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穷人”与新工人

李北方：

感谢汪晖老师精彩的演讲，汪老师关于自己的工人经历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扬州札记》。我注意到汪老师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经历，有一个工人，劳动积极、思想又红又专，还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他去追一个小姑娘结果被拒绝了。小姑娘选择了另外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有知识有文化，是个高中毕业生。于是我总结，汪老师从那时就明白了，原来知识就是力量，终于成了今天这样的大家（笑）。回到正题上来，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这此的讲座，回去之后还能够重读一下汪老师的那篇文章《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应该可以对文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汪老师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今天这两个群体的隔绝这么严重，并且缺乏互动，不能够产生像是20世纪早年那样，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结合并造就工人阶级的产生。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希望。原因何在？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都能吃饱穿暖，整个环境可能是在酝酿一个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爆发。而且现在也没有外患，外国人的侵略。汪老师也提到，在那个时代，所有阶级都是随时有可能破产的阶级，随时都可能变为赤贫。所以地主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危机感和自觉，有民族救亡的意识。有了这样的外部环境，才促使这批知识分子走到工农中间，最终推动了两个群体结合的进程。但是历史也证明了，这样一个阶级互动而产生的阶级政治也未必是好的。中国工人阶级国家的失败是不是也与此相关？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政治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革命的时候，工人阶级的规模是很小的。那么建国之后开始搞工业化，但是这个工业化完全是反着资本主义的逻辑来搞的这样一个工业化。所以中国的那一批老工人和马克思讨论的工人，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把政治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同实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但是实证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办法独自来支撑工人阶级政治的。工人阶级政党如果放弃了自身的代表性的话，工人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今天我们的新穷人和新工人结合不起来，但我认为这也没有关系，因为新工人的内部在生长自己的知识分子。这也就不存在因结合而产生的裂痕。这一方面是由于今天的学习手段非常便利；另外也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被直接扔到了那个队伍里面去了。未来工人和知识分子可能会被迫地糅合在一起，也可能会存在一些有意识的互动。所以这个进程最终可能实现的成果是不是会更加坚固一点？我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赵志勇：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汪老师交流。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关注着新工人与新穷人的未来，那么我们自身可能也隶属其中，或者这个群体的未来和我们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我是戏剧学院毕业的，专业是戏剧美学和戏剧批评，博士毕业之后的几年曾经非常困惑。我认为自己所做的戏剧研究和国内当下的现状没有任何关系，我感到国内的戏剧生态很腐朽。直到后来我被一个朋友带去皮村，看了第一届的打工文化艺术节，接触了工友之家做新工人文艺的一些朋友才觉得看到了一种有生命力的文艺表达，虽然现在它仍然处在萌芽的阶段,但是它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这些年我有介入一些新工人的文化活动，我想分享我观察到的一两个现象。现在北京的新工人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在恶化，因为北京在出台流动人口的限制政策。这给工人群体以及他们的子女带来了很大的困境。但是新工人群体的文化表达实在是太有限了，而且也很难被主流的媒体关注到。我呼吁大家能够多关注这样的现象，因为这和每个人都有关系。我有一个问题是和北方所提到的相关的，新工人文化是在阶级成长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那么它的前景如何？汪老师的文章也着重谈过，汪老师对这种阶级文化的前景是很不确定的。我个人的体验是，我在七八年前开始接触工人的时候也非常迷茫，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很多工人都会提到，他们身边的人，同样是工人，都不会去反思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问题，而都是被包裹在主流的消费逻辑里面，虽然他们都是最底层的新工人群体。所在做工人文化活动的时候，工人们会觉得大家聚在一起很有力量，但是当各自回到岗位上的时候却也感觉无法和别人交流。去年和前年，情况会有很大的变化，由于经济形势不好，有大量的劳工维权和抗争的事件。工人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增长了，这对工人阶级的未来是不是会有影响呢？

