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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不是“痞子运动”!

2015-8-28 23:0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557| 评论: 0|原作者: 纤夫|来自: 红旗网

摘要: 毛泽东同志生前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而又轰轰烈烈的、由数亿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运动,而不是反对它的人所污蔑的“痞子运动”。
文化大革命不是“痞子运动”!



纤夫
   



毛泽东同志生前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史无前例而又轰轰烈烈的、由数亿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运动,而不是反对它的人所污蔑的“痞子运动”。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党内走资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喉舌——反动知识精英。因此,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走资派们和依附于他们的反动知识分子们的极端仇恨和拼死反抗。
毛泽东同志不幸逝世后,发誓“永不翻案”的走资派们,立即背信弃义,反攻倒算。他们抛弃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了资本主义。
值得革命人民深省的是,他们犯下这一切罪行的突破口,就是首先逮捕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剿灭造反派。因为他们知道,不搞臭文革,不消灭全国上上下下的造反派,他们是无法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于是他们提出,对跟着毛泽东“造过反的人,要一查到底,绝不手软”,“要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以围剿革命造反派为中心的“新四一二”“杀、关、压清查运动”。
如同否定毛泽东就要污蔑毛泽东一样,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要丑化文化大革命;而要丑化文化大革命,就必须丑化革命造反派。于是在走资派和反动知识分子们的天下里,近四十年来就是这么干的:把文化大革命变成“浩劫”,把革命造反派变成“痞子”,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在不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中,鹿竟然就是马了。有良知、有头脑的中国人,是看懂了这一切的。
但是,呜呼!哀哉!这种稍微有点政治常识、稍微有点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的理论、经验或觉悟的人就能分辨出来的“人造流毒”,竟然也毒害了不少自称左派的同志。郭松民同志最近发表的他的一封信,给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们列出了七大罪状,全面地、具体地、言之凿凿地勾勒出了革命造反派们一幅幅痞子面孔,就非常“有力地”“佐证”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一场痞子运动。这真是一个突出的毒例!说它“突出”,是说这种论调竟然来自“著名左派”的笔下,因此,它比起走资派和他们的反动知识分子们所发出的无耻叫嚣来也就更周全、更恶劣、更愚蠢,因而也就更有毒!
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为了捍卫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同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集团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浴血奋战的新式革命队伍。他们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与路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没有革命造反派,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否定革命造反派,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从郭松民同志的《信》来看,希望你重视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习与研究。在中国闹革命,不懂毛泽东主义是不行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是不行的。比如,你对解放战争的历史有所了解,你就可以拍案而起,捍卫“狼牙山五壮士”,而你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几乎一无所知,所以你同《炎黄春秋》也就犯了同样的错误。
如同共产党内混入了叛徒、内奸、走资派一样,革命造反派里有坏人也不奇怪,不必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事物,不纯才符合辩证法、才成其为世界。
左派内部有纷争,也很正常。彼此有不同的认识,可以交锋。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多少年来,由于走资派集团的倒行逆施,革命的同志们天天承受着难以负荷的种种压力:抬头是阶级仇,低头是民族恨,使大家越来越失去耐心。这反映在文风上,就常常不免简单、粗暴,以为说上三句话,扣上一顶帽子,来个“一针见血”,最省力。其实这种文风很不好。我们要革命,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要好好说话,就要有一个好的文风,尤其不可因为泄私怨而害公理、惹公愤。
这里推荐两篇文章,希望能有助于郭松民同志正确地研究造反派、了解造反派,争取也来做一个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全文略)
二、仲  逸:《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见附件)

附件:
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
               
作者:钟逸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领导成员。   
    1976年10月6日,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所谓“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反党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10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它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江张等四人被捕,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他被关押了10年半之久。
    “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以来被封锁,官方媒体及反动知识精英们妄想彻底地永远否定文化大革命,便恣意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以致连不少自称“左派”的人们为其流毒所染也说三道四。为了还文革、还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以历史真面目,笔者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我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大儿子。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
    1949年解放后,胡厚民告别3年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加入共青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胡厚民索性搬到武船铸钢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1961年7月1日加入中共。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兄弟单位单位演出,受到工人同志们的热烈欢迎。胡厚民搞过一些业余创作,还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他还曾任车间党支部组织委员。按当时说法,胡厚民可谓“根正苗红”,是培养、依靠对象。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革”热浪。回到厂里,他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红尖刀战斗小组”。真正让胡厚民加入造反派的,是8月下旬北京南下来武汉串联的部分大学生,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张体学等人,操纵官办(多数派)红卫兵及工农群众“保卫省委”,大抓“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公开威胁要“枪打出头鸟”、“秋后算帐”,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军装、坐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红卫兵,省、市委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说:“南下学生是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还声泪俱下控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宣称:“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
    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发动“湖北省委就是好”的大辩论,却发动了群众.。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同时,武汉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工人总部。胡厚民是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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