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敲山震虎谋全身而退--从开曼到维京的撤退路线图
古人讲“三思而后行”，一直不知道“三思”到底是那三思，追根溯源发现还是儒门思想家孔丘先生的解读得最直白可爱——【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也就是说所谓的“三思”就是指思考三遍，而我们孔圣人的意思则是想三遍多了点，两遍就可以了。孔夫子的这个答案虽然很萌萌哒，但老僧不喜欢做那种缺乏信息含量的事情，所以对孔圣人的说法总感觉不是很满意。前几年看电视剧《大明王朝》，其中大太监王芳倒是给“三思”一个更有启迪性的解释：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这就给“思”这个动作建立起了三个维度，由线性的重复变成了立体的扩展。不过说实话这个答案还是过于具体，概括性不是很强，最近几个月在琢磨“思想”这个概念，也接触到了佛家所谓的“三思”：“审虑思”、“决定思”、“发胜思”，但这些要解释起来会遭遇很多佛学概念，阐述起来会很繁琐，所以这里先不谈佛家的“三思”。在这里我们还是根据《大明王朝》编剧对“三思”的理解，来谈谈李嘉诚重组自家产业的新闻吧。先摘录几段资料：
1、【1月9日，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长实)及和记黄埔(和黄)宣布业务合并、重组方案，两集团资产最终将分拆为两间以开曼群岛为注册地的新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与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长地)，在香港上市。按照预计，这个方案将在2015年年中完成。】
2、【李嘉诚在记者会上回应：“人家说什么都行。我(集团)注册在香港、上市又在香港。过去十年或是十几年，有75%以上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都在开曼群岛等海外注册，并不是这些公司对香港没信心，一样都是为了做生意方便，其中很多民企、(内地)国企，不能因为他们在海外注册就是迁册。”】
3、【2014年1月21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首次发表披露中共高层家族离岸账户的报告。资料显示，至少有五名现任与前任高层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从这几段新闻或旧闻能读出什么内容呢?最显而易见的当然是香港的“爱国商人”李嘉诚先生曲回“转进”——【2013年11月22日，李超人：“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说我‘撤资’，是一个大笑话”】，1年过去之后，超人确实信守了他的诺言，他的“长和系”真的永远也不会离开香港了，因为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新公司属于英属开曼群岛，超人确实超高。所以，政客和商人都与失足妇女类似，他们信誓旦旦的诺言只能听听而已，如果真信的话就只能害人害己了。
李嘉诚要撤退，这点毫不奇怪。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三思而后行是他的行为习惯，他自己也表示“总要思考最坏的情况”，这就是在“思危”。对于李氏家族而言，当前的中国有哪些危险呢?按照宣传口径，今日的中国已经处于伟大的复兴前夜，有什么理由在复兴之前撤退?可见情况并不如新闻联播里面那么乐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在崛起，而且这个趋势不可阻挡，对此我毫不怀疑。自从抗美援朝胜利之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就跨入了崛起的快车道;而在政治上“一边倒”赢得苏联的全面援助，为新中国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用超常规的手段对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实施了工业化改造;再后来拥有了“两弹一星”赢得了至少一百年的国防安全和全世界的尊重，最终又被第三世界的穷兄弟们抬入联合国，这时候中国已经扫除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屈辱，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步骤，缺一不可。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宏观的历史作用，文革彻底摧毁了封建礼教对中华民族的思想约束，让中国人的思维极度活跃，这将在未来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当然这同时也解构了中国人的道德传统，由于“黑白猫”的改开中断了以雷锋精神为基础的社会道德重建，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不过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并且物极必反，当前道德已经有回归的倾向，散落在民间各种各样的“自愿者活动”其实是“雷锋精神”的体现，所以总体而言，文革将是今后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起点，特别是信息时代，人的思维就是资源就是财富，而中国人被释放出来的思考力将成为中华崛起的核心动力。所以，我赞同中华民族处于崛起前夜这个大的判断。但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黎明前有最深的黑暗，而新事物的崛起总是伴随着旧事物的衰亡，在旧事物彻底消亡之前他们的临死反击也是最猛烈的。回到主题上来，还是来谈谈李氏家族面临的危机。
