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 在大多数“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那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然而，暂且不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攘内必先安内说，他在抗战中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的背后，行为和想法实际上也颇为暧昧。本文探讨了“蒋介石到底是不是在抗日”这一网络上争议颇多的话题，相信可以解答我们的疑惑。破土欢迎不同观点争鸣，来稿请寄groundbreaking@126.com。

甲午战争之后，对中国而言，对日一战无可避免，这在全国已成共识。因此，年轻的毛主席在辛亥革命后救断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就在此时前后，北洋政府内部虽然也存在亲日派，但在北洋将领圈子里，对日必有一战也是共识。所以，袁世凯与段祺瑞都说过，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后，就要整军经武，准备对日战争。1930年前后，日本驻华军队日益猖獗，中日间爆发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打不打的问题渐渐不存在了，有的只是什么时候打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在干什么呢？打内战。

北伐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就开始考虑裁军方案，整编军队，把各地的部队都改编成正规化的国防军。李宗仁回忆录里对此事讲得比较清楚。委员长当时的打算是，最好把地方部队都裁掉，就剩下中央军。但是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他们都不同意，认为北伐的时候，对敌作战地方部队是主力，功劳最大，怎么要裁军了，反倒是要先裁地方部队？

几个地方部队里面，冯玉祥的西北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在华北策应北伐出力最多，对委员长威胁最大，也就是委员长裁军的首要对象。晋军战斗力最弱，对委员长威胁最小，为了拉拢阎锡山支持裁军，委员长就提出来一个方案，把桂军和冯军都多裁一点，然后中央军和晋军基本保留。阎锡山对这个方案当然很支持。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到后来冯玉祥干脆请假闪人了。委员长就指示老阎把冯诱骗到太原，然后软禁起来了。等到桂军反蒋失败，地方军阀救剩下阎锡山一家了，很显然就是委员长的下一个对象。

这时候，老阎才着急了，又把老冯请出来，两个人一起反蒋。一开始，老冯的西北军部队负责打仗，老阎负责供应。委员长使出传统的技俩，各种收买，各种分化瓦解，把老阎给分化出去了，老冯自己的部队里韩复榘、石友三这些人也被分化出去了，冯阎反蒋失败。然后，委员长再拿出来一个裁军方案，将老阎的军，老阎着急了，又联系桂军、粤军、冯军和奉军一起反蒋，打起了中原战争。西北军战斗力比较强，一度占据优势，并制订了一个庞大的攻势计划，但是碰上下雨，没能执行，主动权就转到委员长这边了。关键时刻，一直在关外作壁上观的张学良突然宣布，要率三十万东北军入关“调停”。毫无疑问，张学良一入关，救威胁冯阎后背，形成与中央军夹击冯阎联军之势，冯阎于是失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张学良电请中央给以支援，让他打回老家去。但委员长给他回电指示说，不要着急，先稳住，坐等国际调停。不得已，张学良只得坐视东北沦陷。转过年，日军又借故寻衅，在上海发动了淞沪战役。这时候，在上海驻防的是蒋委员长从粤军中分化出来的蒋光鼐、蔡廷锴的19路军。19路军孤军苦战了一个多月，连电请援，委员长说是要坚守待援，但是中央军却迟迟不来，最后只能和日军签订了一个城下之盟。而且，为了安抚日军，19路军抗日不但无功，反而成了罪过，19路军被从上海调防福建，去参加围剿中央苏区。

这里顺便说，其实蔡廷锴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当时是师长，半路上才脱离部队走了。蔡廷锴到了剿共前线才知道，剿共这不是个好差事。一方面，红军英勇，19路军损失大；另一方面，打完仗，委员长不但不给补充，反而借机缩编，还准备和粤军夹击19路军。迫不得已，蒋光鼐、蔡廷锴发动闽变，请出老领导李济深领头，以抗日为名，在福州搞了一个中华共和国政府，并且跟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然后，蔡廷锴又联络粤军和桂军，准备将部队在衡阳集结，然后沿现在的京广线北上抗日。委员长还是老办法，一边政治交涉，表面上言辞申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边收买分化，一边调集部队，准备扑灭。这时候，红军是教条主义当权，所以没能配合蔡廷锴他们作战，反而在中央军南下的时候主动让开了道路，让中央军去打19路军。

再接下来，就是华北的方振武、吉鸿昌的部队号召抗日，并且将隐居泰山的冯玉祥请出山。这时的冯已经是落汤的凤凰不如鸡，原来的西北军系统已经做鸟兽散，而且他在绥远夺的就是他原来的部下宋哲元的权。冯玉祥从泰山举家迁往绥远，以示全家为国赴难的决心。在随缘，他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并且发动了对倭寇的作战，还收复了几个地方。这时候，委员长不但没有支援，反而要求冯玉祥解散抗日同盟军，并派部队北上，威胁抗日同盟军后背。就在这时，日军也调集部队，准备向抗日同盟军反攻。冯玉祥眼瞅着抗日无望，只好解散了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再次通电下野，去黄山“读书”。方振武和吉鸿昌不服，继续坚持抗战，被委员长和日军前后夹攻，并且抓住了方吉二人。方吉逃出生天后，吉鸿昌避居天津，后来潜返华北，还是被蒋委员长抓住，最后处死了。

