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胡厚民在“文革”中干了什么？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作者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档案馆又不开放让公众查询有关“文革”的档案，省、市图书馆竟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者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的介绍信。后经作者多方查找，比对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中不同时期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中，罪状说法各有不同。 通过大量采访当事人，结合不同时期当权者给胡厚民罗列的主要“罪状”，挑选其中武汉地区有影响的事件，将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叙述如下。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据亲历者李承弘、王光照（武汉锅炉厂工人，工人总部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等人回忆：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大约在10月底成立的工人总部勤务组有李承宏、李洪荣、余福生、彭国华、胡国基、朱鸿霞、丁哲生七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祝贺工人总部成立；他提前离开，说细节由赵修继续讲。张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几百人到北京后住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向中央反映情况，也到北京各高校与机关串联，了解形势。 几乎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返回原单位，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全国各地在京“造反”的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整个会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墻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这就是次年3月武汉军区把“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冲击中南海”。 二，参加“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工总领袖非常重视在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队伍里发展组织。工总初期，造反派普遍也受“出身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政治不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政治表现，胡厚民是党员，是产业工人，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很快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从此，工总实际上是他掌握实权。 一月夺权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为“钢派”与“新派”。使局面更加对立的，是武汉军区十天后介入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严正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武汉测绘学院学生，钢二司一号勤务员，后为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忆：我们又组织了一个“二•二二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署名为杨道远、朱鸿霞、胡厚民。 但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共485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公告，宣布工总是“反革命组织”，“立即予以解散”。二司头头不得不列队去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请罪”。 胡秀娟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毛泽东还说：“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造反派，是有意识搞的。” 1967年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胡秀娟告诉笔者，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梅岭（疑为梅园——作者）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要他释放朱鸿霞和胡厚民。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 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 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关于武装左派和抢枪，根据目前看到的材料，与胡厚民并无牵连，至于胡厚民“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的罪名，实际上是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等人有责任，她被控“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帐还是算在他头上。 四，不得不说的“钢新之争” 武汉军区取缔工总，被工总、二司等组织“二八声明”说成是“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造反奸贼”、“托派”的新派并没有幸灾乐祸，而是认为：这是否定整个“文革”，并不是仅仅对着哪一派造反组织。唇亡齿寒，新派早在3月4日就伸出援手，在他们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发表社论《粉碎秋后算帐的反攻倒算》；随后新华工借庆祝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40周年，游行到二司组织为主的院校串联，高呼毛40年前的语录“一切权力归农会”、“痞子要掌权”，支持受压的二司。4月5日，武汉市一中造反派大联合组织新一中革司成立，立即公开驱赶军区支左办公室派来的工作组，并发动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矛头针对武汉军区和市人武部的绝食行动。 6月17日、6月24日、7月15日，武汉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几次对造反派大围攻的“白色恐怖”中，钢、新两派工人、学生的血流在一起。 但大敌当前，造反派内部并未消弭矛盾。杨道远回忆：“我们组织班子写上北京的汇报材料，新派和钢派都参加，主要分歧就是为工总翻案上，意见不一样。”钢派要求彻底翻案，释放被抓的头头；新派则只要求给工总广大成员平反。 “钢新之争”的焦点，是以谁为核心来掌权？钢派头头特别是胡厚民认为新派不是坚定的造反派，有投机性。他们唯我独“左”的思想也与当权派蓄意挑拨离间有关。柳英发说，刘丰曾经对钢派头头煽动说，你们钢派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新派是小资产阶级、投机商、统战对象；你们钢、新两派还在打内战，百万雄师还在闹翻案。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鸿霞、胡厚民在批判林彪死党刘丰时都揭发过此事。1972年张体学患癌症临终前，则把新派头头召集起来开会，挑拨说一定不能让钢派头头掌权。 五，领导武汉的“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不是武汉造反派的发明，全国最先搞“反复旧”的是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是《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最早提出“反复旧”口号（见1968年10月出版的《红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1969年2月《人民日报》刊登的对北京化工三厂的整党调查）。“两报一刊”字里行间传达的信息决不会逃过受压的造反派敏锐的眼睛。 造反派认为武汉就是《红旗》社论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结合而不是革命三结合”。柳英发回忆：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在革委会里，基本上是军代表说了算，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不起作用。