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韩爱晶

我读韩爱晶

左向前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两个镜头。第一个是毛主席逝世，满目黑纱白花与大人们的哀恸。这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虽然当时已经五六岁了，但直到今天，我也想不起来在此之前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别的印象。第二个就是五花大绑的父亲站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姐姐拉着我的手挤不到跟前，只能远远看到，父亲挺着胸，梗着脖子，身旁的公安用力按他的头但按不下去，就用握着的手枪柄砸他的头。我捡起块小石头砸向汽车，被姐姐紧紧攥住手腕。汽车远去，我们跟着跑，直到追不上，看不见。

从那时起，也就是我的人生之始，父亲就与毛主席连在一起，自己也与文化大革命和造反派紧紧地连在一起。二者之间，似乎是一根永远也剪不断的“精神脐带”。

有了这根“脐带”，我无法不去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有关文革和造反派的文字，不放过一切机会去探究那段历史。官方的直接否定，右派的深恶痛绝，各种野史的自由“演义”，当事人的回顾、反思和“忏悔”，以及父辈的口口相传……就在各种混合营养中，反复咀嚼，比较，沉淀，吸收。父辈的沉浮、家庭的际遇和个人的得失被慢慢放下，曾经不愿碰触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字眼逐渐凸显。尤其是踏入社会之后，从幼稚到成熟，从困惑到清晰，从肤浅到坚定，从否定之否定而最终肯定，与其说是个人情结驱动着自己要沿父辈的脚印继续走，毋宁说是阶级的使命注定我必须前行。而在这前行路上，父辈的经验教训，则成为自己越来越珍视的宝贵遗产——不管失败还是成功，只有继承，才能前行。

所以说，当此次左派同志因“文革造反派问题”而引发争论时，我能够理解。因为不管哪一方，争论中跳跃出来的一些不那么正确的观点，甚至个别轻率而错误的认识，在我今天的思想形成过程中都曾经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就像我曾经怀疑、否定，自以为高明地评价我父亲的选择，但最终还是肯定并愿意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一样，谁能说，这不是我们从评论别人游泳到自己下水游泳的必经之路？尤其值得高兴的是，激烈的碰撞必定闪现思想的火花，它进一步帮我们照亮了虽有朦胧认识但却无法清楚认定的路，就像韩爱晶同志在《脚踏实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中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为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应该选择一件两件适合自己的事，脚踏实地去做，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我们“需要团结起来，做韧的战斗！”而“不要出风头，更不要搞宗派。”这些朴素平实的文字，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韩爱晶的名字，自然早就知道。但真正“认识”他，还是2011年从张耀祖同志处，看到他签名赠送的《清华蒯大富》。这本书虽然是写蒯大富的，但透过客观真实的记述，却使我深深记住了韩爱晶的朴素平实。在经历过人生沉浮之后，韩爱晶没有像一般人那样“看破”，而是仍然执著于自己的信仰，默默地坚守。也没有像某些人那样看似执著坚守，实则有意无意地揽功诿过，好像都是别人错自己一贯正确。而是真实地还原历史，诚恳地反思过去，真心实意检讨自己总结教训。他更没有像个别人那样，一味沉浸在一种“文革情结”里不可自拔，而是自觉肩负起历史的责任，努力用自己总结的教训帮助启发后来者，传递继续革命的接力棒。后来又看到韩爱晶回忆自己1968年当面请教毛主席的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不禁使我更相信了自己对韩爱晶的认识，他是一个诚恳实在的人，以这种诚恳实在的态度记录的历史，可谓信史。以这种诚恳实在的态度总结的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后来在与韩爱晶的交往中，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他的这种特点——实在，坦诚。不是一种“形象”，而是发自内心。就像这次请教他对讨论“文革造反派问题”的看法时，一篇短文，客观分析，公正评价，首先检讨自己。我曾经向他建议，是否需要点一下我们这些年轻左派同志在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的片面性，他明确表示“不必要”，“与人为善，人心自明。”没有虚套，完全是团结的胸怀，向前看的高度。最令我感慨的是，为了便于年轻同志了解参考，我在文章前面加了一个简短的按语，其中有几句我自认为对韩爱晶来说，完全客观并非溢美的肯定之语，但被他一笔划掉，却在按语开头特意加上了这样一段话：“韩爱晶同志说自己是个犯有严重错误的造反派头头，回首文革，深感愧对红旗战友，愧对北航校友，愧对毛主席，愧对历史！”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虚认真的态度怎能不使我们尊敬？如果我们都能具备这种高度和胸怀，又怎能不通过争论得到进步？

在不久前与另外一位文革前辈的交流中，他讲到了在文革初期看到的周总理与大学红卫兵的一次袒露心扉的谈话，大意是说：毛主席一再要他（周总理）告诉红卫兵——党的历史，党史中的教训，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什么都对，就一定成功。大方向对，如果政策不对，就保证不了大方向。总理说自己那时年轻气盛，以为大方向对就一定胜利，南昌起义，打第一枪成功，但后来去攻打城市，方法和策略不对，结果还是不能胜利。一次又一次，往往是碰得头破血出，才能懂得这个道理。然后总理总是说自己什么时候错了，什么时候犯过什么错误，还说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不给红卫兵说，就是对不起历史，就是对毛主席不忠。但是，总理说，给青年学生讲了也没有用的，学生没有实际经历还是不理解的，还得你们自己去体验……

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我们今天的革命前辈，他们有经验教训，也有历史责任。韩爱晶同志说：最适合我做的事，也是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还原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向人民做交待。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那么，在今天争取重建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能找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选择一件两件适合自己的事，脚踏实地去做，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