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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2015-10-3 23:1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26| 评论: 0|原作者: 夏楚|来自: 韩国工人

摘要: 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


【编者按】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本文主要依据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1] 一书,并结合其他资料,叙述韩国工人阶级直到近期的成长史、斗争史,希望可以给中国工人阶级以某些借鉴,并有助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斗争。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从日据时代到1961年: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第二时期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因为战争需要,在采矿、化工、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迅速的工业化。到1930年,韩国工人达到10.2万。1920年代初,不仅作为经济斗争,而且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工人不断卷入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1929年近2000名工人发起的持续三个月的元山大罢工是一个高峰。到1930年,劳动争议达160起,涉及1.89万人以上。但随之而来的大力镇压迫使劳工运动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劳工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8月,朝鲜光复。有着强大的组织与领导的劳工运动浮出水面,三个月内,在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强大的左翼工会,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厂。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对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联合警察与美国军事政府破坏“全评”。1947年1月的铁路大罢工期间,数百名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杀死或处决,数千人被监禁。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从而结束了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1960年,发生了反对选举操纵的学生起义,李承晚的腐败政权因此垮台,代之以软弱、同样腐败而短命的张勉“民主”政府。这期间,劳工活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发动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起315个新工会,并取得15-50%的工资增长。左翼白领工人工会,尤其是以“反对国家对学校的课程控制、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的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标志着早年劳工运动左翼遗产的复兴。

1961年6月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给第二时期的劳工运动划上一个句号:解散旧的韩国劳总,建立一个新的几乎有名无实的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禁止罢工;修改劳动法,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同时扩大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阻止有组织的劳工与政治团体建立联系,等等。

踏着被打折的工人运动的脊骨,朴正熙开始了他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特点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韩国农民向城市迁移和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城市工人的人数从1960年的130万增加到1966年的210万,到1970年增至340万。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而腐败的旧统治阶级无力甚至不愿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在韩国,这种落后性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勉政府后期甚至无法控制社会局势,最后导致军队介入,以保证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国家力量被强化,担负起这个任务。

由于最初两三年的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转而踏上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还可以分为1960年代的轻型制造业和1970年代中期之后重工、化工业的发展)。南韩采取“发展型国家”策略,即国家掌控总体经济规划,并扶植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一方面发展国营企业来控制国内主要的产业,同时对于配合国家计划的私人企业,政府给予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的许可证,并利用其控制的银行机构给与低利率贷款以协助其扩大规模。财阀积极参与重化工业,拥有进出口垄断权,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积累起庞大的资本。但是大量从事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的结果,使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结构非常之糟,企业负债比例太高,尤其是财阀。银行对信贷没有控制,导致大量的呆账。投资者的兴趣集中在发现新的细分市场上,对发展公司福利、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没有兴趣。劳工的培训通过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来承担。

在经济上,这个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韩国工业出口额从1963年的8700万美元跃至1970年的8.3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0%,制造业部门年增长率达19%。1960年代末,由于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机。裁员、欠薪及关厂使得劳动纠纷开始变得频繁。朴正熙采取了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法,禁止外资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同时实施种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

危机增强了反对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选朴正熙险些败给金大中。1971年尼克松访华,接着从韩国撤军(朴正熙一再强调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共产主义),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挑战,朴正熙在1971年12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颁布“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把更多企业列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禁止工会在这些企业活动,对行业性工会活动也做了进一步限制。1972年10月,“维新”宪法封闭了所有的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确立了官僚独裁体制。

为了淡化公众的不满,朴正熙极力以经济成绩购买政治合法性,承诺到1970年代末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亿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为了发展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由于轻工产品出口市场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并丧失比较优势,朴正熙转而发展重化工业。通过新的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把巨额的政策性补助贷款投入六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整个1970年代,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7.8%,制造部门年增长率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间,越战和某些国际经济的特别因素也促成了韩国经济的成长:政府从国外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韩国公司从繁荣的中东得到庞大的建设项目;参与越南战争带来了巨大利润;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大量汇款;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然而,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结果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设备过剩、非生产性投机盛行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使原已畸形的经济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经济和赤字财政政策使韩国患上了“通货膨胀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19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分布在农业,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30年的工业化把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这个历程在韩国,不是如欧洲早期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来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在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的低价出售粮食。同时,用于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提高,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1965年,平均每户农户的收入只够开支的88.4%,1974年达124.4%,但到了1985年则降为78.9%。只有耕种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以大城市为主,而政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承诺仅仅是纸面上的政策而已。这使得农村缺乏非农业性收入的机会。从19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越来越深陷于债务之中。那些离乡背井前往城市进入工厂的年青人,绝大多数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与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在城市里了。由于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割断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传统,当新一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业中时,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是较高的。美国的援助机构在战后制订计划,使韩国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所吸纳的工人,都得到过小学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们也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于适应工厂的纪律,19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触和加入了“城市工资性就业”。朝鲜战争使人口流动加剧,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由于韩国法律规定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培养了服从权威、命令和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时性等等习惯。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征。总的来说,这一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有什么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数字,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不论在什么行业,也不论企业大小,长工时都是一样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使之稳步加长到1986年的54.5工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但是,以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成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业的工资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如此。甚至许多工人在就业方面希望能进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1970-19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资的1∕5。当然,这并不等于加班时间和正常工作时数的比例,因为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劳工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韩国工人只好经常服用一种叫作“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他们还不如机器和耕牛。结果是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持生计。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6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加上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是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超出了经济和职位保障问题。总之,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就是:用完即弃。

