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张光渝，据说是张霖之的女儿。在左向前网友编发的《王震之子建议彻底否定文革获邓小平接受》一文中，孔丹矢口否认他自己参加了联动，但本文却描述孔丹作为联动分子被释放时、并被周恩来点名的场景——谁在撒谎？ 左向前网友对秋石客对孔丹“反思”心存幻想是否定的，但，左向前网友似乎坚持无视另一个新社的倡导者郭松民，实际是奉胡石英的“倡导”而搞新社的。在郭松民挑起对文革造反派的全面否定的争论中，我们是否能无视“红二”“老兵”“联动”的立场？实际上，我们认为把郭的观点，放在这张照片中诸位角度，一切就清楚多了。 粟寒生，现在姓郑，是他从海军专业时，父亲粟裕给他更的名，改的姓，理由是姓粟的很少，到了地方可能会“特殊化”。 “联动”存在期间，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了从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之间连续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行动，干这种事情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军队的地方（政府机关）的都有，“高干子弟”、“中干子弟”都有。但并不是联动成员才参加这些行动，相反，谁参加了这些行动，谁就算是联动成员。 我知道他姓郑，大概是1996年前后。再次见到寒生2006年新年过后的聚餐，年近60的寒生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他的父亲。我把我父亲的传记送给他，他马上说：“淮海战役那时候你爸爸和我爸爸在一起啊。”我说：“是你爸爸部下。”“那时候”是从1947年8月算起，我父亲当政委的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刚成立就在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包围黄维兵团，十一纵才正式归还中野刘邓指挥，而双堆集打黄维的活也是中野华野一块干的。 说起长辈对自己的影响，饭桌上，他讲起了文革中被当成“联动头目”送进监狱的经历。 讲寒生那段“古”，就要先从“联动”的来历说起。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曾自称“联委会”）是一个历史专用名词，知道的人很多，真正了解的少。一般人的概念里，北京的高干子弟，文革初期（1966年下半年）大都是“联动分子”。但据我所知，“联动”的正式成员并不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真正要干什么“联合行动”的事情，就会召集一批“乌合之众”，刷标语、散传单，“进攻“造反派”，这些行动都具有随意、偶然、卤莽的特点。“联动”的标志是在左臂戴一个一扎宽的无字红袖章，谁认可联动、谁支持联动，谁就可以自己搞一个袖章戴上。 “联动”的前身“西纠”、“东纠”、“海纠”（即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1966年8月左右，背后有周恩来通过当时的“联络员”周荣鑫和北京卫戍区的辅助支持，意在维护一下文革初期越来越混乱的秩序。“红卫兵纠察队”，含有“超级红卫兵”的意思，不过据我所知，除了少数核心人物外，“纠察队”并没有固定的成员，也没有统一正规的加入手续，很像是一种需要“自知之明”的“带不带你玩儿”的游戏。当时有“资格”加入这个纠察队的大都是干部子弟，“出身不好”的被排斥在外，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只能冷眼旁观。我所执行的1966年 8月18日和8月31日天安门广场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大型集会的“标兵”任务，就是“纠察队”的职权范围。通知我去，我就去了，没有任何其它程序和环节。当年北京八中的同学吴新潮回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 （8月）31日上午，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要我们北京八中以及四中、三十五中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警戒任务。中午时分，我们列队到达天安门城楼前，和中央警卫团取得了联系，不一会儿，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来找我们，要我们负责金水桥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警戒线。 1966年夏天，能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合影的，在金水桥前当值勤的，大多数是干部子女，其他人也要是“红五类”出身。但当时正在激烈辩论的那副“血统论”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并不是所有干部子弟都赞成的。我曾参加过七、八月份在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会”，邓小平的女儿（记不得是邓楠还是邓琳）上台自报家门，明确表态反对这副对联，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倒”，她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为了发表意见时立场站得住。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口号的错误，而在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封建传统深远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就长期存在这种血统论，对联不过把它挑明了而已。虽然中央文革也出面批驳对联，但至少在十年文革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这副对联的，谁的命运都没有逃脱对联的支配。文革中打倒了许多原来自认“革命血统”的青少年们的父辈，这些青少年当然也就不再是“好汉”，但那些没有被打倒的，新上了台的，仍然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而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后代们，依然是没有“混蛋”公开称谓的二等、三等公民，当兵、进工厂、上大学，都没他们的份。十年文革没有改变血统论，反而十倍百倍地放大了血统论。 文革初期时，只想革别人的命，没想到其实我们“保卫”的是一场矛头指向自己父辈的政治清洗运动。到后来才意识到，即使是“革别人的命”也是错误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环境下，“联动”和各色“红卫兵”都干了不少打砸抢的勾当，不过那时的受害对象还主要是过去的旧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工、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家庭及一些闲散平民。 在1966年夏天“破四旧”高潮中，毛泽东把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找去汇报，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吴德汇报了社会上的混乱情况，说市委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吴德说：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原来，“纠察队”和红卫兵运动初期的那些血腥事件，是以“超乎寻常”的“雄才大略”为根据的。既然“运动”了，不死人是不可能的，如同反AB团、肃托、抢救、土改、肃反、反右等运动一样，死人是必然的，文革不过是一脉相承而已。我去抄过资本家和“历史反革命”的家，到玉渊坛公园参加过“抓流氓”的行动，批斗过校领导和老师。2005年见到两位当年参加过联动的同学，他们回忆往事，为自己的蛮干后悔不已，但他们一致认定“光渝没有打过人”。记得当时父母对我们在社会上的“革命行动”很不以为然。妈妈说： 你们都被街道和派出所那些人当枪使了。 “纠察队”转为“联合行动委员会”，是1966年年底的事情，联动的核心部分是“海纠”- 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那里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十分集中，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于增寿、卜大华、宫小吉等都是出自这些学校。