要谈李家的危机，得先谈李家是如何兴起的。作为纯粹的生意人，李嘉诚是很值得钦佩的，当年那个推销塑料花的小伙子是勤劳致富的典型，但当财富积累到可以称为“资本”的时候，财富的拥有者就被资本异化而具有了资本的肮脏和血腥，李嘉诚也不例外。李家兴起于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回归之前主要作为大陆的通商口岸而存在，香港当时的经济模式属于典型的买办经济，凭借殖民地地位在大陆和宗主国之间充当掮客，李家的码头、航运则是买办经济的基础产业，当时从香港进出的集装箱货物基本上都是需要要给李家“交税”的，香港买办经济的繁荣将李家滋养得根深叶茂，而根深叶茂的李家则进一步利用他的财富和地位构建庞大的政商网络，垄断了香港地产，让香港人一辈子都为他们的“鸽子笼豪宅”交税，香港的房价有多高想必绝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只是大多数香港人都习以为常，将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港人智商若此，让人不胜唏嘘。而香港回归以后，伴随着内地各个地方的“开放”，特别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的兴起，香港原来独一无二的买办地位被逐渐稀释，所以香港的买办经济相应的必然陷入衰弱，而李家在香港的产业进入衰退也将是历史的必然。当然，香港回归之后，李家借着中央粉饰一国两制的机会，大举进发内地经济圈，狠捞了一笔。但在内地发展经济不结交权贵是不可能的，而以李家的地位其所结交的当然是当时最大的权贵，这十多年来李嘉诚的业务在内地所向披靡，与该权贵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现在，伴随着大陆权力结构的重组，李家所依持的权贵影响力江河日下，李嘉诚在香港特首选举中测试了一下他与新权贵的关系之后，蓦然发现他无法对新权贵施加有意义的影响力，所以他在内地依持权贵发展起来的产业也就危机隐现。香港买办经济衰落了，内地权贵经济不可靠了，这就是李家之“危”。
看清了危机，那么接下来就得“思退”。不容置疑，李嘉诚家大业大。但大有大的难处，大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悄声无息的转移是不可能的，所以如何才能全身而退对李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问题。从他公开支持唐英的年竞选香港特首失败之后，他就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转移他偌大的家产。从决策到实施，只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而一旦实施，李家的动作果决，毫不拖泥带水，到现在完成长和系重组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不得不说，超人在商战、政争方面都是好手，雷厉风行的作风一点都不必作战部队差，在这方面还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李嘉诚的撤退并不是消极被动的溃退，而是有条不紊，退中有进，为了安全撤退，甚至一改以前在权力面前极端低调的作风，对大陆权贵们放话，主动提到——【其中很多民企、(内地)国企，不能因为他们在海外注册就是迁册】，这实际上是对资料三旧闻的呼应，想必李家也曾经充当了许多权贵们的白手套，所以他知道的内幕不会比国安系统少，他将内地“民企、国企”扯出来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别阻挡我撤退，不然“内地的”民企、国企也是跑不掉的。这就是李超人的“退”，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有攻有守，不得不让人佩服。相对而言，大陆的某些爆发户就蠢得象猪，一旦失去权力的依持，就啥都不会了。至于思变，李家也是有所准备的，在开曼注册，在香港上市，进可攻，退可守，一旦时机有变，卷土重来毫不费力。
当然，这里只是以李嘉诚为例，实际上通过离岸金融公司撤退的人多得很，只是李嘉诚是在开曼，而很多内地“民企”、“国企”是在维京。这些权贵资本家们害怕什么呢?现在国家不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吗?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的思危、思退?答案也许只有一个——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是什么让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制度和人民，毛泽东等老一辈们建立起来的制度，和那些拥护这种制度的人民，是他们让这些掌控绝大多数财富和资源的权贵们害怕了。他们感觉到危险了，于是就思危、思退、思变了。权贵们其实比谁都更渴望和平演变，如果中国也拥有美国一样保护他们的制度，他们何须背井离乡费尽心思的玩大转移呢?所以，推墙派值得深思，你们要推的墙到底是什么。
