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决战十三五 “浙江模式”异军突起作为习近平的政治发迹地，浙江是他真正全面掌权和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省份，也是他得以全面展现自己执政理念和施政成绩最为亮眼的地方。习近平执政时期的浙江的崛起路径还被概括为“浙江模式”，认为可以折射出中国政治、经济的未来景象。这些在习近平上位以后的用人、整风、反腐、法治、深化改革等方面都得到验证。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困境，及十三五规划即将出台之际，习近平在浙江所提出的“两个鸟论”，即“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被置于舆论放大镜之下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与当年的浙江颇为类似。当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让浙江经济逐渐摆脱了“成长的烦恼”，使浙江经济脱胎换骨。“浙江模式”的兴起，是在浙江既不能增加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又要以一定的速度把握战略机遇的背景下出现的，而习近平认为浙江经济在两难中的唯一出路就是“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这也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鉴之处。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8月31日中共党报发文称，习近平以“两只鸟论”指明方向，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 何谓“浙江模式” 谈及“浙江模式”的范本意义，就有必要探讨何谓“浙江模式”。外界给出的定义是，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但显然这只是所谓浙江模式在经济发展上的一面，而“两只鸟论”是此中最为重要的发展思路。 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浙江模式”离不开三个关键要素：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主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良好服务的政府和经济运营模式的创新力。
这使得浙江经济在全国罕见的拥有以下四种特点：即区域之间差别不大、城乡之间差别不大、政府与民间之间财富分配差距不大、劳资双方财富分配差距不大。浙江相对最落后的丽水地区在GDP总量方面也能达到省会城市杭州的九分之一多，这明显好于湖北省的模式——整个湖北省举全省之力支持武汉市的发展。浙江省的民众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省份。
基于这三点要素和四大特点，“浙江模式”逐渐在中国城市经济圈中异军突起。根据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1人民币约合0.156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但是到了2007年，全省GDP已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
日前，大陆31个省份上半年GDP数据相继公布，浙江以19,281亿元的GDP总量排名全国第四，从GDP增速上来看，虽然浙江以8.3%的增速排在第11位，但第三产业表现抢眼，服务业对GDP增长贡献率超六成。有分析人士指出，浙江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模式，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而呈现颓势，而是正从“速度领跑”向“质量领跑”转型。
“浙江模式”在经济上展现出“民营、民有、民享”的特征。可以说，“浙江模式”是政府与市场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在浙江，企业、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有分析认为，这样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历史重演”的必然性 “浙江模式”的转变有其历史必然的一面，但浙江前中期的经济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2004年底，习近平在省经济会议上指出：“浙江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由此，“成长的烦恼”一词，成为对浙江当时经济现状的形象概括。“成长的烦恼”实际是浙江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低下等积弊的反映。有评论指，“成长的烦恼”是当时浙江改革发展道路遇到的必然坎坷，而如今中国经济改革遇到的各种难题如出一辙，即淘汰落后的经济产能，相关传统产业需要时间进行调整和改造升级。 同样，如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节点上，许多省份也在“成长的烦恼”中踌躇，面临因淘汰落后产能出现的GDP回落问题和升级困难，也陷入当初和浙江一样的开山困局之中，有评论称，中国其他省份面临着和浙江同样的“成长烦恼”，也都遭遇发展瓶颈和困难，但一些地方以“两只鸟论”为指导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也逐步展现出改革红利，例如广东两届省委书记汪洋和胡春华的“先试先行”，其示范效应可能带动其他省份的效仿，并辐射全国。 当前正逢“十二五”收官和筹划“十三五”的关键时期，此时 “浙江模式”，对于全国找寻经济发展新路线意义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5年5月，习近平也曾到访浙江省，指导“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并高度评价称，浙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成功实践。有评论称，习近平在五中全会前夕考察浙江，其用意可能是再提“浙江模式”概念，指导即将来临的“十三五”。 有分析认为，当初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而是靠多个民营的实体经济力量，朝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浙江模式就是政府多服务少干预，逐渐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正道。
有观点认为，“浙江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特征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一种新生态的市场经济模式。习近平曾言，“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自己定位准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规范是什么，做那些不错位、不越位、不空位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该管好的事情，把那些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
(墨岚 孙澜 撰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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