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1987年韩国的劳动冲突大爆发

1987年6月初，全斗焕试图通过间接选举把权利转移给他的军校老同学、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史主席卢泰愚，以维持政治安定。他单方面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宪问题的谈判。当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来，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革命的幽灵迫使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做出让步以避免危机。这期间，产业工人尚未被组织起来，而仅仅作为个人参加到街头抗议中。工会所起的作用还很小。

但是当全斗焕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计划后，产业工人马上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从制造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7－9月间，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数量超过1960年以来劳动纠纷数量的总和，约有120万工人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几乎席卷了所有地区和产业部门，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于瘫痪。不过，这次斗争的中心不再是汉城－京仁地区，而是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发端，从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工会组织的、现代集团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的。斗争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发，无计划，无组织，令知识界劳工活动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会组织以保护长期利益却是工人们优先考虑的大事：工人斗争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会组织和自己的领导人，一年内组建了4000个工会，共70万工人加入。大多数公司所控制的黄色工会被民主工会所取代。在很多企业，工人争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焕被迫举行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并放松政治管制。

这场劳工大攻势具有非常激进的特征，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违法的，工人们有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以造成强制冷却期，以及其他规定），采取具有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会，改善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军事式独裁主义管理上。积极参与团结斗争并争取到实质性胜利，使得工人的阶级认同从少数“先进劳动者”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拥有“关闭工厂，令整个经济瘫痪，让资本家跪倒在脚下”的强大力量，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工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相对于雇主与管理者的权力感，积极地“表达”出作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败主义、逃避主义，不再试图“脱离”和忍耐。

工人的团结从同一工作场所向同一企业集团、同一地理区域延伸，建立各个地区的劳动组合协议会，成为劳工运动的洪流。不论在蔚山，在马山－昌原地区还是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每一次罢工都伴随着邻近其他工厂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示威，小企业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这样的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

这一时期，白领工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起相当活跃的工会运动，组成各种职业联合会和行业联合会，并于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制造业工人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的全劳协（“全国劳工运动团体协议会”）。由于产业升级和深化，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急增，事务性工作因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领工人的地位和处境都越来越糟。工会是他们用以对付不断恶化的工作市场的最佳途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和蓝领工人相似的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级制的压制，糟糕的产业关系。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则积极反抗国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了富于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

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韩国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罢工以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男工在工运和工会中起到压倒性的领导作用。 [4]

1990年代：国家、资本的攻势和工运的进退

在1987－1988年的劳工战斗中，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由于当时的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而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却是韩国经济的下滑，国家恢复干预劳动关系，以及资本的反攻。

1988年末，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警察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政府对激进领袖和全劳协领导人进行监禁，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措施骚扰其团体成员。小企业受到经济下滑的打击，使得全劳协在成立一年内失掉了一半成员。

在新的攻势中，国家从露骨的亲资本立场转而塑造其中立形象，从粗暴的压制转而通过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以及加强产业和平与秩序的教育宣传来操纵工人。1987年12月，国家修改了劳动法，允许企业组成工会，进行集体的讨价还价，但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间的团结，不让他们组成全国性中心组织，以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相抗衡，通过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以掣肘工会的行动：禁止在同一企业成立超过一家的工会（以此保护国家支持的黄色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教师和公务人员组织工会（前两项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罢工之后废除，后两项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权废除，以换取“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的协议）。总之，政府力图把工会活动限制在原子化的各个企业内部。

资产阶级则在1989年12月组织了经团协（“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针对工会普遍的经济困难，以“不工作不给报酬”的策略来限制罢工行动。尽管工会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这项政策在1990年代初开始制度化。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用工制度，劳工－工会战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许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减少产业关系中引起工人强烈愤恨的独裁主义的内容，尽量不激起对抗。另一方面，建立单独的人事（人力资源）部门，将年功工资制度改为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

二、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领域推广自动化，以机器人取代人力劳动。大型企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扩大分包生产体系以增加弹性。小型制造商则雇佣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厂管理、团队工作生产体系也非常盛行。

三、当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雇主便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对雇主有利的法律来限制其行动。

四、通过具保守传统的媒体，把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压制战斗性劳工制造藉口。“公司文化运动”致力于利用家长制语言给工人灌输虚假的家族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国家则宣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通过教育课程将之与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相结合，公司则从中录取学习成绩较佳者。