对无组织的工人来说,假如不满于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中所受的欺凌,能够选择的也只有更换工厂和职位。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离职率为每月5.6,是很高的。但是,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对他们却相当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之外,劳动力从未短缺过。事实上工人最怕离职,而雇主也最喜欢以除名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对付那些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经济文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同步”的乐观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工资不足以维生的工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是体力与非体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2]

最后,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这种家长制,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勋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咒骂、粗言秽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时间乃至个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畴的穿着、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处在工头和监管人员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论在大小企业,也不论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为严厉。这种兵营式管理——而且深受日本军队及朝鲜战争影响——的独裁、严苛及暴力倾向,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韩国企业才开始建立起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系统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于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于卑贱的仆人。这种鄙视甚至跟来自所谓中产阶级对蓝领工人“缺乏纪律和不道德”的指责无关,因为韩国工人当时普遍不存在这种问题,而是社会利用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施加的压力。这使得——用具海根的话说——工人们不是倾向于“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开工厂的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被虐待的非人状况是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到了工厂外他们就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工人身份。较为积极的反应则是选择上夜校,事实上,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过夜校学习,尽管这些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的普遍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动渐渐转变成了提高阶级意识的场所。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凌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时,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或工作的态度或“伦理”。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并没有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压迫欺凌,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成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并且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看到了经济奇迹之下的黑暗与苦难,从而把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工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年青的工厂女童“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他渴望结识知识分子,常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啊!”他在小劳工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进行过相关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后,工人们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于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临死前,他嘱咐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给母亲李小仙留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并在校内举行祭奠。当时的反对党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则把“实现全泰壹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里。各类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后,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中又出现多起工人为抗议工作中的虐待而企图自杀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3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反对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但这一切并不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在斗争历程中,通过工会这种更系统和集体性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状况的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既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比如“清溪被服劳组”),也包括掌握公司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将之改造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比如1972年发生在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们争夺工会控制权、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当然,他们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骗、诽谤、阻挠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到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们从未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会领袖。由于“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组织过于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于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由于当时的组织者,包括知识分子,对女权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或者尚未达到自觉,所以,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是在运动中还没有单独提出过妇女权益的问题。 [3]

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工人不可能只反对老板和寄希望于“中立”的国家的仲裁,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日益政治化,从而招致国家的进一步镇压。当老板们频繁地动用国家暴力将劳工活跃分子列入“禁止雇佣”的黑名单,赶出产业领域,他们也同时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工运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的地下网络,并加强了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以及民主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国家极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金泳三被开除国会议员职位,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并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不满于独裁政府的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朴正熙死后,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会。工潮的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具有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历时甚短的特征。1980年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全罗南道光州市民起义之后,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一个一个地废除工会,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并对知识界和新闻界加强打击和控制。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政府则将之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录用。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沉默,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斗争的需要,其影响开始减弱。被开除的劳工分子成为了职业劳工活动家,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了。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识到“劳动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开发和动员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他们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思想和战略展开激烈的争论。大量的——据估计到1980年代中期达3000名以上,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辍学、毕业或因参加示威被开除),隐瞒自己的学历进入工厂工作,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最后把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独裁和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人,以及仅仅抱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于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后,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学生劳工战略家们主要分为“小组运动”阵营,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阵营。前者强调基础建设工作,是全斗焕高压政权下头几年的运动主流。后者更强调政治,试图把斗争提高到产业区域的层面,以地区为基础建立企业间的政治组织,此一潮流在政治压制松动后更加流行。

政治松动发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感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持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劳工斗争模式。1985年4月发生在大宇汽车公司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以及男工成为工运主导的时期的到来。政府则选择了暑期(6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对工会和劳工领袖的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等等。总共有8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斗争。几个宗教团体也给予了支持。公司给罢工工人的父母发电报,声称他们的孩子被“共党分子骗走劫为人质”,或是破坏了公司财产,需要父母赔偿,通过这种恶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后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斗争失败后,工会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离开本区,几个工会解散,劳动监督则加强了。虽然如此,“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 Moon-soo 1986,154)。劳工活动家更有志于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开始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和“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名之以“民众”文化。民众文化颂扬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从作文与报告扩大到诗歌、歌词、戏剧和小说,出现了几位职业工人阶级作家和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识分子对过于宽泛含糊的“民众”文学的“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工人的团结,阶级意识和认同感,激化了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态度,其效果胜过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然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着,报导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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