群众代表只是个花瓶和陪衬。当时有一种说法，说群众代表是‘开会主席台，看戏前三排，电话一打小车来。’” 1968年底，大、中学生大批毕业离开学校到军垦农场、上山下乡，随着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当局认可其隔离审查期可折算刑期，相当于牢房），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军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队”来整造反派。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以夺取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的政治地位。“三结合”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初，胡厚民看到了报刊上有关“反复旧”提法和王效禹在《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击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此时单位的保守派来家里抓他，胡厚民及时跑掉，到了青岛，见到了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葆华。几件事促成胡厚民下决心回武汉发动“反复旧”。此时造反的大、中学生都已离开城市，工人造反派自“文革”以来首次独立面对强大的当权者，胡厚民意识到，必须团结新派同志一起“反复旧”，才能造成强大声势。 六，被打成湖北“北、决、扬”和“五一六”总头目 对胡厚民及湖北造反派给以致命打击的，是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清查“北、决、扬”、“五一六”和批判极“左”思潮，简称为“两清一批”，时间长达5年。胡厚民被诬陷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是湖北地区“北、决、扬”的总头目，他为此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关押达4年5个月之久。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年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柳英发说，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军区三办（支左办公室）的负责人徐键等人成天穿梭于钢、新两派之间搜集“北、决、扬”的罪证，对造反派普遍反对“北、决、扬”一清二楚。可是曾思玉、刘丰等人却指使军区三办以湖北省革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捏造罪名，认定“北、决、扬”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反革命组织，利用中共中央1969年9月27日对武汉问题的指示（简称“九•二七”指示），借批“北、决、扬”为名，把全省造反派统统打成“北、决、扬”和“五一六”分子。 柳英发说，从10月3日到10月28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我是从10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1969年10月3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表明了曾、刘等炮制惊天冤案的来龙去脉及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他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思玉、刘丰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实际上，此时曾、刘首长“醉翁之意”早已不在几个“空议论”的书生了，而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1969年11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平毅（武汉液压件厂技术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回忆：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说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实际上是专揪“北、决、扬”、“五一六”。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因为工总组织大，在武汉乃至整个湖北的影响都很大，而胡厚民的点子比较多，张昭剑就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反复地调动感情，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逼迫承认参加了“北、决、扬”、“五一六”。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王光照也说，当权派对胡厚民特别“重视”。电信局的汤玉莲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女代表，参加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因为当权派要整胡厚民，没找到过硬罪证，就想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因为新派从“北、决、扬”诞生之日起就与之针锋相对，把新派说成是“北、决、扬”确实让天下人不服。陈伯达不愧是大秀才，他把学习班的方向从消除派性扭转到揪“五一六”分子，找到了致所有造反派于死地的共性问题。刘汉武（武汉机械学院学生、钢二司司令部工作人员）回忆，197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陈伯达越说越气，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他们抓了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 1970年5月30日，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1970年6月11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想玉等。顾建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书记、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回忆，刘丰1970年10月1日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胡厚民拒不认账，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曾思玉1971年1月17日在湖北省“两代会”上，公然诬陷胡厚民是“五一六”和“北、决、扬”。曾思玉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杨道远回忆，一直整到1972年，最后只剩下我和胡厚民、任爱生三个人关在省公安厅。那是个单独的院子，有伙房，但是吃饭不在一起，偶然开锁可以听见，说话也可以听见，生活上还不算虐待。1973年3月转移出武汉，到了招待所，看床上的被子印着“咸宁地区招待所”的字样，才知道到了咸宁。 1967年9月起至1972年底，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文件，在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分子。湖北打击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整人手段之卑劣，在“文革”中都属少见。被当局说成是全国“五一六”总头目的王力，1981年7月17日在秦城监狱给党中央写信时说：“中纪委告诉我全国整了一千万‘五一六’分子。”被点名的“五一六”头头除王力、关锋、戚本禹外，还点过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后来都被证实不是“五一六”。 建了账，就应该销帐。“五一六”这个祸及全国一千多万人、许多人被整死、致残的特大冤假错案，到“四人帮”被粉碎时不了了之，没有任何人得到平反、道歉。 1972年，已经复出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告诉刘汉武：“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此案才大白于天下。 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竟然全是子虚乌有！诬陷胡厚民在北京组建“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和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完全是别有用心地打击造反派的伎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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