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说

2015-8-24 07:32| 发布者: 新愚公| 查看: 1828| 评论: 9|原作者: 晨明

摘要: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尽管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对我们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用尽残酷镇压的手段；尽管一些庸人怕谈和厌听“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造反者说

晨明 [2006-07-20]

原编者按：2006年6月9日至10日，在美国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与美国 Monthly Review杂志合办「四十年回顾：重新思考文革的历程和遗产」国际研讨会，于香港城市大学举行，邀请了中国两岸与美洲、亚洲的各地人士与会。文革时为河南大学生造反派的晨明先生在会上发表的这篇论文，深刻阐述了造反派的观点，值得一读。－编者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尽管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对我们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用尽残酷镇压的手段；尽管一些庸人怕谈和厌听“造反”二字，然而，我今天仍为自己是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造反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就其核心力量来说，是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正确路线的践行者，是二十世纪以来反帝、反官僚资产阶级的英雄战士，是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一翼。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一方面是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被揭开，一方面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中间，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也引起了真正共产党人的严峻思考。如何正确认识并认真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状况，如何划清敌我，依靠群众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便成为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分析矛盾，自一九五六年开始，领导人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历程。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最终完成了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提出并实践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示了他坚信真理的巨大信心。毛泽东逝世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而，由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轻言资产阶级已经消灭，并且认为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脱离了客观实际，因此失去了论断的真理性。特别是他们领导的另起炉灶的所谓“改革”，其实质不过是用渐进的方法搞垮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

社会主义所有制中的管理权、处置权问题

真理是对客观矛盾的正确揭示，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即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存在这样的矛盾。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基本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斯大林一直未能走出的历史误区。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有制变更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工农业，已经占到绝对优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绝大多数归人民所有，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正是生产资料公有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所有权并不等于所有制。所有制包括所有权、管理权、处置权。虽然所有权是所有制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内容，它必然要求管理权、处置权与其趋向一致，但管理权、处置权对于所有权也具有绝对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搞得不好的话，利用管理权、处置权很容易改变所有权。由于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受历史条件限制，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民还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管理权、处置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权和处置权还不能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必须分清：一方面，人民选择并拥护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及其派出的管理人员掌握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处置权，这是现实条件下保证管理权、处置权与所有权趋向一致的较好选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当着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时候，其主导方面也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置权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说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还没有解决，它和生产资料公有权是不一致的，是存在矛盾的，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不相适应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中，并不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些人社会地位变化后其政治立场也会发生变化，即便是真正愿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由于分工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也不能百分之百正确表达民意。人民还必须不断地加强监督，逐步参政，最终直接掌握生产数据的管理权、处置权。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所有制问题才真正解决，社会主义才真正建成。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看来，……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所有制还没有解决”，主要就是指生产资料管理权、处置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毛泽东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

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置权掌握在少数管理人员手中，在形式上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是官僚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温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由生产资料所有权者的人民起来直接加以监督和限制，并逐步创造各方面的条件以促使其消亡。否则，就永远不能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提出的“高薪养廉”不过是“腐败有理”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主张的由一部分管理者监督另一部分管理者的做法，在实践中也已经失败，这些思想和措施都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樊篱。资本主义虽然注重生产资料所有权者监督管理人员，但由于生产资料所有权者利益不一致，也不能有效地制止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今天，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必然沿着毛泽东指出的由大多数人民监政、参政、并直接管理经济、管理上层建筑的方向发展。资本主义不会终结历史，社会主义经历曲折之后还将必然取得更大的胜利。社会分工，在历史上最初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就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已经成为生产资料公有权最大的威胁。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３２６页）可见，在毛泽东看来，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置权当握在少数人手里，即使是掌握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手中，也不能自然地同所有权保持一致，其中一部分人还有可能蜕变为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一九五九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力，最根本的权力……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力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力。”这段话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他非常明确地指出，少数人管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暂时的，是必须逐步加以改变的，必须逐步让人民自己管理经济、政治。一九六五年，毛泽东在对陈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警告说：“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引自《毛泽东传》３８９页）。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地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在人民实践中终于完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科学认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所谓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即是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处置权还不能不暂时掌握在党和国家少数管理人员手中的矛盾，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这是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都不能不面对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最终解决即标志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及其物质力量和方向道路。但对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却言之甚少。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恰恰补充了这一缺憾，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科学。苏东剧变已经用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这一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现实也正在证明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是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社会主义存在阶级，不仅是指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消灭的政策）；而且主要的是指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还在不断地滋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具有两面性。就其大多数来说，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的，真正处心积虑复辟资本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对于他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但由于他们的生产资料有所权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处于被限制的状态，而且管理权、处置权主要地也掌握在党和国家管理人员手中，特别是他们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原来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了一九五六年就更不能同公有制经济抗衡。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不会支持，因此，他们如果要把复辟希望变成现实，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则绝无可能。他们只有在党内、政权内寻找代理人。而党内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在群众中具有欺骗性，又掌握着庞大的生产资料管理权、处置权。他们一旦篡夺最高权力，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复辟资本主义就很容易。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斗争。真正共产党人必须清醒地认明主要敌人，领导人民不断开展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四大；必须不断进行以共产主义为取向，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阶级消灭有待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管理权、处置权全部为社会掌握，有赖于物质极大丰富和必要的科学技术条件，有待于社会分工的消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轻言阶级已经消灭，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符合实际。党内走资派散布阶级消灭论，正是为了模糊工人阶级的视线，阻止他们进行反对走资派的斗争，然后，利用手中掌握的生产资料管理权、处置权，剥夺人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恢复私有制，复辟资本主义。