从表面上看，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温和的领导人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而非战斗性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领域，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也没能达到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政党由于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不愿与劳工结盟。不过，详细的考察表明，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并且把目标指向促进公司民主化、摆脱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等领域。1991年10月，民主工会阵营的三大团体利用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形成全国性联盟。1993年6月，该联盟发展成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全劳代（“韩国工会代表会议”）终于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个工会，42万名会员，一年后发展到50万人。

1980年代后，韩国遭遇到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渐攀升的工资受到东南亚低廉工资的压力，不断地丧失竞争力，大型财团日益显得无效率：过分扩张并背负着巨额债务；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官僚文牍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下降的生产率。

1996年，南韩以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的身分加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南韩财阀以此为由，要求按国际惯例修改劳动法。金泳三政权决定，在集体劳动法方面放宽限制，而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12月26日，执政党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钟时间通过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画厅法”。

消息传出，民主劳总（KCTU）领导人立即开会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两大汽车厂工人带动下，约14.5万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韩国劳总在基层工人压力下向120万名会员发出有限期罢工的号召。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令人吃惊的是，新年假期过去之后，工人罢工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扩散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加入罢工，前后持续了三周多，动员了总共300万名工人。这场大罢工还得到了国际上和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有力声援。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撤回新劳动法，并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后的劳动法仅仅承认民主劳总为合法组织（之后，有大量劳工离开韩国劳总，加入激进的民主劳总），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其余改动很少。和罢工的巨大的规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当微小。由于经济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韩国企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而赋予资本对付劳动以更大权利的弹性化策略正是经济竞争的要求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已成为国际潮流，这使得国家不可能顾及劳工关于经济公平的呼声。当民主劳总试图再次发动罢工之际，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情势急转直下。

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贷款并实施了作为贷款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企业破产数量惊人地增加，欧美跨国公司大举收购南韩大企业。破产与合并重组的结果是失业人数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万，税负增加，薪酬剧减，大量的家庭破裂。1996年，韩国“绝对贫困家庭”比例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系数达0.358，贫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员国中的第三位。青年失业率高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金权腐败问题，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炫都有亲信或家属涉及金权丑闻。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由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三方协议书”，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作为补偿，也批准了组建公务员和教员工会，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该协议遭到民主劳总的谴责和抗议。因为工会的地位虽然提高，权力增大，却被纳入合作主义框架，要求接受制度变革，安抚劳工，从而与先进工业国的劳工运动局面趋同。

韩国工人阶级与政党政治

尽管韩国工人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党化方面仍然经历了许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和其他政治家组成“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试图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但选举上屡屡失败，在整个1990年代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对工会活动的苛刻限制，以及劳工领袖的内部分裂，都是造成尝试失败的原因。1997年，民主劳总结合其它社运团体，推举媒体劳动者出身、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参选总统，并为此组成了“国民胜利21运动”。1999年成立了进步政党准备委员会，着手组党工作。2000年1月，终于成立了自称为代表“劳动者、农民、城市贫民、小企业主、女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今天，民主劳动党拥有5万党员，党内成份包括了亲北韩的民族主义左派（NL，占40%），87到89年斗争中涌现的因反对北派而集结起来的泛左翼的力量（约占25﹪），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国民派”（约占6-10﹪），激进左派团体“All together”。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劳动党现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十个席位。该党的竞选政纲涵括四十项要求，包括透过降低工时、扩张公共投资等来达成充分就业、课征富人税和裁减军购预算、创设议员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将财阀转变为民主和参与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务私有化、非正式员工任职一年后自动转变为正式职、反对派兵伊拉克以及关于女性、农业、媒体、住房、环境、性少数等各方面的要求。

国际资本，韩国资产阶级和媒体一方面已做好准备将民主劳动党纳入体制，一方面给以警诫和劝诱，力图使之踏上选举主义道路，并遵从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民主劳动党何去何从，是踏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还是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改造体制而奋斗，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验。（关于韩国民主劳动党的更详细的报导与说明，参看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见劳动民主网及台湾连结网站）

当前韩国工人运动状况和问题

1990年代末韩国工运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女性工会的兴起。由于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妇女在全球化下相当不利的处境，以及在改造原有工会内部家长制等级制、争取发言权方面变革的缓慢，组织妇女工会提上了日程。1999年初，9个地区成立了妇女工会，包含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并于同年组成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不仅处理就业问题，还处理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问题，比男性工会更明显地介入社会。

