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这些都是在“封锁”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取得的，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自主创新方面强劲的科研能力，虽与西方还有一定差距，但已成为科技大国。如果能继承毛泽东确立的“自主技术核心”的国家战略，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窘境”：“我国单件衬衣出口的平均赚头只有30—40美分，也就是说，8亿件‘中国制造’的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由于低端产品数量很大，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在全球制造业的生产链上，中国的产品处在中低端，……我国几乎全部的光纤制造装备、85%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80%的石油化工制造装备、70%的数控机床、95%的医疗装备依赖进口。”（《人民日报》社论《自主创新奏强音》2005年12月1月第一版） 毛泽东认为，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有四个方面。 1）向外国学习，对外开放。“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表示中国在许多方面要向日本学习，如钢铁、化学肥料、特别是造船业。a 引进技术和设备。1953年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 1966年 4月1日 国家经贸委印发新技术进口小组《1966年对资引进新技术的计划安排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草案）》。1968年3月28日 李富春、李先念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机电设备的报告》。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苏丹政府代表团。关于苏丹建设，毛说：可以进口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也要自己搞。1973年至1977年从西方引进39.6亿美圆的大化肥、大化纤、石油化工、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等先进设备（“四三方案”）b 选派留学生。 2）培养和依靠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人，既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1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1名研究人员。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每万名职工中也只有269个科技人员。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总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的10人小组。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中国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赶超。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加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实录科技卷〉P98-101）1968年2月20日 国防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钱学森兼任院长。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434.5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57.1万人，农业技术人员29.4万人，卫生技术人员127.6万人，科学研究人员32.3万人，教学人员89.4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有科技人员593人，平均每万人口有科技人员45.1人。集体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33.37万人。（资料来源《奋进的四十年1949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3）群众运动。建构在群众路线的基石上，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它的理论视域，许多“事实”（如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是它的经验根据。其样态从全局看为大规模，从具体在场看为“小组”和“能手”它既表现为某些领域的“大”，又表现为许多领域的“小”，是专家与群众结合的技术革新机制，正如鞍钢宪法的陈述。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技术革命后，这种群众参与技术革新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4）规划。1956年提出的《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重要的科技研究任务57项，共有研究课题600多个，主要任务于1962年提前完成，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1962年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3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374项，其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333项，占89%，基础研究项目41项，占11%。1975年2月17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3月29日 国家计委召开会议研究落实国务院批准的《关于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和建造问题的报告》；5月25日毛泽东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规划；6月13日 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加强发展新材料问题的报告》；6月21日 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就加强电子对抗问题至信毛泽东。12月毛泽东批准了报告。 5）投入。科研支出总额占财政支出：“一五”时期1.1%，“二五”时期4.3%；1963年—1965年5.8%；“三五”时期4.3%；“四五”时期4.7%；“五五”时期5.0%；“六五”时期5.8%。“五五”时期还低于1963年—1965年的水平，“六五”时期也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占国民收入支出：分别是：0.4%；1.8%；2.0%；1.4%；1.6%；1.7%；1.6%。考虑到国家财政和国民收入等方面的实力差距，毛泽东对科技投入的重视大于后来的领导人。 这五个方面结合成互动机制，在加上“劳动竞赛”，形成了“信念”、“激励”的机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 跃进的第二个内容是“速度”。超出一般的速度，获得较快的发展，意味着时间的缩短，客观时间向主观时间的转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气。”毛泽东对工业化的速度问题作过多次地表述。“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当然，速度不是面面居到的速度，而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安排下的选择性的速度。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前提下，速度重点指向了具有战略性重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和基础设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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