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节前几天，首都北京连续下了几场秋雨，烟雨蒙蒙过后，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第66个国庆节。 66年前的这一天，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一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多么兴奋，多么自豪，又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这一天，距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8年，距离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是22年。 为了这一天，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是烈士们的鲜血染成的。回顾那血雨腥风艰苦卓绝的岁月，正如陈毅元帅在《梅岭三章》的诗句中所形容的：“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毛泽东主席起草、周恩来总理题写的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写道：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次伟大的胜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打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和垄断地位，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以最大的鼓舞，有力地促进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当时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美国帝国主义的意图是明显的。它之所以积极地帮助蒋介石、国民党打内战，就是要扶持他们的傀儡政权，妄图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这个美梦，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把帝国主义势力和蒋介石集团赶出了中国大陆，夺取了除台湾等少数几个岛屿以外的全国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在这27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个工农业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夺取政权不易，巩固政权更难。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帝国主义的存在，资产阶级的存在，在已经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对帝修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取得了打倒刘邓、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胜利。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非是笔直和一帆风顺的。正如古人所云，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1949年的10月，是收获的10月，是喜庆的10月，而27年后的1976年的10月，却是黑云压城的10月，是亲痛仇快的10月。在毛主席刚刚逝世28天，尸骨未寒，就发生了“十·六”反革命军事政变。从此，又回到“长夜难明赤县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复辟。 从夺取政权到丢掉政权，可谓道路曲折，大起大落，经验和教训都很丰富和深刻，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总结。
二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部国际共运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要有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党。 1两个最大的国家——苏联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个共同的关键因素，就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的共产党。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巴黎公社，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时期，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党的领导。当时在在公社中居领导地位的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瓦尔兰、费兰克尔、赛拉叶、里果、费烈等，虽然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忠诚战士，但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而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2 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革命党的主要危险。恩格斯逝世后，产生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篡夺了苏共的领导权，导致苏联亡党亡国。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修正主义篡夺了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改变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修正主义上台后，党和国家性质的改变，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转折点是“十·六”政变。没有这个政变就不会有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复辟，就不会有后来的反毛化、私有化的改革开放。 3 修正主义要改变革命党的性质，首先要制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和欺骗手段，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革命历史。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1966年，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十·六”政变集团，就是这样干的。他们说毛主席讲：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就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然而，毛主席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讲的这段话前面，还有“不要小题大做，我看问题不大。”后面还有：“这次犯错误（指江青等——笔者注），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此外，《毛泽东传》在“五三会议谈话”的注释上，毛主席批评邓小平所说的：“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就是说，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打倒”江青等人的思想和指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做贼心虚，把毛主席的话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就是为了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所谓的“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清君侧”，矛头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目的是改变革命党的性质，搞反革命复辟。 4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摘自196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党外有党，不只是正牌的资产阶级政党，也有共产党外的共产党。 