今天，小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工人无力抵抗公司的迁厂或结构重组。强大的工会一般集中在大集团企业。工会忙于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会员减少，没有精力考虑工人所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工会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民主工会运动还局限于工作场所，没有同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相结合，没有对贫困社区进行援助的抗议活动，换言之，没有发展成广泛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大部分工人的视线还局限于工作场所。这里存在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国家一直竭力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军事统治结束之后，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市民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同工人斗争在1990年代相分离，并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这也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二、工人阶级内部在发生分化，大型企业工人获得了较大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从1987年的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变成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不问政治为主，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认为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务（住房补贴，上下班接送，医疗保险，孩子的学费补助，丧葬费等）以换取工人的合作与忠诚。中小企业雇员则落在后面。而资本大量利用临时工、日工、兼职以至家庭劳动的策略造成了劳动队伍中得不到保护的非正式（外围）部分日益扩大，妇女则是弹性就业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来越走实用的工会主义路线，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

三、从工会方面来说，战略落后是个严重的问题。当资本采取了更先进的“新管理战略”，对工人进行“感化”、金钱引诱、加强监控工人并促使工人加剧竞争的时候，工会却没有提出相应的长期的对策。

四、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严重，即“雇员和雇主同属一个家庭”的态度，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于政府来改善经济地位、认同“劳资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赞同工人对雇主进行积极斗争的工人比例同样高。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劳动解放”主要保留在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劳动者”当中。

五、民族主义一直是韩国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战后至今，每一任统治者都要拿来挥舞一番。朴正熙的“现代化”和专制诉诸民族和国家振兴。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也从自己的“民族性”中寻求反抗的依据与象征。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国外的进步思想——以解放为取向的神学，尤其是拉美解放神学；依附论；流行于学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坚持自己最终的思想启示源泉是得自韩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不仅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业也乐于录取接受该教育的工人。对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这是仍待克服的极大的障碍。

要求工人阶级在“正常时期”始终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性，这是不现实的。韩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弱小和易受伤害，阶级意识也较为粗浅并带着种种矛盾，但他们已经在多年的史诗般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具备了高度的权利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着鲜明的意识，具有高尚的团结情操。斗争还锻造出大批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工人，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斗争宝贵的起点和财富。

附注：

[1] 《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韩】具海根（Hagen Koo）著，梁光严　张静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片翻译，2004年1月第1版

[2] 1983年，体力和非体力工人收入比为52%（差距之大甚于日本和台湾，但到1990年代中期则缩小了，比日本和台湾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为42.9%（到1990年，该比例为53.4%），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30%，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44%。

[3] 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 pankjik pokjik tujaeng wiwonhoe 1985, 45）

本书第六章讨论了何以韩国女工如此踊跃地加入抗争。作者认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女工相比，进步教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作出独特的贡献。当然，在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体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管理方对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视态度所造成的创伤和怨恨，是引发劳动抗议的原因。她们反对工作场所的粗暴和滥施权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自然而然的。韩国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劳工骚动的原因说成“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这和中共当年把八九民运的动力说成“一小撮”人的煽动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动机是相似的。在当代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中，都不乏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斗争的案例。但是，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论如何，在韩国工人的斗争史上，教会、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工人的结合，发挥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促成了韩国产业关系的升级和转变。

[4] 女工在这段时期开始被边缘化了。当代韩国工运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斗争为起点，而且倾向于低估早先以汉城－京仁地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里的女工的斗争的历史作用。具海根则辩称：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对女性的盲点”，但主要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造成的。1987年斗争的规模、强度、激烈程度、战斗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瞩目，1970年代与之不可比拟。但是，1970年代的工人运动在处境上远为艰难，甚至是冒死的斗争。它的局限性不能归咎于女工的主导作用，其部分失败（比如工会被破坏）还是由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带来的。正是1970年代的斗争培养了广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认同感、对团结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不仅瘫痪了大多数工会，而且使工人在集体行动上变得消极和颇多疑虑，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很多已经离开工作场所，加以劳动密集部门的衰落使工人处于相当脆弱的地位。虽然如此，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人在1987年夏还是大量卷进了劳动冲突。具海根访谈了十几位1970年代积极参加基层工人运动的妇女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女工并不自囿于“经济主义”和“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而是深具阶级意识的。她们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产业领域后，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而是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组织、环保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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