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从何时起，一股妖气，阴气开始弥漫在祖国的大地上，控制着中国各大喉舌媒体，欺骗着善良的中国民众。这股妖气摇唇鼓舌抹黑共产党的军队，歪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别有用心地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招幡呐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究竟谁真正抗日?我看，作为当时敌国的日本是最有发言权不过的了，他们才最清楚谁对自己打击最大，谁在真正抗日，他们最怕谁。下面，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1.蒋介石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语录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谈和，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闻)
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日本新闻)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
2.蒋介石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共军赤匪顽守抵抗，蒋介石国民军不战而败。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盖章)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盖章)
(出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及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
3.蒋介石所谓“抗战”的底线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蒋中正就这样把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谈和的交涉条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蒋介石，继续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当时蒋介石企图通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谈和);近卫首相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讲和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中正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4.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蒋介石的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即蒋介石国民党方，下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出自：《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出自：《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出自：《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出自：《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
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而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等等。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出自：“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6.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第六部分的资料出自美国)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 《时代周刊》拒绝。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1941年151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1943年753亿元、1944年1894亿元、1945年10319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