刘昕亭：

汪老师从2012 年以来，一直参与到对新穷人群体的关注。陆续很多年在政协进行关于农民工欠薪和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提案；跟建筑工地的工人进行座谈，谈工伤和讨薪的问题；也去富士康了解工人的生活，参与工人的文化。我在做完博士论文之后，主要就是在做关于新工人的问题，我翻译了关于苹果和富士康的书。我想要反驳李北方的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认为新工人和新穷人处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面对着同样的困境，可以一起处理这个问题。这三年我一直在做关于富士康的问题，我现在反而是认为，所谓的新穷人，带有鲜明的中产文化，这种文化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向下进行整合，而并不是融入到工人阶级文化当中。我们看到大量的影视形象中出现的工人形象，这距离真正的富士康工人的生活是非常远的，这是中产进行的自我投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不同意北方所说的，我认为新穷人和新工人在收入上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心理的认同却是不同的。新穷人在向下坠落的过程中产生带有工人阶级的文化，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能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文化对新工人的迅速吸纳。我作为一位女性也要批驳李北方的是，北方认为如果我们解决了阶级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单独讨论今天中国基层女工的生存状况。我要说的是，我当年第一次去富士康，真的让我震惊的不是一个40万人的工厂的基层组织，而是富士康无所不在的流产小广告。所以基层女工艰难的生存困境是让我震惊的。而富士康由于无法招到足够的女工，所以大量地引进了男工，因而性别构成是以男性为主，男工在婚恋问题上也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娶不到媳妇”。我认为性别失衡的问题也已经在新工人群体中产生了。

熊节：

我是从事了15年的IT工作，之前对于社会问题思考得并不多，之前去乌干达的经历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促使我去思考社会的变革以及技术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之前看到的一个文章就讲，微信就是一个剥削你的工具，你在上面做的事情不会给你增加价值而是增加腾讯的价值。但是这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被剥削的工人是完全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新的技术带来新的社会形态。刚才汪晖老师和北方都提到了“危机感”，其实在我们今天“危机感”似乎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词，领导要求员工要有危机感，企业要有危机感。我们国家的第一轮危机感产生于八九十年代，按照改革派的说法，危机感使懒惰的人爆发出了生产力。这是危机感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但是现在随着技术的变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危机感是，你想劳动也没有机会。这个社会很大程度上在朝着机器替代人的方向发展，很多岗位，比如银行柜员、传呼员都被机器取代了。这时已经不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逻辑，而是根本没有了人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机器取代人的趋势是把知识分子甩向新工人的一个不可逆转的推动力，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会发现从事知识工作是很容易被取代的。而讽刺的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起到推动作用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IT工作者，我们是写软件来推动自动化过程的，而这个过程也是在自动化我们自己，是取代我们自己。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将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想要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生活的好一点，单靠改良是无法实现的，而必须要找到一个根本性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方式，从而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我们也能看到的现象是，技术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北大南墙的天娱网吧在98年代曾经作为重要的信息源和教育的手段，但是现在的网吧纯粹都是在消费网游。

如果说有一些新工人、新穷人，如果说他进了网吧，比如说富士康的工人，他如果有一点时间进了网吧，他是在干什么？他在打网游，网游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前两天正好看了一篇文章，讲对这种基层的网游玩家的采访，通常玩网游其实它是没有乐趣的，只是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可以干。网游就是一个在他工作之外的另一个剥削工具，就是剥削他仅有的钱和仅有的时间。所以技术是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的。那么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能做什么？我觉得刚才几位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作为知识分子，自己脱离于工人阶级、脱离于劳动群众，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专业知识一定会被用来为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沉浸在劳动群众当中去接近这些人，我们才有机会把我们的专业技能拿来做一点好的事情，或者至少不那么坏的事情。

李北方：接下来汪老师对刚才我们这几位评议人的话，有一个简单的回应，然后接下来争取再留一点时间提几个问题。

汪晖：我就简单地说几点。讲新穷人跟新工人，刚才他们几位都提到了，一个方面我其实同意新平（音）说的这个，这个区分不易过快地把它取消。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关系。就是实质上紧密的关系，但是在社会分工上似乎又是有所不同，这是为什么，当时包括给你们那组，我写要提出工人问题的一个部分，就是不易于简单地讲新穷人，因为所谓欧洲的后工业社会的时候，比较集中新穷人。可是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形成，是不能够跨越成为一般的新穷人，所以我说有两种人，把它做区分。