现在的俄罗斯号称共产党的组织就有十几个，其中主要的共产党有久加诺夫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有吉洪诺夫为主席的“全俄罗斯未来共产党”，有以秋利金为首的“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后来，秋利金和克留奇科夫领导的两个党联合成“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共产党人党”），以克留奇科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党”，以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曾经担任“共产党联盟——苏共”主席的舍宁与俄共分道扬镳后，发起在2004年2月29日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33次代表大会”，宣布重建“苏联共产党”，自称是苏共的合法继承者。它们中除了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与舍宁的“苏联共产党”坚持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恢复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外，其他的党大多都是“议会党”。（摘自2006年第2期《科学社会主义》） 尼泊尔的共产党组织也是如此。1990年1月10日，尼泊尔的七个共产党组织——尼共（马列）、尼共（马）、尼共（四大）、尼共（巴尔玛派）、尼共（马南达尔派）、尼共（阿玛特亚派）和尼泊尔工人和农民党等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尼共联合左翼阵线，共同发起“人民运动”。后来，这些党派在发展道路问题上产生分歧。1990年11月，主张以毛泽东主义为指导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政权的尼共（马夏尔）、尼共（四大）、尼共（杰纳姆克）和无产阶级劳动者组织四派组建了尼共（团结中心），选举普拉昌达为总书记，而主张走选举执政道路的尼共（马列）和尼共（马）则于1991年1月组建了尼共（联合马列）。1994年，尼共（团结中心）以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为首的一派与以尼尔莫尔·拉马和贝德亚为首的一派则分裂。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领导的一派退出尼共（团结中心），另立新党——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尼共（毛泽东主义）通过多年武装斗争，控制了全国75个县中的20个县，并在这些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全国80％的农村地区处于他们的控制或影响之下。2007年4月，尼共（毛泽东主义）加入过渡政府。（摘自2008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 然而，尼共（毛）【（2009年1月，与尼共（团结中心-火炬）合并，改为尼泊尔联合共产党（毛泽东主义）简称尼联共（毛）】由武装斗争转为议会道路，结果遭到失败，并且导致党内大分裂。2013年尼联共（毛）在大选中失利后，在党内路线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其中以基兰为代表的主张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派重新组建尼共（毛），并带走了尼联共（毛）149名中央委员中的45人，48个侧翼组织中的36个，尼共（毛）提出反对“印度和美国扩张主义、中国修正主义及一切形式的反动主义！”（来源：百度） 俄罗斯和尼泊尔共产党不断分裂和斗争的情况，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6 一段时间以来，左派队伍围绕“党”的话题，议论纷纷，众说不一，发生分歧。主要有“救党说”、“反党说”、“带路党说”和“建党说”。依笔者愚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不能不进行阶级分析。区分这些观点的是与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首先要认清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说法，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干社会主义的，是干消灭私有制的，是实行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是主张国际主义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如果这个“党”改变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不干社会主义而干资本主义，不去消灭私有制，而是把已有的公有制再改回到私有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追随帝国主义，那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对这样变质的、冒牌的共产党，究竟怎样做才是正确的呢？本文上述所介绍的苏联和尼泊尔共产党的经历和教训，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如何“救”？对于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头子能“救”回来吗？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托洛茨基，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邓小平等，哪个被“救”回来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1964年8月的一次谈话，引自1970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如毛主席所说，反一下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的“党”，又有什么不好的呢？至于“左派带路党”，那要看是亲美的势力还是反美的势力，这个不难识别。大量事实在那里摆着：修正主义，就是卖国主义，就是开门揖盗，就是把帝国主义引到中国来剥削和掠夺的“带路党”。不过，给他们贴上“左派”的字样是非常滑稽的。
三
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都要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什么时候高举了这个旗帜，革命就会取得胜利，什么时候丢掉了这个旗帜，什么时候革命就失败。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国际共运为什么逐渐走上低潮？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后，丢掉了马列主义。毛主席逝世后，为什么很快地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也是因为修正主义上台后丢掉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早在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由此可见，情况是多么的严重啊！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马列毛主义是在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坚持马列毛主义，不仅要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而且还要同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作斗争。这种斗争主要表现在两条路线斗争上，毛主席生前就有十次之多。路线斗争的性质是坚持马列毛主义，还是修正和反对马列毛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2 革命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要坚持马列毛主义，就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高举他们的旗帜，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前，左派队伍之所以出现一大堆混乱思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学懂、学好革命理论。当前，帝修反的许多歪理邪说在社会上、媒体上、课堂上等意识形态领域大肆散布，流毒甚广。许多善良的人们被他们忽悠了，欺骗了，迷茫了。所以，我们不能忽视理论学习和理论上的斗争。学习好、宣传好革命理论，应视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切不可轻视它。诚然，在我们强调理论指导和理论斗争的同时，也要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深入群众的斗争实践。在这个问题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需要防止的。 3 有些同志，对于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的领导人讲话，只提邓三科不提马列毛主义感到困惑和不解。其实，当局这样处理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邓三科理论与马列毛主义不是继承的关系，而是背叛和对立的关系。邓三科是反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所以，这样来梳理我们的认识脉络，就会心明眼亮了。 4笔者多次引用钱学森同志和王震将军的两句话来说明丢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后果。这两句话是：钱学森说：“丢掉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这是对清华、北大四位教授讲的）王震说：“丢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这是王震夫人王季青向魏巍、杨守正同志转达的）最近看到王震将军的原秘书、社科院副院长李慎眀同志的一篇文章，又透露了王震将军的另一句话：“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就是灾难！” 笔者认为，钱学森和王震的这些话，反映了中国的客观现实。“灾难”已经发生，如果不能悬崖勒马，“完蛋”也是迟早的事。
