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运纷争的常态与斯大林党的恶性分裂
秋火
坊间有这样一种传说：托派第四国际总是四分五裂，分裂重重，爱闹分裂，所以失败。比如，最近突然被其同志指为“修正主义者”的YCA分子“右边的基路伯”（网名又叫“江津的梅菲斯特”）私下就有这么个半戏谑的说法，叫做“托派无限可分论”，认为托派追求不切实际的革命纯洁教条，导致托派不断分裂。有趣的是，据说基路伯还拿这“理论”回敬给他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前同路人，好像谁搞分裂谁就有托派嫌疑了。
基路伯这个说法其实是出自其文《没有第四国际，只有负三国际》[1]，该文根据国内学者曾淼的《世界托派运动》而作，试图回答“如何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与第四国际？”其中写道：
“托派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分裂的历史，前期其重要的分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至于后期的分裂，数不胜数，不再赘述。可以看到，托派的重要分裂事件都和理论与策略的纯洁性有关，而现实往往不允许你那么纯洁，矛盾的撕扯把托派弄得粉碎。总结：谨守第三国际口头上的教条，这既是托派力量的源泉，也是其失败的根源。”[1]
这说法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尤其不懂得斯大林党的历史更是无原则的不断分裂、不断冲突、不断清洗、不断撕咬、不断折磨、不断折腾的历史。在基路伯数落国际托派最多时分为30多个时，各国的斯大林党已经不知被“阴谋分裂”几百回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背离，导致斯大林党的无数次无原则的恶性分裂。我注意到在知乎网站上有60个赞给了基路伯这篇文章，那么本文就要给基路伯“托派无限可分论”的轻信者们补上这一课。
激烈纷争是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态
首先是事实上，不仅仅是托派，从一百五十年前的第一国际到20世纪的第三国际也同样会不断产生大量的内部分歧、争论，每个时期都会有派别，而且都可能有分裂。
比如第一国际不到十年的主要历史中，马克思派和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巴枯宁派的理论政治和组织斗争就非常复杂（第一国际1864年成立，8年后巴枯宁派就另立无政府主义国际，加之巴黎公社失败后导致的国际低潮，马克思派就难搞下去了，第一国际1876年就解散了）。
第二国际成立（1889）后的十余年，核心层就分出左、中、右，但第二国际本身是形式比较松散的联盟，各国党都有自己要忙碌的工运和革命斗争等正经事，顾不上、也犯不着在国际层面上闹分裂（但各国党另当别论，例如俄国党在1903成立后的十余年就不知分裂了多少次）。
而第三国际一开始致力于成为统一的世界革命党，在广大的世界舞台面对复杂多样的国际革命实践，不可避免产生了大量内部争论（现在中文书籍还可以查到第三国际早期主题繁多的大量争论文献），第三国际的成立（1919）本身就是1917年以后第二国际分裂、国际左翼大重组浪潮的产物，1920年代初期又有一些小的分裂，后来进一步的分裂促成了第四国际，第三国际同样有因为自身的重大分歧导致大分裂（如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斯大林对德政策急剧右倾，当时法共就减员3/4，英共1/3党员脱党，比利时、荷兰等国都有类似分裂）。
争论乃至形成派别、甚至分裂的意义是什么？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首先依靠原则共识凝聚人心，但它在复杂多变的思想和斗争实践中难免发生偏差，或者对一个事情产生不同的看法和偏向，没有永不犯错的神人，也没有永不犯错的伟光正党，这就需要大家一起争论乃至理论斗争，乃至在团体内部形成不同的派别，同错误倾向做斗争。这些都是在共同探索最符合共同宗旨的方向。而如果已不能在一起共事，已经到了阻碍进步、干扰实践的地步，那么要排除干扰、继续推动斗争实践，分裂就是必要的了。
解决分歧：需要民主集中制，还需要结合工人阶级和斗争实践
其实，问题不是怎样避免分歧、争论，而应该是怎样解决分歧，最好的解决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及时批评错误倾向、讨论时求同存异、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决议行动必须全体执行、行动之外继续争鸣，并在斗争实践中验证和克服分歧、达成谅解、共同进步。在历史上，确实很多托派没有很好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但并不等于说这种解决分歧的办法就不好了。
其实，就一般的左翼团体来说，导致分裂较多的真正原因在于：与阶级斗争实践议题脱节，没有足够多的工人阶级结合到组织生活中成为团体的基本压力和动力，或者没有一个能在物质和政治上支配全局的力量。二战后的国际托派，当今各国很多左派，其实都差不多是这样：脱离群众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小团体，以讨论和宣传为主，没有什么严肃的斗争实践内容，这种情况下就是没事也会有人要找出一堆烂事来。
这样来说，要解决分歧，一要民主集中制，二要尽可能参与阶级斗争实践并研究实际问题，三要让越来越多工人参与到集体的思想和活动中。对于一群人来说，如果现有条件下这些都很难马上做到，那就暂时克制不要搞团体组织，只要各自努力，能够形成一个严肃而自由的良好的左翼研究讨论氛围，把这些基本的做好就很好了[2]。