但是这个区分在实践上，我说是会碰到一些问题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到深圳去富士康之前，去看那个世界工厂演出。当时有一个从香港中文大学某一个实验室来的博士后，他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讲的这个工人，我也是一样，我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我在实验室里怎么工作，意思是说你们如果太把工厂特殊化，这个带来一些问题，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演出的群体，跟他们有对话、有辩论。一部分人强调这个是不一样的，一部分人连在一起。实际的过程是，我觉得是有区分的。但另外一方面，它带来的最主要的条件就是劳动这个概念普遍化，这个是事实。因为劳动概念的普遍化，不在于过去的贵族，每个人都好像8个小时、10小时，可能都在工作。这劳动的普遍化使得原有的叙述当中的一些概念上的分界，的确带来了一些困难。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去讨论所谓劳动普遍化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点就是在劳动普遍化的条件下，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当这个劳动的价值本身，在某个阶段被取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讲过去的阶级，讲劳动者的尊严，都是讲劳动创造价值。如果劳动不创造价值，这个尊严的社会基础就被颠覆，当然今天仍然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生产和过剩同时发生，在今天我们讲经济危机的常态化，过去周期性经济危机，那个时候生产，然后到了生产过剩，然后就开始出现危机滞胀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今天发现的一个现象是他的这个生产过剩常态化，跟生产一方面有很高的需求，越是常态化的时候，越需要生产。因为任何一个社会最不能承担的是大规模的失业，因为大规模失业会导致一个社会崩溃，大规模社会冲突。因此再生产劳动在危机条件下，甚至它的目标高过了生产本身。在很多时候就维持这个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持劳动的再生产。比那个生产过程有时候在危机条件下，它变得更重要。

可是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劳动者所面临的这个挑战。由于这个生产过剩的状态，导致了一个很大的后果，就是似乎是为了再生产劳动，政府甚至资方必须做出补贴，这就出现了比如说到郑州到什么地方，那些大工厂去了以后，政府要补贴这些跨国公司，说你雇佣一个工人，我就多补贴你两百块钱这样的现象。也就是为了维持劳动的再生产来做，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两方面的现象，一方面是大量的潜在的失业人口，一方面是生产性的劳动短缺。生产链条当中的劳动短缺和生产过程本身，对劳动的再生产的需求之间，同时是并行的，这是给劳动者，包括劳动者的政治带来的巨大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工会越来越接近于一个福利，只是再分配定义上来讨论，我们不要忘了，20世纪政治实践虽然它是失败者，但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原来的那个遗产，它不仅仅是再分配，它是要重组生产的过程，以此来奠定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是他的整个一套安排，但是这个实验现在过去了，所以我们出现了到底怎么界定今天这个状况。

第三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技术这个问题，尤其是金融化条件下，因为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是跟金融的集中有关系。所有金融集中的地方，技术创新就是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有一部分的创造过程会使得它在，我们刚才马克思说的，说这个生产过程，就是普鲁东懂的问题是既定的社会条件，是生产过程，生产过程怎么能发生，就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但马克思说他没有弄懂，这个过程也是被生产。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才我特别讲到这个城乡之间的关系，我前些天，因为我跟严海蓉老师他们一起做过一个关于农村的种子的问题，所以我前段时间就去参观了中国农科院，中国农科院是亚洲最大的农科院，应该是最大的。他的种子库也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他的技术发展，对我来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震动，坦白地说。我就忽然觉得，因为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围绕转基因很多很多的争论，但转基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方面，但是转基因真正技术的普及，真正导致了社会性其他社会形态的后果，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几乎没有深入地研究。因为转基因的使用必须是农业的规模生产才可能使用的，比如说除草剂，防除草剂的转基因，只有用飞机喷洒这种。那就是说小农经济是不需要这种，只要这个金融密集的这种技术的发展，一定是旧的小农经济破产，彻底结构瓦解，重新转型才会造出来，这就意味着只要它普及原有的三个问题，就根本性地改变了。你需要重新去讨论，当然这个会有一个过程，有立法等等等等。第二个印象特别深的是关于无土栽培的实验，因为无土栽培的实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它是特别先进，我们跟上来做，那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随着金融和生产技术的结合，使得旧的“三农”问题被取消了，他以后那个土地的概念变化了。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实验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层里头这样上去，这个土地问题，可能由于技术的变化发生在50年内，我想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再造社会关系，这不仅仅是技术革新和生产，一定是再造社会关系。因为整个的城乡关系、整个的劳动在这个当中的含义都发生了变化。我在这说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当然有一点触动，就是觉得在这个方面，在座的我想有很多是在高校或者是大学里面，我觉得至少我所工作的这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领域，我感觉对于这个过程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领域里面，对这个过程的研究，都是非常弱的。如果是非常弱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去展现一个未来，我们如果回到马克思的理念来说，马克思对未来的一个基本的估价，是通过对大生产过程当中工人阶级的位置，他的特定的那个角色，那个生产过程中，他为什么会代表未来之子，是这样的一个变化来展开出他对整个社会图景和对资本主义的再分析。那我们今天对这个过程，我们该怎么去展开这个思考和研究，因为任何一个社会运动，任何一个社会政治的斗争，都不可能离开对社会远景重新的理解，而这个社会远景，不是乌托邦远景，一定是对生产过程，再生产过程的重新思考和探讨，才能找到你的方向，这个未来的方向感。

