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事实说话 ——与郭松民同志商榷

2015-9-6 0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431| 评论: 11|原作者: 一丁|来自: 红旗网

摘要: 郭松民同志是近期左派圈里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他拍案而起，和《炎黄春秋》叫板，捍卫抗日英雄“狼牙山五壮士”的荣誉，令人敬佩。但是，从他所提关于造反派的问题来看，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历史真相知之甚少。

附：黄以礼在日记中写道：“仅仅要准备被打成反革命，那还不够，还要准备流血牺牲，死就死，有一天为文化革命而牺牲，我无所畏惧。我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在这段血与火的日子里，武汉造反派留下许多豪言壮语和感人至深的悲壮诗篇。当时在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工作的诗人白桦，被造反派的精神所感染，将目睹的场面写成诗篇，辗转传出，由造反派学生印成传单在武斗前沿散发，后来这些诗篇被编印成诗集《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死了也甘心“；“只要中国永远红，老子流血乐无穷；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值得。“；”大刀长矛对胸口，眉毛没有皱一皱。要叫老子低下头，除非长江水倒流。““砍头不过头落地，坐牢正好练锐气，一腔烈火一腔血，誓死保卫毛主席！”……从这些豪言壮语里，看到的是革命造反派对党，对毛主席的耿耿丹心和为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献身精神，丝毫没有郭松民同志所说的“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影子。

1968年后，各省文革造反派主要头头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了省、市、县以及各单位的三结合（军干群、老中青）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即所谓“掌了权”，有人称为“既得利益者”。民间有顺口溜：“毛泽东的干部是穷光蛋，”这些人何利所有？可以说，当时用公家一个信封心里也要掂量一下。何况，革委会的实权大都掌握在军队和老干部手中（据统计：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军队干部21个，占72.3%；地方干部8个，占27·76%），不少省、市革委会造反派代表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花瓶”而已。很快，他们就成为“五·一六”清查对象，遭到清算。以武汉为例，1970年前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曾思玉主政湖北省革委会时，在全省抓了68万“五一六”，把造反派几乎一网打尽。武汉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前入党，文革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被打成“湖北、武汉地区‘五一六”的总头目“，从1970年开始关押，失去自由，。毛主席逝世后，杨道远又变成了“四人帮”的骨干，判刑13年。刑满释放后，杨道远生活无着，经朋友帮忙，处理了一批仓库积压物品，从中拿了3万元“好处费”，竟以“贪污罪”又被判刑15年。杨道远作为无业者，既非国家工作人员，无职无权，何能“贪污”？《武汉晚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作了解答。大意是：以杨道远为代表的帮派分子，在政治上失败了，想在经济上捞一把，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必须把他们扫除干净。就这样，共产党员杨道远因为文革中当了造反派头头前后坐牢28年。晚年他著书《奉献》，表达了一位历尽坎坷的共产党员，始终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高尚品质和宁折不弯的风骨。

1976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洗“四人帮”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运动，历时10载，造反派遭到残酷打击，涉及面之广，打击人数之众，手段之残酷，古今罕有。湖北省造反派头头几乎全部受到处理：逮捕判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等等（见附表），。其中钢工总二号头头胡厚民（共产党员、省革委常委）被判刑20年。这是为什么？请看1982年7月28日武汉中级法院以“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罪”对武汉造反派头头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公开宣判时，胡厚民在修正主义法庭的“被告席”上进行的《法庭陈述》和两首《法庭吟》，就可以找到答案。胡厚民在法庭上首先声明：不为个人辩护，要为民请命，要代表饱受苦难的革命造反派，“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他一连提了涵盖武汉文革运动各个阶段，贯穿运动全过程的6个问题，慷慨陈词，理直气壮，掷地有声，闻者心惊，让“原告”变为“被告”！这“原告”就是武汉文革运动各个阶段镇压人民群众、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党内当权者。这里不妨简述一下胡厚民提出的6个问题的内容：

第一、文革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罪名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做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的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人家做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周总理面前汇报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当时我在场，还有汇报稿作证。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后，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北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抓“五一六”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和用过的。然而，我活了40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系我私设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胡厚民说，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地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地解决，枪毙了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最后，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心迹，胡厚民以两首《法庭吟》结束陈述：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高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从胡厚民的《法庭陈述》和《法庭吟》中，你能看到“敌视红色政权”的蛛丝马迹吗？事实恰恰是胡厚民同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惹恼了当权者，故而判了重刑。

1990年胡厚民死于监狱。2013年清明节，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战友为他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并出版《烈火▪永生—怀念胡厚民》一书。每每读此书，我都被胡厚民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泪流满面。战友们称他为“湖北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共产党人‘五不怕’的实践者”，一点都不为过。胡厚民1936年出生于汉口一个贫苦船工世家，幼小随父亲水上学驾船。解放后入学念书。1954年考入武昌造船厂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学习。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春厂党委派他到北京机床厂学习新技术时，文革爆发。回武汉后加入造反派。文革中他两次被打成“反革命”入狱，都是毛主席解救出来的。文革后坐牢，没有了毛主席，再也没有人搭救他了。

其实，全国像胡厚民这样的造反派大有人在，只是他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默默无闻罢了。湖北省的造反派整体来说都是比较优秀的。几年来，在一批当年的中学生造反派的帮助下，武汉地区造反派已经出版多部《文革回忆录》了。如：杨道远的《奉献》，吴焱金的《四十三年望中犹记》、曹承义的《悲欣交集话文革》、顾建棠的《生逢其时》、魏绳武的《机关—武汉市委机关文革回忆》、杨闯的《湖北大学文革亲历记》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武汉革命造反派与百万雄师四十年后相聚的情景，在杨道远《奉献》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文革后，邓小平给“地富反坏右”全部平了反，而千千万万的造反派却成了阶下囚。如果像郭松民同志所说造反派中有“大量严重敌视红色政权的人”，那么，这些人被专政后，红色政权应当是更加巩固。而事实是：人民公社解体、国有企业私有化……走资派变成“跑”资派了。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附表：湖北省部分造反派头头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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