这还不算完，这两次抗日高潮被扑灭下去后，粤军和桂军联盟，又准备发动抗日了，而且要求委员长让开他们背上必须经过的湖南、湖北和河南的通道。同时，粤桂联军将部队集中到了衡阳。委员长当然是故伎重施，拉拢收买，分化瓦解。粤军的前锋部队是余汉谋，时为师长。委员长给与韩某许以高官厚禄，余汉谋立刻率兵从衡阳回师攻击广州，陈济棠措手不及，治好也通电下野，去了香港当寓公。这次没搞成，桂军还不死心。1936年，红军长征已经到了陕北后，桂军在西南发动，组织部队，呼吁全国抗日，也联络了红军，可惜事机不密，又功败垂成了。

这时候委员长不知道中日必有一战吗？当然知道，但是委员长坚持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必须先把内部整理好了，然后才能与倭寇作战。

委员长很清楚，各地军阀们虽然都是以抗日相号召的，但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抗日只是借口，反蒋才是本意。而且，经过中原大战，地方部队的损耗已经相当大了，没有恢复起来。这些地方军阀的抗日军事动员最终都能被委员长扑灭，就是这个原因。经过中原大战，粤军、桂军和阎军这几个当时主要的反蒋力量都联合起来，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所以委员长很清楚，如果他俯顺民意，真的举全国之力与倭寇一战，以收复东北，那么肯定是要以中央军为主力，而这就意味着，中央军会在对日作战中有重大损失。可以说，这时候委员长离翦灭地方军阀势力、完成真正的统一，已经不是那么遥远了。而一旦开始抗战，中央军肯定要充当主力，消耗必然大于地方部队，那么也就不能完成统一了。所以委员长一直坚持说，攘外必先安内。

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地方部队的抗日热情背后的实际情况。在华北与日军直接对峙的是宋哲元的29军，所部编有四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部队，人数约在十万左右。但是卢沟桥抗战一开始，宋哲元并不打算全力抵抗，而是主动后退，稳定阵线，要求中央派部队增援，并且给以财政上的补充和支持。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公子也向委员长提出过近似的要求。所以委员长在这个事情上就很费踌躇，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一会儿说要与倭寇决一死战，一会儿又说要继续谈判。甚至到华北抗战已经全面开始了，他的庐山谈话也已经发表了，他还是希望能由国际上调停，达成妥协。

淞沪战役前，张治中曾向委员长建议先发制人，委员长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没有作出相应的部署。所以，淞沪战役虽然在国军的战史上也可以算是英勇悲壮了，但结果却并不好。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委员长并没有下定决心真的与倭寇全面开战。如果他是真的想与日寇全面开战，那么他肯定会集中兵力，选择好战场，速战速决，将在上海的日军一举歼灭。这是军事常识，委员长肯定懂，不会不懂。但他没有集中部队，而是根据日军增兵的情况向上海不断增兵。

整个淞沪战役期间，国军先后投入的部队达到六七十万人之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国军精华，但是却没能解决倭寇。而且，在这种态势下，委员长没有采用大兵团围歼的战法，而是分批次轮战，让各个部队都久战疲惫，破损不全，然后再换一拨上去。战役持续了三个月，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抄袭国军后路，对国军形成夹击之势，委员长只好下令放弃上海战场，退到苏嘉国防工事线上再做抵抗。但是这些部队指挥系统紊乱，又都是久战疲惫之师，一撤退就成了大溃败，到了苏嘉国防工事，居然找不到钥匙进门，只好践踏而过，一口气跑到了南京一带。

委员长不傻，打仗这么多年，基本的军事常识肯定是有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这个仗是打给国际友人看的。委员长的想法是，上海是帝国主义势力错综复杂的地方，长期持续的战争肯定会损害各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只要坚持打下去，战争不结束，总有一天列强会出面干预，进行调停。所以，整个战役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不知道战役要达到什么目的，也不知道这仗到底怎么个打法，反正就是死了一批换一批上去，再死了再换。从这个意义上说，蒋委员长不是不抗日，而是没有决心，总是摇摆不定，在战与和之间徘徊，坐失战机。而倭寇则一步一步前进，积少成多，终于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最终演变成了抗战初期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而抗战形势的发展则是，正是因为抗战，各地军阀虽然在内战中各为私利，但对日作战却都十分勇敢，最终也损失惨重。而蒋委员长亲自缔造和指挥的中央军则游而不击，保存实力，接收美援，坐等抗战结束后摘桃子，统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