清华附中的卜大华是全国第一支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这支红卫兵喊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曾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的赞言。据考证。“红卫兵”这个名词最早也是出于清华附中高二学生张承志办的墙报，现在张承志是一位知名作家，而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已是学生党员。宫小吉更非同一般，他也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1965年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分的秘诀》，列举如何得五分的 “诀窍”，指出这样考出的五分实际没有用处，学生无须单纯追求成绩，三分四分足矣，应当注意多方面实际能力的提高。《中国青年》杂志在同年第六期上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文中的思想与他对学习的态度是一致的。毛泽东随即做了批示，并称“此人厉害”。 实际上，宫小吉等干部子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毛泽东早些时候对教育革命的指示他们已有耳闻，并引起共鸣，才能写出那篇文章。不要小看这些“渠道”，在那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谁能早一步获知“上面”的“风向”，谁就能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发起红卫兵运动的是干部子弟的原因。 但到1966年底，曾受到毛泽东肯定和鼓励的这些青年人却对“革命”和“造反有理”产生了新的理解，对“上面的风向”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此时，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红卫兵已经把“革命造反“的矛头从社会转向中央文革。由宫小吉执笔的《成立宣言》将的任务定为反对“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句话前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指对文革运动的压制和对造反群众的打击，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而后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则是指对老干部以及他们家庭的大规模冲击和迫害，这个定义是联动这些中学生们自己做出来的。 1966年11月27日，包括上述骨干分子在内的一些中学生在北大附中首先秘密发起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意为“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联合体。12月5日发布了“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宣言”。联动成立伊始，就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的口号。 “联动”的成立需要一个公开的“仪式”，1966年12月5日这一天，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了西直门城墙，刷下了一条几十米高的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也出现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坚决保卫革命的老干部！”等大标语。 我当年就听一位同学讲起他如何碰巧“赶上”参加了某一次冲击行动，而使他最得意的竟然是在公安部大食堂里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他的经历后来由官方举办的“粉碎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所证实 ---- 1967年1月6日近午夜时分，打着联动旗号的一批中学生冲进了公安部大院，他们砸了礼堂内的一些设备后意犹未尽 ---- 展览会的解说词原文如下： 他们又想冲进南大楼，没有得逞，又转而进食堂，把食堂的四五十斤粉肠和五六十斤猪头肉枪吞一空。他们一边吃还一边恬不知耻地说：“这是革命行动”，“他妈的，公安部的猪头肉真好吃”！真他妈是一群下三赖！ “国骂”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登大雅之堂的，比如一首红卫兵战歌就唱道：“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所以正式展览的解说词里有那个词也并不为怪。 虽然联动追随者的行动很卤莽，但他们的诉求却很清晰，“联动”显然成了逆流而动的“逆动”，请听他们在冲击公安部时喊出的口号： 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利！ 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 公安部挑动群众是一个恶毒的政治阴谋！ 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乱抓老红卫兵绝没有好下场！ 强烈要求为被抓的红卫兵平反！ 1967年1月下旬，中央文革一声令下，北京高校造反组织和一些工厂造反派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对设在北大附中的联动总部及各校骨干分子采取突然行动，逮捕了一百多人，联动被正式定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因此实际上，联动从正式成立到被“粉碎”也就是两个月时间，主要活动也只集中在北京城区和西郊，但其影响却很大。总之，与其说联动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种思潮。 作者: sanmu 发布日期: 2007-8-12 我从1966年9月就外出“串联”，从北到南往返两趟，最后回到北京已经是12月初，那时我和学校已经没什么联系了。12月14日江青点了我父亲的名，我们一家自顾不暇，顾不上到外面“闹革命”。没想到的是，江青在那前后还点过粟寒生的名，寒生在酒店的餐桌上给我们讲： 当时我是十三中的。那天一个同学叫我到北展剧场参加红卫兵集会，我就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台下与同学聊天，突然听到喇叭广播：“十三中的代表粟寒生请到主席台上来”。原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代表，而我不知为什么、被什么人推为十三中的代表。那一天全场都只记住我一个人的名字。因为别的学校的代表都已经在主席台上，没有“点名”邀请。 粟寒生提到的那个大会是1966年12月26日召开的联动“破私立公誓师大会”，是“联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集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人公开喊出了“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的口号，得到极其热烈的喝彩和长时间的掌声。而粟寒生的名字在这样的大会上被专门提到，就成了“出头橛子”。我看，这也是出身惹的祸，谁让他爸爸官大呢。那样的场合，他不当代表谁当代表？寒生说： （责任编辑：新愚公） |
子_云: 不同阶级眼里有不同的“进步意义”。 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没收了官僚买办的资产、拒不承认一切外债，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和蒋匪官僚资产阶级，是灾难。对 ...
远望东方: 有谁能列出几条”文革“的进步意义吗？
龙翔五洲: 毛主席在文革中提出的要斗私批修意义深远，文革主要是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命，也是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的革命。参加过这场革命的每一个同志，每一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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