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干部犯错误性质定性的探讨

关于干部犯错误的定性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文革中“怀疑一切，全面内战”问题，很大程度是围绕对干部所犯错误定性的不同意见引发的(注：仅指文革派内部)，当前毛派内部争论的交点，也基本如此。坦率讲，我自知没有这个水平来谈这个问题，加上谈这个问题很容易引起群起而攻之，但又感到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我本着挨骂的态度冒昧谈这个问题，反正快去见毛主席了，挨骂两句也无所谓。很早就想写这篇文章，直至前天8月29日，我在发表的评新华社报导汪东兴火化一文中，陈云、万里、习仲勋三人后面特为加了“同志”二字，看看反映。没出所料，有几个跟贴对此很敏感，今天陈时秋同志还专门发了文章。更促使我愿承担挨骂而探讨这个问题。

对陈云等同志逮捕江青同志等，尤其那个反毛主席“决议”，他们的言行，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说把逮捕江青同志的几个主谋定性为叛徒、彻底批判“决议”，本人是最早提出的人之一。我对这两件事的定性，是下功夫研究了大量资料下的结论，并一再公开发表文章公布了这些历史资料；另外究竟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也是花了功夫查历史资料下的结论；关于国防科委文革以及上海尤华“24烈士”均是查了大量历史资料下的结论。可以说自毛主席去世后，我主要研究了这五个大问题。在科技方面主要研究了“网络战”问题。我早就自我介绍：1.文革期我从未自称“造反派”，从不提我牺牲的四位亲人烈士包括入党志愿书都沒有涉及；2.从不提自己在政治工作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我信奉“成绩不说跑不掉，缺点错误不改不得了”。但走资派篡权复辟后，把造反派丑化得无悪不作、是一群不学无术之辈……，而把他们及其子女捧上了天，加上某些子女更不自量力，胡作非为……，有些“大人物”甚至用文革余孽等恶毒语言恶意攻击造反派，并成了官方对外宣传丑化文革的重要舆论。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站出来自称造反派，并宣称是国防科委系统“知名”造反派，才介绍我的身世、并介绍我在政治工作和科技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公开建议造反派理直气壮站出来用事实驳斥走资派的诬蔑，为毛主席争理、争气，并彻底揭露一小撮反文革余孽不学无术……。

毛泽东年谱以及毛泽东大传和六卷毛选，都大量记载了毛主席一生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概括讲就是要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毛主席特别强调犯了错误，一时认识不了，要允许保留意见，但不得搞非组织活动；对犯错误的同志，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毛主席又说犯了路线错误改也难，以及我们党的纪律，对非处理不可，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和对其本人教育，则必须处理……。我想很多毛泽东时代从政的同志对毛主席这些指示学得比我多而深。但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共同体会：凡搞政治工作，这些原则几乎都能背，但处理实际问题并非易事。另外，毛主席一生特别强调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的人愈多愈好，打击的人愈少愈好，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提倡枫桥经验，即便专政对象也交群众监督……，突出强调团结两个95％以上。即便在战争年代，优待俘虏、缴枪不杀……。以上诸如这些毛主席对人的处理政策，对我们党取得各项胜利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在此先谈对万里同志和胡耀邦两人的看法。

万里同志在安徽小岗村支持分田单干是十分错误的，怎么批都可以。但全国性分田单干，万里同志该承担多大责任？值得研究，如果看看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刘邓搞分田单干的论述，就清楚分田单干是邓的既定方针，即便没有小岗村他也会搞分田单干。现抄录一段万里同志的讲话：“据万里等人回忆：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省任仲夷、内蒙古周惠、贵州池必卿三人赞同分田单干。上面农林、水利口官员从机械化和水利化要求着眼，都反对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在党内始终是少数，始终沒有能说服多数人跟了分田单干”(参见《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岀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万里同志揭露这个内幕说明了什么？

万里同志反对对江青同志等搞武装绑架，这是党性原则的表现。至于他对江青同志有什么意见和看法，从党内纪律是允许的。

最突出的是“6.4武装镇压学生和市民”他正好在国外访问，就表示反对。因此，他回国时就不让他直达北京，而迫使他在上海，怕他召集临时人大常委会决议否决动武镇压。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称他同志并没有丢原则，而是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根据他自己写的历史判断的。

关于胡耀邦的问题，我曾专门发表过文章，现全文抄录如下：

胡耀邦这位已故人物，对其如何评价？这不是凭我们能说清楚的。只因近些年，各类媒体议论很多，众说纷纭。我对胡耀邦无任何接触，仅是1975年后，从一些媒体报道，略知其一、二。近年来由于研究“改革开放”这30多年，尤其是农村问题和如何评价文革等问题，接触到这位风云一时的人物。谈点个人点滴看法。