四
前事之鉴，后事之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记载了这样一个著名人物的事例。 在理论斗争方面，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和创始人之一的倍倍尔的经历和教训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869年8月，奥格斯特·倍倍尔（1840年~1913年）和李卜克内西共同创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 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倍倍尔因反对俾斯麦政府的侵略和吞并政策，支持巴黎公社的革命而被捕入狱，被判两年徒刑，又以“侮辱皇帝罪”加处9个月监禁。1878～1890年俾斯麦政府实施镇压社会党人的非常法期间，他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使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巩固和发展。1879年在瑞士苏黎世创办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80年代末，倍倍尔投入创建第二国际的工作。1897年，他当选为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批判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捍卫了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但是，这样一个对国际共运贡献很大、可圈可点的领袖人物，却犯了许多思想上、认识上不该犯的错误。 例如，1874年在与拉萨尔派联合的问题上，李卜克内西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和还在牢房里的倍倍尔，擅自与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共同起草了一个所谓的《纲领草案》（即《哥达纲领》），当这个充满了机会主义观点的草案在两派的报刊上发表后，立即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严厉批评。马克思随后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对此，倍倍尔开始是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的，但后来他出狱后，经不住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劝说，要他支持两派的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倍倍尔动摇了。他也把统一看得高于一切，对于《纲领草案》也不再坚持批判。他错误的认为，用同意《纲领草案》，来换取两派联合是“聪明的打算，灵活的策略”，幻想着由于统一“所造成的错误可以加以弥补”。就这样，倍倍尔被一片“团结”、“统一”的叫喊声给弄糊涂了。他放弃了原则，赞同了那个错误的《纲领草案》。这是倍倍尔一生最沉痛的教训。 此外，倍倍尔在对待杜林的态度上，错误地认为杜林的著作“可以为了党的利益而介绍出来加以利用。”于是，他以“一个新的共产党员”为题，在党报上发表文章，推荐杜林的著作。他甚至允许党报发表杜林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却不赞成党报登载恩格斯批判杜林的文章。后来，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多次批评帮助，倍倍尔才逐渐认清了杜林的反动面目，毅然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立场上来。 此后，在筹备第二国际大会的问题上，倍倍尔也受到恩格斯的批评，说倍倍尔等德国党领导人“有调和主义”。 恩格斯逝世后，倍倍尔在第二国际的斗争中，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可是，倍倍尔和党的其他一些领袖却把反修斗争只看作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把修正主义的产生同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没有认清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严重危害，没有同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划清界限，仍然容忍修正主义的毒素渐渐渗入到党的机体，不仅严重影响了德国党的路线，还逐步影响到国际工人运动。 以后在罢工的问题上，民族自治的问题上，倍倍尔犯了右倾错误，受到列宁及其他左派的多次批评。即使如此，列宁始终全面衡量倍倍尔的革命活动，对倍倍尔在第二国际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基本肯定的。因此当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利用倍倍尔的错误为自己辩护时，列宁马上进行了回击：“请他们不要因为我们批评了倍倍尔而幸灾乐祸吧。我要告诉这班先生：鹰有时可能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列宁全集》第13卷第151页） 倍倍尔的一生曾六次坐牢，被判处最严厉的“要塞监禁”，他也从不低头，从不屈服。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因此被恩格斯称赞为“最有远见、最精明、最刚毅的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2页） 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却犯了那么多严重的错误，究其原因，缺乏理论学习和理论指导是一个重要因素。他虽然读过一些马恩的书，但却没有透彻地研究过，更是没有弄懂弄通。他自己曾说：“工作很多，又要为生活问题奔忙，没有必须的空闲在精神上去消化这艰深的著作。”由于理论上的不足，所以，在对待《哥达纲领》的问题上，发生了动摇，没有始终坚持革命的原则；在杜林的问题上，政治敏感性不强，没有看清杜林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及其对党的危害。对此，恩格斯曾带着很是惋惜的心情写道：“如果倍倍尔多有点理论修养的话，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在我看来，他是个挺能干的人，可就有这么一个错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09页）
五
暴力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则。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恩格斯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9页）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更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的深刻解读和生动体现。总而言之，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不能离开枪杆子和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总结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武装斗争”，就是枪杆子的重要性。 回顾国际共运史，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而不是个别国家的规律。 1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发表了他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满腔热情地讴歌了巴黎公社的丰功伟绩、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同时全面总结了公社的历史经验。189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为德文版的《法兰西内战》写了《导言》，成为这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中，把“无产阶级掌握武装”放在突出的位置上。