财政困难,首先建筑国营厂矿及铁路、航运、邮 电等部门之职工住宅。省市营企业之职工住宅建筑计划与标准不能高于国营厂矿之建筑计划与标准。市民住宅一般不由公家建筑。私营企业职工所需之住宅一律由各地方政府动员与组织私资厂方建筑。

  1952 年8月,鉴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是今后国家经济建设中一项重要的、也是长期性的任务,全国总工会在对职工住房建设问题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意见。该报告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除人民政府在国家 基本建设中,有计划有步骤地投资,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生产的提高,逐步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外,还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力量,协助政府切实有效地解决工人居住问题。”全国总工会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一)工会组织协助政府,结合市政建设,对原有工人住宅区环境卫生加以改善,发动群众对原有工人住宅保养补修,延长房屋使用寿命。如上海公共房屋大部为工人住宅,修整了一万幢左右,解决了不少问题。此外,有计划地登记调配工人住宅和适当地解决房租问题,也很重要。(二)合理利用国营企业的企业奖励基金。最缺乏住宅的厂矿单位,企业奖励基金的使用应以建筑工人住宅为重点。(三)发动工人储蓄建房,组织住宅合作社,用集体互助、自建公助方式来解决群众自己的问 题。(四)在私营企业中,工会组织应督促资方切实改善工人居住条件,解决工人住宅问题,有计划地 调剂住宅。该报告最后指出:建筑工人住宅,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必须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当地取材,利用废料,组织群众的财力,发动业余义务劳动,合作互助,以群众自己的力量在政府帮助下解决群众的问题。反对好高骛远、不务实际的思想;克服不关心工人生活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反对忽视 广大群众的力量、单纯依靠政府的片面观点。各级工会组织应切实注意研究总结群众用自己的力量 建筑住宅改善居住条件的经验,有计划有领导地加以推广。”

  1952 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报告》,批示指出:“八月二十曰《关于解决工人居住问题的报告》是正确的,望督促各地工会组织执行。同时,各地党委应督促政府和企业管理机关以及资本家认真地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逐步解决和改善工人的居住问题。”

  随后,全国不少城市开始发动工人自建住房、储蓄建房。据劳动部一份报告显示,本溪、抚顺、鞍钢、邯郸等城市及搬运工会系统均进行了这项工作,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和许多经验,本溪市钢铁系统 在组织工人自建住宅后,基本上解决了工人房荒问题。重庆、蚌埠、开封等城市搬运工人实行了储蓄建房,住房问题也有了很大改进。还有若干城市的工会基层组织依靠群众找窍门或组织工人及家属 利用业余时间和星期曰,以义务劳动的方式来协助人民政府和企业行政修建工人住宅,因而减轻了修 建成本,增建了住房。如株州铁路工厂依靠群众挖潜力、找窍门、精打细算,改善了设计,减低了成本, 使原来只够盖120家宿舍的钱,盖了 340家宿舍。但执行中央指示的仅是少数地区或城市,大多数均未进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改善居住环境方面下了较大力气,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仍然积极进行职工住宅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工人的住房条件。但由于工业生产迅速地恢复与发展,工人住宅的修建赶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1953年以后,随着 “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全面展开,职工人数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发展,职工住宅问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因此,职工住房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对此, 中共中央和各地政府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力争将工业生产与职工生活及住房条件的改善联系起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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