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批林批孔时提出“放、平、补、提、纳”五字方针 从1968年下半年清理阶级队伍至1973年中共“十大”这五年中，在湖北武汉掌权整造反派的，主要是军队干部。曾思玉、刘丰等人把许多地方干部也作为打击对象。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1974年3月2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身体被折磨得非常不好，经常得去协和医院看病。 此时，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刹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林彪死党刘丰竟对之封锁，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此时刘丰早已垮台被监禁，曾思玉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去了济南军区，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王光照说：“我们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杨得志就转头去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据顾建棠说：军队整了许多造反派和地方干部的黑材料，有一份列有18人的名单，上面有曾思玉的亲笔签字批示，说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造反派的一些人要处以极刑，当中就有我的名字。 林子忠回忆，1974年3月30日，钢派的人已经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新派头头张立国发话要我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我们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我们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据柳英发讲，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林子忠说，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我们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是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的。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我们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我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5月底，随着中央口径的变化，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整顿时，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顾建棠说，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是很积极的，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1976年2月，省委通知我们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八，反击右倾翻案风 据吴焱金、林子忠、曹承义等众多造反派头头讲，1976年湖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胡厚民领导的，没有胡带头搞不起来。 吴焱金说：胡厚民先来找我，通过我影响原新派的潘红斌（武汉市三轮摩托车厂工人，工造总司二号头头、湖北省革委会常委）、顾建棠、谢望春（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中共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武汉市纺织局党委副书记）等人，当时钢新两派很团结，胡厚民确有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 据林子忠、顾建棠等人回忆，1976年胡厚民甚至两次找了“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1967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4年，1977年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湖北省暨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我们和胡厚民都主张和“百万雄师”的人合作对付当权派。 顾建棠还说，省委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随后发生10月6日的巨变。顾建棠说，会议开到10月7号晚上，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后，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1976年10月7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10月12日，省委向省直机关除造反派以外干部传达“四人帮”被抓，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四人帮”被粉碎仅一个月，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这是一次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审讯。据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硚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约1976年11月上旬，“我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勋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有）牵联（连）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写道：我们办的一个多月的学习班结束前，对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董明会、李湘（想）玉等在全市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游斗，每人一辆车，大长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志气，大灭了造反派的威风，他们如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游斗后（我们）把他们移交专政机关。 1976年12月直至1982年7月被法庭宣判，胡厚民被关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号看守所。一同关押的杨道远说，这里以前是监狱，里头有一栋楼上关人，夏邦银、朱鸿霞和胡厚民都关在这里，原来因“北决扬”案件被抓的人都还关在这里……看守所订有一份《人民日报》，一份《红旗》杂志，先送到我那里，然后轮流转，到了最后上面的字迹就看不清了，有人拿着它打蚊子。 致死坚持信仰 1976年12月，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2月12日，湖北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胡厚民等人的反革命罪行。两天后，12月14日，全省批斗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洪山礼堂召开。1977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其逮捕，近五年后的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胡厚民1982年7月24日在法庭上的陈述记录稿在当局手中。下面是胡厚民在狱中的追记，1983年由家属探监时带出。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他（她）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长期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文革”中湖北最大的保守组织——钟注）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 我起诉的内容如下：第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1967年3月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注）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可查）。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1969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钟注）在湖北大抓“北、决、扬”、“五一六”，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五一六”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五一六”？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1970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五一六”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1976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们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身首异处分，魂犹信马列。 第二首：行至地狱入口处，当像游子返故居。入党曾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寰宇。 撤职、开除党籍、坐牢三件事，都落到了胡厚民头上，他做到了三不怕，判刑后胡厚民考虑实践第四件事：离婚。 胡厚民1964年结婚，妻子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在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任技术员，育有一子一女。胡厚民对妻子感情非常深厚，1980年，胡厚民写下了《狱赠妻》诗二首，其中写道：“但疚堂上孝久失，亦憾膝下养中断，恋窝虽损鸿鹄志，无情亦非男子汉。” 但他从判刑之日起就要求与妻子离婚，准备独自将牢底坐穿。胡妻开始不同意，在胡坚持下祇得从命。1983年元月20日，胡厚民在被囚禁六年多后，第一次接到四弟胡世明试投给襄北劳改农场的来信，他在复信中说：“下午接到洪山区法院复函，内容尽抄如下：我院已收到你诉讼离婚的来信。案件正在着手审理。如需找你，到时通知。洪山区法院。1983年1月17日。”当年胡厚民与妻子解除了婚约。 1984年，胡厚民在狱中获悉他最疼爱的妹妹，到武昌县插队的胡茜在劳动时被雷击身亡，而自己即将参加高考的爱女胡颖又竟患白血病去世，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饱蘸泪水写下了长长的《挽爱女——胡颖》悼文。闻知前妻的单位武汉市青山良种场为女儿治病承担了大额医疗费，胡厚民将家人送到狱中的菲薄生活费寄去20元，在汇款单附言栏中写道：“巨款还清十二载，唯因祇此绵薄力。倘若他日能活归，再趋尊处谢救妮。”（胡当时认为还要坐牢12年。——钟逸注） 胡厚民不服判决。他的姐姐胡秀娟和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1983年去关押胡的襄北机械厂探监，遇到他正在绝食，将牢饭让给其他囚犯吃，差点饿死，被狱医注射葡萄糖救活。回汉后，胡秀娟给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武汉市长吴官正写信，要求让胡厚民保外就医，被拒。襄北农场在梁坡砖瓦厂为胡盖了一排平房，周围是高墻，哨兵在屋顶上站岗，安排几名刑事犯与胡厚民关押在一起，以便监视。胡厚民戏称关押处为“胡家大院”。 1986年夏天，胡秀娟和母亲陈爱娣去襄樊看望胡厚民，正巧又遇上胡厚民不肯穿囚服、不肯在胸前挂囚犯牌子，上级来监狱检查，狱方就将胡厚民关押到禁闭室，胡厚民绝食抗议.绝食第五天，已是奄奄一息，监狱领导接见家属说：“他跟我们唱反调，不遵守狱规。想死还不容易？我们打个报告就可以要他死。”他们将胡厚民抬出来，胡的老母亲将其抱在怀里喂糖水，4个多小时后他才苏醒，埋怨母亲和姐姐，“你们不该将我救活过来”。 1990年9月，76岁的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实应该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 据说当局正考虑提前释放他，1990年10月31日，胡厚民病故于襄北劳改农场，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享年53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胡厚民事前不怕，事后不悔，言行一致地实践了一个追求真理者的誓言。 （根据钟逸原作：《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编辑）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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