胡耀邦在1975年追随邓小平大搞“整顿”，站在今天看己很清楚：实质是走资派全盘否定文革篡党夺权的预演。这个结论，是他们在毛主席去世后篡党夺权的大量阴谋活动暴露得清清楚楚，已不必花费笔墨赘述了。我想从胡耀邦的垮台向前倒叙，对这个人物的认识可能更清晰一点。1986年胡耀邦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而垮台。从哪个角度讲，这个垮台是不应该的，反证明了邓小平等是官倒、腐败的总后台。但如果是因为胡耀邦疯狂走资本主义道路、疯狂反毛、反文革、反社会主义，拼命网罗新老不可改造的反共分子，制造民族矛盾……，而把他拉下马，并给予严肃处分，将是人心大快。由于不是因这些罪状垮台，而是因反对镇压学生而垮台，反给胡耀邦脸上涂了点粉。

凭胡耀邦那点才华当上“共产党”总书记，本身就是对共产党的极大讽刺。正如毛主席所说：“山中无老虎，猴子逞霸王”。10几亿人口的大国，就这样演了30多年的“猴戏”。但应当肯定，胡耀邦垮台后，临死前，还真立了大功：如实向杨尚昆揭露了邓小平一手策划并挑动的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打砸抢烧动乱历史真相。此功不可沒，否则这个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弄清楚。1988年8月6日胡耀邦还对杨尚昆说：“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尽管这些是胡耀邦因邓小平恩将仇报后揭发或坦白交代的，但我们应当承认这些揭发和交代是他思想激烈斗争的结果，应予肯定。所以民间有“人到死心也善”有其合理的一面。可见毛主席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定性很科学。能改悔就应当欢迎！改多少就欢迎多少。

但胡耀邦至死仍死抱着邓小平对人民、对毛主席和文革进行反攻倒算不放。死心踏地为这条反革命路线效忠到死。胡耀邦有些错误事实上己构成刑事犯罪。例如：

1.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本质是为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翻案(不否定有些邓小平反右扩大化制造的“右派”是该平反的)，并把“平反”后的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网罗到各级领导岗位，从此把大批国家干部蜕变为一帮无恶不作的腐败分子；

2.与“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打着清查“三种人”的幌子，大肆迫害和杀害上千万共产党各级干部和工农兵，制造了中共史上史无前例的大量冤假错案、“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大量惨案，而把真正的“三种人”包庇重用，可以说胡耀邦“平反”了一小撮，而制造了数千万冤假错案；

3.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为原恶霸和奴隶主翻案，造成这些地区敌我颠倒而长期不安；

4.尤其是胡耀邦用专制手段强行搞分田单干，彻底破坏人民公社，他亲临河北省等，用专制独裁大搞“不换思想就换人”，强迫分田单干，迫害了大量抵制分田单干的优秀干部，在他示范下，在辽宁省连生产队的会计等都大批撤换，共运史上如此强迫命令非常罕见。

有人鼓吹胡耀邦为“法制”建设“作了贡献”。只要看胡耀邦“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注：应是揭露)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这哪里还谈得上“法制”，连希特勒都不如。

胡耀邦是中共建党以来，败坏党纪最严重的创始人：他心甘情愿当“儿皇帝”，不惜严重败坏党纪，由他开创了“共产党”搞“垂帘听政”，并把草茧人命、耍尽两面派的树为不可侵犯的“神”供奉起来，彻底败坏了共产党党员只有分工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彻底败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彻底剥夺了党章赋予每个党员有向党的任一级干部提出批评和监督的权利。他开创的这种法西斯独裁一直延续到十八大前。造成世界共运史上最腐败、最独裁而反动的组织体制。可以说把共产党的颜面丢得干干净净。因此，甘当“儿皇帝”的胡耀邦其结局并不比被强廹当“儿皇帝”的光绪好在哪里，是罪所应得。而一伙人还在不知廉耻地鼓吹胡耀邦对“改革开放”、“法制”等等作出了“重大贡献”，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纵上所述，胡耀邦临死前，向杨尚昆揭发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注：具体内容请参见《杨尚昆日记》)，这方面应予肯定。我们不能学走资派和资产阶级文痞，而应实事求是。同时必须揭露他犯下的罪行。对胡耀邦总的评价，我赞成陈永贵同志给予的概括：胡乱邦。他把我们党的纪律、组织原则、把科学社会主义等搞乱了。一句话：他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搞乱了，乱到了敌我颠倒、是非混淆而难以收拾的地步。有艺术天赋的同志可为胡耀邦编一曲凤阳讨饭花鼓：说凤阳、道凤阳，中国出了胡乱邦，十个官员九个脏，劳动人民都遭殃……。最后补充一句：赵紫阳的情况基本同胡耀邦相似。

根据上述情况，我至今不能称胡耀邦为“同志”，但他同邓、华、叶、汪等又有区别，区别在于我没有给他加“死不改悔”四个字。

仅两个例子，大胆发表了本人看法，仅供有心人探讨、研究参考，欢迎指正。

我对一些老同志谈心时，常常建议我们研究、分析问题时，要把自己摆进去，适身处地当我们自己处理这些问题时会怎么处理？我反对纸上谈兵，所以我常说：我们这些人，不在其位，随便捡几条语录，发一通议论，既不腰酸也不腿痛。真正在一线处理问题，你不可能说让我查查马列毛语录后再说。在此介绍本人亲手处理的很平常的案例，谈谈第一线工作的苦衷，看看是否有现成公式好套？