争论与派别自由是共产主义者群体有民主、有活力、真正团结的表现
派别与宗派不一样。宗派是无原则的帮派，派别则是有一定政治思想或具体看法结成的派系。宗派或帮派往往紧密抱团、沆瀣一气，而派别则是通过群体内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说服、化解、重新统一的。前面讲一百五十年来国际共运的分分合合，有很多就是基于严肃理论和政治的派别斗争，是可以说服、经过实践转变、又重新统一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宗派，不过至少我认为那都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作为。
比如前面说第一国际马克思派和其他几派都有激烈争论，也有复杂的斗争，那大多是派别斗争，经过这些斗争，第一国际不是影响越来越小、越来越一事无成，而是团结了越来越多各派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力量越来越大，成为当时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大型国际工人组织。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集团，使用了一些宗派斗争手法，更因为巴黎公社失败后导致整个欧洲的不利局面，才导致了第一国际的终结。
历史上在派别自由和党内民主上做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就是苏俄早期。认真看看当时党内派别斗争，就可以发现，很多派别是临时根据一两个重要议题形成的，随着时局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验证，这些议题得到了解决，而那些派别也随之解散。1921年初，工人反对派还准备与党内主导者列宁、托洛茨基进一步激烈争论时，发生了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水兵起义和罢工潮，工人反对派还能够做到尽可能的自律，与党中央在这些根本性的重大事件上保持一致。列宁即使在做出禁止派别的临时举措时，即使严厉批评工人反对派，还能承认和吸收反对派提出的一些正确合理的意见。
这就是反对派的意义——它帮助整个团体改正错误，甚至越是危险时候，反对派越可能起到补救的作用。反对派人士可能是更为关心共同宗旨或更有某一种深刻意见的人，甚至无论具体意见是否正确，它都是政治热情和政治活力的表现。有时候，反对派把某一方面问题看得更加严重，或者大呼危险，在心胸狭隘的人看来可能纯属可笑，但在善于把握全局的、有远见的领导人看来，却可能是很好的提醒或者另有一番启发。
当然，在一个群体里，不一定是反对派，也可能是对某个问题有不同看法，也就是给认识同一个事情提供了更多的视角或者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解释。这本身就是更有活力的一个氛围，更能激发思想乃至跃跃欲试的热情。
而且，只有能够摊开想法来讨论、尊重不同意见、并且严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才能达到出自真诚的团结。这样，在一个群体里，没有必要隐忍自己的想法，能够畅所欲言，并得到起码的讨论的尊重，这才是真正团结起来的最基本条件。下面我就会讲到一些相反的例子，他们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团结，但那种强制的虚伪的团结之下，却是不断分裂、不断冲突、不断清洗、不断撕咬、不断折磨、不断折腾的历史，并且还造成了极大恶果。
斯大林党无原则的不断分裂之多、之厉害、之危害都远远超过托派
在被诟病的战后托派“不断分裂”的同期，斯大林党的共运阵营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分裂，而且都是危害影响很大的恶性分裂：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阵营公开分裂、冲突，1956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引起广泛的争论和一系列分裂（表现为大量退党和政治动摇风波），1957-63中苏两党公开分裂、毛派与莫斯科冲突，1961年古巴卡斯特罗自立一套又引起国际争论，1965年以后毛共在越战和是否联苏等问题上又与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共产党发生严重分歧、分裂（接着在日共、印共内部又发生许多分裂）。与此同时，欧洲部分的共产党也在蜕变、分裂，1960-70年代从法、意、西共这些大党中逐渐产生了与社民党趋同的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实质上等于从斯大林党正统分裂出来了。甚至苏联还“开创”了比分裂更狗血的社会主义国家互相侵略“传统”，例如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亲北京的柬埔寨，1979年北京又入侵越南以报复苏联，两场战争都到1989才正式结束。1970年代以来，苏联以密谋政变和起义等方式先后试图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也门、尼加拉瓜等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纳入自己盟友甚或核心阵营，也引发了斯大林党国际共运阵营的一大堆争议和冲突（包括古巴、东德、中国等国都分别多少有实际介入）。
