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彪事件前后党政权力配置格局的巨变
庐山会议之后，先是开展了批陈整风；林彪事件之后，就开展了批林整风；到了1972年年底，中央就下文件征求意见，结束支左工作，军队干部离开地方返回军营。这三个步骤的后果是一样的：先是矮化了一大批老军头接着是终结了这一批人掌控党政权力的格局。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的感受是：九二之后军队受压。
在文革早期，建立革委会是军干群三结合，结束支左之后，剩下两种选择：要么是群众代表提拔上来替代军队干部离开之后的空缺，要么是把老干部解放出来填补空缺。如果把群众代表都扶正的话，显然，在中央层面就可以安排王洪文或者张春桥接班了。我们今天有马后炮的优势，知道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群众代表加上王洪文或张春桥接班的模式，而是请出了邓小平。
邓小平接班亦或者是林彪接班，这样的高层职位分配与全局性的权力配置格局有没有关系，是许多人回顾党史时常常忽略掉的观察对照视野。把高层职位分配与全局性的权力配置格局切割开来看问题，使得许多人陷入“宫廷阴谋论”的歧路，因为这样一来，高层职位分配或者接班人选定就成为一个可以任意选择的事项，仅仅与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偏好相关——因为真正高层的人事权肯定是掌握在毛泽东手上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文革军队支左之后的党政权力配置格局。到了1968年9月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全国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山西省占95%，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近5万人。”【邓礼峰：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载郭德洪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在文革党政系统当权派普遍选择罢工之后，以军队为支柱来恢复秩序，就已经别无选择了。由此带来一种后果是军队干部普遍地进入各地革委会并占据领导岗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中间，军队干部的数字也上升到历史顶点。作为老军头势力政治符号的林彪，被选为第二把手和接班人地位，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而是水落石出的结果——党政系统当权派退出之后的唯一选择——这是与党政系统当权派丧失权位之后，老军头势力急剧攀升后的政治权力配置格局完全匹配的。
对于与林彪地位上升相匹配的权力分配格局，毛泽东在九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间特意提到：“现在苏修攻击我们，……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
与林彪成为第二把手的选择机理相同，1972年支左军队干部离开地方之后，邓小平出山了。为了邓小平上台做论证，毛泽东一样地说了很多邓小平蛮不错的话。邓小平出山与林彪成为接班人的机理完全相同，党政系统当权派大多数复职了，那么在这群权贵中间有着相当代表性的符号人物邓小平，其地位也要上升到与这一权力格局相匹配的地位上，为了造成这个权力配置格局，1973年年底，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八大军区对调，把老军头势力介入地方政权的链接彻底断开，目的当然是给邓小平铺路，包括后来相应地敲打四人帮，目的也一样是为了稳固邓小平的地位。
一些支持这个林彪事件代表文革失败说法的网友，最主要的逻辑支点是“林彪是九大选定的接班人”，是毛主席自己选定的助手和接班人，所以，这件事即便是不标明文革失败，至少也说明文革领导层的分裂。反过来，追溯一下权力配置格局与接班人地位的关系，就能够部分地走出这种迷思。
其实，毛泽东在1964年中苏论战期间，曾经提出过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从这个标准出发，刘少奇、林彪和后来的邓小平、华国锋，都远远达不到接班人的起码标准，但考虑到与现实权力配置格局的匹配性，都有担任第二号首长的理由，其中林彪和邓小平担任第二号的理由最为充分和突出。
四、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从太子党的党史评价标准出发
站在太子党的特殊立场上，陈小鲁提出了一种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以党政系统当权派的权力资本得失作为标准去分析人物和事件，据他说在太子党中间流行的方法是：“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不仅如此，刘少奇之子刘源也对要为林彪彻底翻案的林豆豆说过同样的话，这表明在太子党群体中间，以对父辈权力资本损益的历史功过来看待历史人物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很流行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孤立看法。
陈小鲁还指出：“现在看‘５７１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５７１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陈小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载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２０１１年）
对照陈小鲁和林立果等人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间说：“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而按照林立果等人的理解，取得领导权的方式就是主动代表文革期间既得利益损失最大的两大群体，一是当权派的大多数，二是想要通过读书爬到社会上层的青年知识分子。林立果很重视这两群人的感受，其中第一个群体的状况是：“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第二个群体的状况和感受是：“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在这里，林立果策略地把林彪为首的老军头“打着B52的旗号镇压B52的力量”诸项成就一笔勾销了，还把这个政治责任记在毛泽东头上，这与后来官方权威决议——邓胡记账法——完全一致，邓胡记账法也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毛泽东的代理人利用的，还因此给全党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乱的“文革官方定义”完全一致。
从太子党的地位出发，他们的优越地位以及现实社会中间的处境，唯一地与父母的权位相关。因此，把自己父母的权位视为一切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标准，是一种近似于阶级本能的、不可争辩的出发点。在文革初期，陈小鲁等人的西纠就鼓吹过“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露骨地宣传高干子弟要掌权。文革结束几十年之后，他们对于自身优势地位的论证方式方法，还是没有大的进步，原因也很好理解：除了出身之外，他们所积累的其他诸如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都不占绝对优势。
把太子党对权力资本损益作为唯一标准的话，就能够得到林彪为政治符号的老军头出场和退场的后果：1967年年初老军头出场是与党政系统当权派丧失全部权力和地位是共时性事件，而1972年年末开始的老军头退场则是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政系统当权派重返权力中心的共时性事件，这样一来，林彪作为一大批政治人物的代表性符号，他们在文革期间的起伏是与另外一大批权贵的权力资本丧失和重获联系在一起的。在太子党看来，无论林彪主观上如何，但客观上的意涵是首要的，因此，只能够作为坏人来看待且不能够平反，哪怕是林彪及其集团也是反对毛泽东及其代理人的。
除了太子党的狭隘利益视野之外，对于老干部群体而言，他们对权力地位得失的回顾，还有别的内容。阅读《谭启龙回忆录》得到一个有趣的对比，谭在回忆录中间不指名批评福建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说他各种瞎指挥和蛮干，没有一点点政策水平。言下之意，毛主席把自己这群此前当省委书记的人赶下去之后，换上来的老军头是更糟糕的执政群体，从这一点出发去看问题，谭启龙试图告诉人们：文革所实现的干部更替其后果是完全消极的。谭启龙在回忆录中间，没有一点点反省：自己到底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搞各种镇压群众的政策到底要不要承担那么一点点个人责任？
把当权派的权力资本损益作为唯一标准，是一种典型的“私欲之弊”——把狭隘利益投射为普遍利益的唯一表现形式，这样，才会有文革期间当权派普遍地把自己想象为共产党的化身，从而不加思索地把一切批评意见都看作是要推翻共产党。太子党群体中间一些人走不出这个私欲之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很多不是太子党的人士，也往往分不清当权派以普遍利益掩盖狭隘利益的事实，这种情况自从有了国家和权力之后就早就如此了。《韩非子》中间记载了一段对话，说到官员作为代理人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之间的诡异关系，两者之间很难进行彻底切割：“故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弛，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正是不恰当地把当权派个人的狭隘利益与权力所要求的公共性进行简单捆绑之后，那份著名的官方权威文献才能够毫不勉强地宣称：“（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
把个别人物的表现，与一个规模巨大的政治和历史事件进行简单捆绑，这是认识论方面的极度退化，也是毛泽东经常批评的那种“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极端表现。特别是，近三十多年的历史演变结果表明，把当权派的狭隘利益简单地与各种普遍利益的表示形式（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等）进行简单捆绑的结果，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