超人走了，港灿逗了，天朝傻了
李嘉诚走了，带着满满的“回归红利”，果断的、决绝的、头也不回的走了，去了香港曾经的宗主国——“日不落”，而特色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来得及收起，伸出去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就这样瞬间石化，僵立在“一国两制模范”的牌坊下：就这样走了么?说好的两情相悦，说好的海枯石烂呢?没办法，商人重利亲离别，资本轻义无祖国，既然大家都是买卖人，你买了我卖了，银货两讫，落袋为安。钱都赚着了，谁有那闲工夫来配合你表演什么“两制典范”?所以，超人就是超人，进退自如，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要做生意，还是得看真正的买卖人，官僚体系下培养出来的败家子不够玩。回归之初，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特区政府的管制加分，中央为香港输送了大量的利益，从H股上市，到CEPA的签订，港深自由行，到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再到最近的“港沪通”，每一项决策后面都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利益流向香港，就这么七八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地，难不成还喂不饱、养不好?汇入了这么多的利益，香港人民原本是应该过好日子的，但现实却很残酷，汇入香港的绝大多数利益都需要资本运作才可以变现的，所以大陆输送过去的绝大多数利益都被资本家截流。就连“自由行”这样可以直接惠民的政策都被酒店、地租等资本家拿去一大块。因此，钱被老板们赚了，麻烦却留给了普通百姓。所以，香港和内地其他地方一样，国家出让的任何利益都会率先被资本拿去一大块，普通老百姓能捡点残羹冷炙就算不错了，然后再经过印钞经济、通货膨胀的洗劫，老百姓真正的收益通常是负数。那么李超人真的走了么?也不尽然，第一拨红利吃下肚了，溜达一圈还是可以回来吃第二拨的，如果有的话。政治经济是一体的，生意做到最高处，那就一定得寻求政治的支持;同样，没有经济基础的政治结构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一个成功的老板，其政治智商往往会比很多所谓的政客更高。李超人的出走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他支持的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败选之后，李家资产就开始大规模转移了，去年香港码头工人罢工，加速了这一进程。吊诡的是，学生们现在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梁振英下台，他下台后谁上台?当然，作为很多香港人心中的“财经男神”，李超人值得佩服的地方还是很多的，但资本家就是资本家，逐利是他们的天性，利益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会碰触到政治，这不是由个人意志所决定的。
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它让人们获取信息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趋近于零;互联网也是一个坏东西，坏就坏在海量的数据导致信息的筛选成本急剧升高，没有答案与有无穷多答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等效的。二十年前有一首叫《钟鼓楼》的歌曲，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这似乎就是在描写今天人们面对海量数据时的窘态。既然选择很艰难，而大多数人又习惯于避难就易，于是就出现了“意见领袖”这种东西。“意见”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当一个人的“意见”被“领袖”，其实质是“思想”被“领导”，这其实就是传说中的“洗脑”。前两年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着这样两句口号：“要做非主流，拒绝被out”，这两句口号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要追求个性，另外一方面又害怕被群体抛弃，最终的结果就是以追求个性开始，以盲目从众结束;处处抗拒被洗脑，结果却时时刻刻都在被洗脑，于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公知”和“脑残”就成了这个时代最特异的共生物，“公知”们提供“意见”，“脑残”粉则去拥抱公知们的“意见”，于是公知们的“意见”被迅速放大，被放大的“意见”同时成为网络上更多人的备选答案，等待着更多人的选择。当然，最可怕的倒不是脑残众多，最可怕的是“公知”本身也是脑残，一个被放大成千上万倍的“脑残意见”，如果影响到现实的社会生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今年乌克兰的脑残粉革命，他们拿着手机、拧着平板，一边玩着脸书一边喊着口号，兴致盎然的将乌克兰这个好好的国家搞成了整个世界的笑话，这段奇葩的历史不知道后人会怎样去书写。现在，香港的公知脑残共轭体基本上是在重走乌克兰的路。