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3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掌握武装，无论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是首要条件。 2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依然是通过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就撰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列宁在该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还说：进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马克思恩格斯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第188、194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高兴地说：“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3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是有血的教训的。成立7年后才开始抓自己的武装，而且还是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才猛醒过来，不得不从地下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22年的武装斗争，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规律，这个真理，这个规律，是各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0页）“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5页） 4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枪杆子的作用是明显的。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坐了江山，在和平建设时期，很容易淡化枪杆子的作用，淡化阶级斗争，例如赫鲁晓夫搞的什么“三和”、“两全”，就从思想上解除了党的武装。这种倾向是极其危险的。20世纪后半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给打垮了，有的丧失了政权，有的虽然还保持着共产党执政，但也名存实亡。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放弃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自废武功，打了败仗。结果，大多数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得而复失。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烈的。 5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恢复社会主义？暴力革命在这样的国家还适用不适用？这是一个很大、很敏感、也很严肃的课题，左派队伍里有些争论。有的说，暴力革命是推翻私有制的唯一途径；有的说，提暴力革命，是“教条”是“左派幼稚病”。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的论述很多，我们需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学习和探讨。 第一，首先需要分清和认定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已经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了？还是没有演变，依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政权？第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对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是否适用？第三，需要夺权的国家，暴力革命的条件是否具备？第四，依据现实的形势，恢复社会主义的夺权斗争，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是否需要进行新的“长征”？第五，在策略上，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怎样结合？当前，应该侧重于哪个方面？笔者认为，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才能统一思想认识，才能有共同语言，才能有利于队伍的形成和力量的增强。
六
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要坚持团结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原则，是争取同盟军、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时代，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包含两各方面。 1一种是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我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根本制度。这就决定了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中的主要部分，是基础。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重要、最可靠的同盟军。这个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力量。几十年来，这个联盟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另一种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战争年代，由于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而且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打击；他们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矛盾，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因此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但是这个阶级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坚定，有时还妥协和变节，背叛革命。所以，我们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的一化三改以后，我国的工商业和农业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民族资产阶级随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战工作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3 在恢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统一战线中的工农联盟部分，认识上，比较好统一，而对民族资产阶级部分的统一战线，认识上就有分歧。有人把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定格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因此提出，要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重点打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没有发生侵略战争的情况下，现实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包括修正主义）的矛盾，因此提出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是不妥的。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已经基本没有的私人的生产资料，而时下具有生产资料的民族资产阶级，几乎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并且他们的财产和生产资料是靠改革开放政策非正常途径占有的，带有明显的掠夺性。对这些靠改革暴发的资本家已与建国前和建国后一个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个变化，我们应该进行新的分析和新的界定。 4 关于左派队伍的团结与联合的问题。团结和联合的目的是为恢复社会主义的革命而加强革命的力量，决不能削弱革命的力量，更不能改变革命的正确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共产党领袖倍倍尔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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