最要命的是，斯大林党独创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引申到各国，就是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苏联还在时，世界上各个共产党国家早就开发出本国的“思想”“主义”了，而且各自越走越远。这与分裂又有什么区别？今天朝鲜也搞出一堆“金日成主义”“金正日主义”甚至还写进党章、宪法（以后还可能搞“金正恩主义”代代相传），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逻辑的一脉相承。更可怕的是斯大林党不仅在国际上不断分裂、不断冲突，而且各国斯大林党的内部也在不断清洗、不断折磨，其内部分裂更加荒唐可笑，全世界的斯大林党派几乎平均每年都有各种“反党集团”“阴谋分裂我党”。基路伯说托派最多时分裂30多个，那好歹还是光明正大的，各国斯大林党在其执政的短短几十年历史中已经不知被“阴谋分裂”几百回了。
所以实际上，斯大林党无原则的恶性分裂之多和冲突之厉害远远超过托派，其中，严肃理论分歧更少，更常见的是打着正统马列幌子的无原则政治利益争夺。而且托派的分裂都是摆在台面上光明正大，大的理论脉络与实践大致对应，有利于所有人辨识和参与公开斗争。可是斯大林党的政治分歧往往因争权夺利而起、理论原则只是掩饰，还极力压制了很多争议、对外显得十分高深莫测，几乎无法从党领袖的话语中搞清楚怎么回事（要研究分析其话语背后的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真实逻辑，其实他们就是在极力掩饰，好用政治高调诱骗拉拢炮灰），一旦斗争起来就是你死我活的互掐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从后果来说，托派的“不断分裂”虽然也有很多无益的东西，但只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仍能保证内部意见自由、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一致行动，在行动之外还能继续严肃讨论不同观点，就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思想和斗争实践进程。而斯大林党的“不断分裂”不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且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往往导致无情翻脸、无原则撕逼，在野时就打群架（如60年代中日毛派组织）、内部清洗和暗杀（如菲律宾毛派），在朝时更互相开战（如70年代中苏越柬之间的恶战）、甚至联合敌人反对左翼政敌（如斯大林联合纳粹反欧美、老毛联美反苏、毛共为联美支持智利皮诺切特右翼独裁政权、斯大林为支持西班牙资产阶级共和政府而绞杀无政府主义和POUM的进步工人及革命者、广西中共勾结国民党迫害托派、美共支持美国政府抓捕托派），造成了不知多少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恶果。
所以，斯大林党“不断分裂冲突”的严重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托派，危害程度更远远超过托派，极大损害了国际共运利益、败坏了国际共运形象——这些恶果又很大程度地间接或直接帮助了极右反共势力、种族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反动势力崛起，可叹又可悲的是，我们今天还在承受着斯大林主义带来的苦果，仍必须对其斗争。
结论
托派的“分裂”（包括不可避免的大量争论、暂时的内部分派与根本的政治决裂这几种）是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态，也是共产主义者群体有民主、有活力、真正团结的表现，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可以解决的。然而斯大林党更是恶性分裂重重，而且往往引起混乱和灾难。国际的和各国的斯大林党的无原则的不断分裂、不断冲突、不断清洗、不断撕咬、不断折磨、不断折腾的没完没了的历史，极大损害了国际共运利益、破坏了共产主义形象，甚至今天我们仍然在承受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恶果。
所以，基路伯的所谓“托派无限可分论”是非常片面的、充满无知和错误偏见的看法。而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内部分裂更加频繁、更加严重、对共运的危害也更大得多。跟托派比起来，斯大林派共产党的分裂更充满无原则的恶斗，更加荒唐可笑，对运动的破坏更厉害得多，造成了更多得多的灾难、混乱和罪恶。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彻底清算斯大林主义的罪恶，重温、复兴国际共运传统的论争民主和思想自由，仍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继续努力。
2015年9月16日
[1]知乎“如何评价托洛茨基、托派与第四国际？”，被推到最高的回答就是“江津的梅菲斯特”（即“右边基路伯”）的《没有第四国际，只有负三国际》：http://www.zhihu.com/question/27756223
[2]我一直反对“现阶段谋求建立先锋/政治团体”的想法，很早就有文章表达这个看法，我认为今天仍然不适合搞先锋/政治团体，具体理由请见稍后发布的反思YCA分裂暴露的教训和启示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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