就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就有许多的讨论，今天看来不一定是完全过时的，但是是非常不充足的。比如说过去我们工人斗争，主要集中在失业，比如说像西方的这个，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量的斗争不是完全集中在这个，多半是在工厂内部生产条件这个变化里面。第二个部分，我们过去的社会斗争包括今天的社会斗争主要集中在法律维权这个层面，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由于劳动和劳动的独特形式，使得在法律覆盖内的这个劳动和法律覆盖外的劳动的比例，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在这一点上，黄宗智老师说的《谁是劳动人民》的这篇文章还是有道理。因为他说给我们讲这个建筑业农民工70%多都没有劳动合同，他就不是正规的工人，因此他不在这个范畴内，所以你思考这个社会运动和斗争模式的时候，你需要考虑到这一部分的条件。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过去常常想的这个，也跟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有关系。我们通常会说，随着技术的变化，比较乐观的一个探讨是知识，你刚才说的这个知识的增长，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需要高等教育，然后进入到工作的过程中，因此所谓的非物质生产，刚才讲的非物质生产作为一个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在实际的过程中，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存在着非物质生产的某种自由生产的趋向，但是大量的生产在高技术条件下，包括对他们剥夺的这个模式，甚至比传统的模式还要严重。富士康是个例子，因为富士康的工资不是最低的，说老实话，富士康并不是现在的企业当中最不好的。而且他是IT产业，可是你到富士康就知道，所有人穿的都是那么规范的工作服，非常干净的车间，我最惊讶的就是他们那个IE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计时，对你的某一个单一动作计时的苛刻程度是所有历史上没有过的，我做过“三农”工厂，最基本的工厂里都是流水线，你就是搅肉也得流水线，这一道到那一道，没有说一分钟我得举多少次，他现在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把你计算在他的内部，他使得你的这个单位劳动时间内的所有的自由都消失了。这种情况是在高技术条件下发生的。所以看起来它是从事着IT的高技术的发展，但另外一方面，他在任何一个领域，他都变成了最简单的劳动力，这才导致了技术革新，才导致了刚才说的大危机。因为这种劳动简单化的最终的过程，导致机器人可能大规模地取代人力。造成新的危机感，危机感就是失业，地方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说大规模失业，那赶快，要不然社会不稳定，又开始到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情景，在这一点上，不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但是的确是一个新的情景，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新的情景，我觉得是要思考跟过去不太一样的一些新问题。在这个上面，我就说这些。

李北方：我们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因为这个场地还要交钱，所以我们大家稍拖一小会应该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们非常快速地三个问题，快问，快问快答，问题是有没有土豪把钱摔我脸上，说这个场地我包了，没有就算了。

提问1：老师好，我可能您所描述的那个。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基本都没有所谓的新工人。我就是在想说，这个新穷人和新工人实际的这种区隔是怎么生成出来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新穷人、新工人，都在用微信，都在听一些洗脑的神曲，都在看动漫。

李北方：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区隔是怎么产生出来的是吧？

提问2：汪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刚才搞技术的那个先生说了，现在大家变得越来越单一了，我的问题就是说工人阶级，我们现在如果要谈一个尊严的话，它首先是一个技能的问题，就是说他的技能，他能够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他才能够有尊严，比如说作为一个学生来说，他必须论文写得好，有创见他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尊严的问题，但是现在尤其是在工业生产上的发展是，那些最牛逼的技术男们，他们用他们的才智把工人解放出来了，但他们把工人解放出来之后，他也就消弥了工人的尊严，也就是说以前那种手工艺人的那种个人的尊严、那种灵光已经不在了，就变成了机械复制，也就是说那些genius把那些平凡人变得更加平凡，反而都没有尊严了。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办呢，我想问问汪老师。