必须指出，在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真正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是极少数，绝不能把走资派与当权派划等号，也不能把认识问题同立场问题混淆起来。犯走资派错误的人，多数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和真正共产党人必须明确地自觉地同党内走资派彻底决裂！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造反派，就其核心来说，正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团结人民批判和对抗党内走资派的先进战士。认识并敢于同走资派斗争，正是造反派现代无产阶级觉悟和优秀品质的体现。

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共命运

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造反派，是党内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以及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本质的大暴露。

文化大革命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第一，实践愈来愈证明了她的正确性，愈来愈证明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共产党领导人手里一朝倾溃蜕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改革的私有化取向，就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著名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就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无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将四大写入宪法的人民民主精神，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正确方法；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劳动者参加管理并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的举措，为社会主义不断前进，工人阶级不断解放提供了可靠保障。这些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讲过、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能够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不敢想象的。这些崭新的思想极大地张扬了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意识，官僚特权思想、地主资产阶级观念受到空前猛烈地批判，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流。中国的政务公开，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人民监政参政，正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教育革命、卫生制度改革，文艺改革，管理革命、以崭新的理论内涵至今仍标志着历史进步方向。这些，难道不是人们愈来看得愈清的活生生的事实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民主是一种历史的概念；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奴隶主民主，如古希腊民主制和我国春秋时期的“共和”制；有过地主阶级民主，如中国春秋战国的民本主义；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行的自下而上开展四大的民主形式，是历史上任何民主都无法比拟的最广泛最深刻的一种民主。人民监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可以达到的高度；人人起来负责，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所无法达到、也不敢达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广泛地发动群众，就是因为她在理论和形式上都适应了人民的民主要求。此外，民主不是目的，不是为民主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力来克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毛泽东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一本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至今不敢放手让人民起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不敢放手让人民起来批判走资派以及为其服务的反动学术权威，反而把镇压的矛头指向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这与毛泽东同志的民主思想相比是明显的倒退。

第四，文化大革命又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爱国家、爱集体、走共同富裕道路、要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等思想深入人心，妇幼皆知。苏联与中国比较，无论十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前者各方面条件都比后者优越，但苏联可以一朝倾溃，变为资本主义，而中国却不可能，却只能采取渐进的欺骗的办法，还不得不被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质问所困扰；中国至今存在这数千个集体经济并且个个都比小岗村成功；国企“改革”不断受到工人阶级反抗，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力量所在。