香港在衰落，这是事实，但这也是规律。两个开放的系统彼此对接后，热量总是从高温热源流向低温热源，最终达到系统平衡，港深一体化的愿景是不会太远的。所以，香港与内陆的差距是不可能永远保持的，特区之“特”，总有一天会演化成普通的“普”，对于港人来说，适应这种变化需要一个过程。香港也没有办法对内地封闭，因为香港的发展就是因为它曾经是大陆的对外的唯一窗口，失去对内地的依托，香港就什么都不是，它不象新加坡那样拥有马六甲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原本作为反共的桥头堡也因为大陆告别“共产”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欧美世界不再需要用“香港”来充当他们的价值标杆，现在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所以，香港唯一的出路在于迅速放下身段，在与内地整合过程中利用好他们现在的特殊地位，汇聚内地资源，在内地经济版图演化过程中成为珠三角经济圈的核心，再凭借珠三角经济圈的实力，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竞争，这样香港的长期繁荣才有保障。但留给香港的时间不多，机会之窗转瞬即逝，广州、深圳都不会心甘情愿的充当香港的绿叶，城市之间的资源竞争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里就不多说了。香港要融入大陆才有未来，但现在港人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那些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以不逊于“乌克兰逗士”的脑残表现在损害香港的未来，他们居然自以为是的认为中央政府会派解放军镇压他们的“占中行动”，疥癣之疾，怎么值得动国之重器?只需要东深供水系统检修几天设备，整个香港就瘫痪了，只需要取消CEPA，现在很多占中的娃娃就得回家面对失业的父母。部分香港人真没有看清楚当下的现实，离开内地香港一天都不能活(断水)，而离开香港对内陆却没什么影响，广州南沙、黄港，深圳的蛇口、大鹏等港口码头会很期待取代香港物流中心的地位的。李嘉诚有一句话说得对，香港真是被宠坏的孩子，已经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同样的情况，实际上这也适合于台湾。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会形成一个资源黑洞，周边的一切经济体，即使不被吞噬，也会成为被捕获的行星，韩国和日本，也得面对这个现实。
香港一直是反华反共的桥头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只是过去主要是由英美供给反华反共资源，而现在则主要是由天朝补贴香港资本家，再由资本家间接供给反华反共者们资源。一些人利用香港蛇龙混杂的态势，在香港打造斩杀内地“保守僵化”政敌的武器，无论是凤凰卫视等电视媒体，还是明报等平面媒体，他们的背后都有很深的大陆背景。所以，香港不仅有港英时代留下的外贼，更有与天朝庙堂勾连的内贼。这一次占中风波，不过是内贼与外贼在政治领域内分赃不平，然后大打出手的表现而已。谁胜谁负，最终都是继续反华反共。某些左派在这件事情上兴奋过头，最终恐怕仍然逃不脱被出卖的下场。
说几句题外话：
未来几年，是中美俄欧下大棋的读秒时间，大家都在一边吵架一边磨刀。俄罗斯准备得差不多了，美国还差一个希拉里(或者比希拉里更强硬的共和党人，目前看不到这样的人);中国还有很多问题，香港不过是这诸多问题中的一个，不大也不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内部整合的问题，谁会完成这一历史人物，历史会给出最终的答案;欧洲和中国一样，也需要时间。谁会最先忍不住掀棋盘?最有可能的美国的棋童日本。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全球一体化这一盘棋是不会按照现在的规则继续下去了，掀棋盘的时间不会太远。这些年算是真正读了基本佛经，学到的无非是“随众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几句话，现在不再爱好抖机灵劲了，和大多数人的想法一样，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吃喝拉撒才是生活的重点。每个人都是因为分别而确定自身位置的，所以分别的难易程度是确定人心中“自我”的关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种族的分别度大于民族，民族的分别度大于国家，而国家的分别度大于群族。当然，对于很多穆斯林来说，宗教才具有最高的分别度。在不同的“分别”面前，“我”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在面对白种人、黑种人时，我是“亚洲的黄种人”;在面对欧美价值的侵扰时，“我”是崇拜祖宗奉持孝道的“华人”;而当国难当头时，“我”则是中国人;当然，在面对老板、官二代、富二代时，我则是不折不扣的“矮矬穷”。不同的“我”，会有不同的价值选择。所以，在一群被英美支持、视大陆人为仇雠的港英暗桩面前，我当然是中国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