李北方：再找一个女生。有女生想问吗？

提问3：我想问一个，汪老师您说的这些话题，我们会希望更多的青年来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社会有一定跟外部世界的对话，但是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志愿者，但是我们直接暴露问题给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工人本身是否可行。

汪晖：其实第一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有点接近，到底我们说的新穷人跟新工人之间，他怎么建立起这个新关系。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外部条件的建立问题，我先回答这个外部条件，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但不是根本性的问题。你设想一下，你看从19世纪到20世纪，什么时候都有不同的外部环境，有的时候要严酷得多，但是并没有阻碍这个关系。所以这个里头，除了讲外国以外，其实还有其他，也不是说个人情景是一个个人意愿的问题，是他怎么去重新建立互动，如果就行动来说，其实我知道他们参与这个活动，作为志愿者一直参与刚才讲到的这些例子，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但其中有一点就是跟过去做一个对比，20世纪、19世纪所有那么多人投入到工人阶级运动和政治里面去，除了在欧洲有社会基础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工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他们认为工人代表未来，因此他投入到工人阶级当中去，是和一个对于社会整个的历史进程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仅去扶贫，也不只是去给他们服务，而是投入一个政治化的过程，一个政治过程。这一点在今天不清晰，因为我们看不到，这是说无论是19世纪、20世纪这个政治的结束，或者是工人国家的失败，都带来了这个后果，这个后果有一定的必然性。他原有的这个方式，使得召唤很难产生出这种有机的召唤，这个过程怎么去克服，我所以才会说，我们现在真正地要解决，从学术上、思想上来说，我们需要去研究这个生产过程和社会未来，我们讲生产过程和社会未来，包括马克思当年讲共产主义，都是基于这个过程的现实的问题，他不是说一个抽象的乌托邦，如果这个被模糊了，这个东西不存在了。那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有一部分人去讨论共产主义，假设或者是重新考虑，这其实是大失败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变的因素。

刚才那位同学提到技术和工人的尊严，其实这个尊严问题，从价值和尊严的关系，本身就值得探讨。因为人是有尊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倒认为，作为价值它倒是应该普遍的。不是说对谁，每个人，他是有价值的，有尊严的，在这个意义上。但是我们过去的劳动价值理念，我们说这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这是资产阶级的发明，劳动作为商品才能产生价值。所以首先你的尊严被商品化是尊严的前提。这个理论本身，就劳工神圣的理论本身，虽然我们仍然要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概念本身是有它的限制。我们都知道劳动跟权利的关系，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复杂的关系，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讲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讲产权洛克，当然他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家。他很强调土地的价值，土地为什么有价值，要通过劳动才能有价值，自然的土地不能够有价值。但是这样的观念是从哪来的，这样的观念是从指令主义里面来的，这是指令主义，当他到美国去，给维斯康定州去做法律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概念，因为要剥夺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自然权利，这是很多的民族群体，他自己在这生活，但是他们狩猎，他觉得这不是通过劳动，那殖民者去种植了，土地增值了，那个时候他就有价值了，所以价值、尊严、财产权，那个尊严的核心变成财产权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来讨论尊严，人的尊严问题，恰恰是要打破这个财产权的概念，对它的限制。技术只能作为人的自由展现的时候，才能够丰富人的尊严。要不然刚才说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微信，可是我们每天都在剥削，到底你是有尊严还是没尊严，这个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但我也完全理解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你的能力培养问题，是不可以忽略的问题。我们可以看20世纪政治经验当中，比如说识字、学技术、学文化，这一些部分作为劳动者获取他们的主体性的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掌握，掌握那些管理者、统治者也能掌握的，你也能掌握的时候，你才能够打败他。如果要讨论工人阶级的尊严问题，我觉得今天也同样是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打破旧的价值论，我们生活在生产过剩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讨论劳动者的尊严？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新的理论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我们要把生产过程和再生产条件的研究，放到当代的环境里面来。我只能提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给出这个答案，但我确实觉得这个部分的工作，是目前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比较弱的部分。恰恰这个弱，它的知识状态是跟今天的工人阶级状态相互匹配的。这个之间是有关系的，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个过程，我只能做这个简短的回答。

李北方：好，今天全部的讨论就到这里，我还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够结合汪老师的文章和今天的演讲，把这个问题好好地看一下。我觉得一些问题，有不少年轻人在学校里面，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感谢汪老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感谢大家的到来，谢谢。

(图片来源：摄影师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