案例一：本所有一位同志即科技干部从天津某厂为本所搞来一张购买该厂一辆大面包车的指标，并在我担任领导工作前财务己付款。我担任领导工作后，我表态因工作需要，同意买这辆车。与这同时，一些群众贴大字报说是某所领导通过某某同志走后门搞的。由于我赞同买，一位政治部领导和一位处长给国防科委写信，反对买“走后门”的车。当时的科委主任兼书记陶鲁笳同志和副主任兼常委钱学森同志把我找去，说：你刚当领导，这么多人反对，劝我不坚持买这辆车。我说：因工作需要，买这车同我本人毫不相干，我进出有小车，大面包车对我本人不存在个人什么；即便是走后门买的，我也不会让这辆车去干走后门的事，何况是不是走后门买的？现在沒有证据，这方面大字报和这两封揭发信都沒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下结论，很欠妥。两位领导最后同意我的意见。为把事情搞实，我挑选了文革中同我观点不同但很正派，又是贴批这是走后门最厉害的一位同志，由他负责，并指定政治部一位同志，一同去天津某厂调查。回来给我汇报说：某厂热情接待了他们，厂方介绍说：你们所某某同志帮助我厂生产汽车，在喷漆等好几个技术攻关中解决了一些难题，为此我们决定给你们所一个指标(当时购车要凭指标)，如果你们说这是走后门，则这辆车不让提货、钱也不退，请你们把走后门的证据拿出来。他们向我汇报得欢欢乐乐。最后我请这位去调查的负责人陪同说他走了后门的技术干部，和一名驾驶员三人一道去天津把车开了回来，天津厂方更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此案告结束。如果我按“走后门”处理了这事，后果如何？

另一案例：我到科委所属三线某单位任工作组组长。一进该单位，可算是彻底瘫痪多年，一把手大门上钉了铁丝网，怕人打他；已仃电好久，电工不愿开发电机(自发电供电)……。这个研究所的状况就可想而知。我们进去当天就让把电发出来，也就解决了全体人员的照明和自来水生活必须问题，拆除了一把手门上铁丝网……，把大家的生活管起来。结果这个所从第二把手到干部、战士、职工对一把手意见多而集中，其中棘手的一条是一把手同一位女电话员的关系问题，他把电话员和电话总机都搬到了他家里办公、居住。有的年轻人聚众要去打一把手。我果断劝阻：谁敢动手，我将立即把他关禁闭(我去后我们某试验基地派来一个连)，有什么意见可直接向我反映，决不允许打人。但对大家反映的意见，我无法表态，既不能肯定，又不能否定。他们都认为我是“和事佬”。因我的任务是把这个所撤销掉，把所有人员分配掉、把物资包括10多幢楼房、厂房、实验设备和器材分配掉。最后该所第二、第三把手很紧张地来找我，问我：他即一把手把女电话员一起上车带走，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们问怎么办？我说没有什么怎么办。结果一把手把电话员一起带到辽宁某试验基地报到。约两三天后，某试验基地政委给我打长途电话问：你们怎么把电话员分配给我们，既沒有介绍信、也沒有人事关系？我回答说：不是我们分配的，是某某既不请示、也不打招呼，私自带去的；如果我们把一个年轻女战士分配给你们，事先一定会同你们联系，征得你们的意见。他一听很生气地说：某某真不像话，无组织、无纪律……。至于他们后来怎么处理？本人不知道。但要是我处理，将据实给予警告纪律处分。平息一下那么多干部、群众的意见。他将一辈子翻不了案。

上述介绍的我对一些人物的看法，以及本人亲历的一些案例，无非希望能同更多的朋友静心探讨一些问题。我不瞒大家说：在工作中解决一些案子，唯一的本钱当时还年轻，白天黑夜干，解决两个师级单位和一个军级单位文革中被走资派搞成长年瘫痪、半瘫痪“老大难”问题，人由120市斤瘦成92市斤，很少在深夜2点前休息，疲劳得吃饭就像嚼蜡，不知何味。赏够了“当官”味，包括我老伴常说：你要是一直那样工作，活不到现在，该谢谢走资派。使我欣慰的是：凡我处理的案件，至今沒有翻案的，沒有上访的。但当我去见了毛主席后，如有翻案、上访的，只好劳旁人去解决了。我给刘金华同志的信说(他是个好心肠)：你我都老朽了，思想跟不上了，问题也说不到点子上了，不如花点时间，力所能及地对网上一些文章的跟贴即网友评论作些坐着就能干的社会调查：看有多少人在动脑子关心国家大事、多少人是过路客？有多少人说“风凉”话？………？

本人写本文，仅聊以无事说些多余的话，那些冲啊杀的事我们甘拜下风吧！无能为力了，但切切少说空话、大话。愿同刘老共勉！

恽仁祥                  201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