第五，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分为二，共产党有可能变质，资本主义有可能复辟，文化革命必须进行多次的观点都已经并继续被历史证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一切社会（包括共产主义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论断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彻底否定文革者提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当然，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20多年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不自相矛盾、有说服力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由。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这是资产阶级历史观的再现，根本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难道文化大革命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医疗卫生重点放到乡村去、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代表走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也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吗？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搞专制独裁，破坏民主集中制。但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让人民拥有四大权利、起来揭发党和政权阴暗面的独裁者吗？斯诺夫人一开始就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驳斥了这种谬论，说毛泽东本来就不是一个独裁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派思潮顶点的产物。然而他们无法自圆其说。按照邓小平的划分，毛泽东的极左是五七年下半年开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在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已具雏型。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已提出用「四大」对付官僚主义的问题，并告诫全党不要形成一个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体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这难道是极左吗？再往前说，文化革命的思想也可以从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思想中找到根源。在著名的和黄炎培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让人民监政，让人民人人起来负责吗？这难道是极左吗？可见，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极左，而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人民主体意识的具体实践。现在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自一九五六年开始，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修正主义份子处心积虑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复辟资本主义，从右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运动。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却大反什么极左，高唱＂极左是主要的＂的滥调。他们本来就不反对修正主义，不反对资本主义，当然就不可能与无产阶级有共同语言了。有人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场浩劫，把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党内资产阶级来说，的确是一场浩劫，因为他们因此便不能安稳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却无可辩驳地提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中党、国家、人民军队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了。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对于党，可见都说不上什么浩劫。至于经济，文化大革命期间增长速度平均接近两位数，没有什么企业破产，工人下岗，怎么就叫做到了崩溃的边缘呢?这些人只能称作逻辑颠倒症患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确实出现过这样的错误思潮，但这并不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红卫兵的信中就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运动后期甚至让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让改正错误的邓小平重掌党政大权，这怎么能够说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呢?至于全面内战，邓小平也说：”实际上也没打起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许多事情是走资派主张和挑起的。用这样的理由企图达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有人还自作聪明地说：毛泽东培养的接班人林彪的倒台，就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把未来的希望从来都是寄托在人民的身上。这就是毛泽东在文革取得初步胜利时仍然指出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把四大写入宪法的深义。说此话的人正暴露了自己的英雄史观，恰恰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懂得“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道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崇拜的产物。这更是将亿万人民视为愚氓的不值一驳的观点。《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由于这个文件断言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消灭了阶级，而且不可能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否认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又不符合实际，并且被苏东剧变和中国的私有化运动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使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主要评价失去真理性。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不过是党内官僚特权阶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革初期思维模式的再版。

对造反派的污蔑、诬陷站不住脚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只有一条理由是真实的，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太及时，太重要了。如果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寸步难行。

造反派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勇敢地宣传和实践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批判走资派和修正主义，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第二，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勇敢地闯开了阻碍继续革命理论实施的旧传统的大门。第三，实践并继承发展的巴黎公社开创的直接选举，随时罢免，勤务组，炮轰会等无产阶级民主形式。第四，开了一代新风，树立了既当官又当老百姓，不脱离集体劳动，不脱离群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新干部形象。

把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所有坏事都强加在造反派头上，是党内资产阶级最卑劣，又最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恶意诬陷。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进行的。文化革命初期，走资派在全国大中学校学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致使数十万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被围攻、被批判、被非法监禁甚至被迫自杀。这些帐，难道能记在造反派的头上吗? 众所周知，造反派正是以这些被迫害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广大工农兵群众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既然走资派首先镇压了人民，人民起来反抗又有什么罪过?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部分红卫兵，公然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造反”等维持世袭特权的封建血统论为理论旗帜，为全国范围内大搞打砸抢抄抓和所谓红色恐怖，组织批斗和殴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见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阻挠造走资派的反，引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辩论并以他们的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段事实，党内资产阶级更是莫如深，甚至指使一些御用文人把这些罪责也移植在造反派身上。但历史事实最终是窜改不了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现在被歌诵为二月抗争。向谁抗争呢?事实最能说明问题。正是在二月前后，青海的赵永夫，开枪打死300多名学生，有人大呼打的正好；正是在二月前后，武汉工人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前后，河南造反派工人学生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全国造反派少有幸免，数百万学生、工人被抓进监狱。请问，使用专政工具大规模镇压人民，难道是社会主义能够允许的吗?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用这种方式向人民抗争，难道还有共产党的党性吗?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利用手中纂夺的权力，又一次全面镇压造反派，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清查所谓的三种人，严重混淆两颣不同性质矛盾，使全国上千万人受到审查隔离，处置和判刑。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走资派在各地组织一部分群众打击造反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反对文化大革命，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北京联动是在中南海成立的(见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上海工人赤卫队一开始就受到原上海市委的偏爱和支持(见陈丕显回忆录)，武汉百万雄师在中央表态前和武汉公安一起用武斗企图消灭造反派组织。这些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文化大革命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究竟是走资派正确还是造反派正确，难道不是任何一个还有良心的人都会得出清楚的结论吗?分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一边，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站在不许人民讲话，不许人民起来革命的官僚特权阶级一边来看问题，难道不是和历代御用文人，帮闲，走狗，二花脸一样可耻又可憎吗?（关于声处）话剧替官僚特权阶层鸣不平，难道不是创下了最受官方追捧又最为短命的中国文学之最吗?

造反派当然也有缺点、错误，这是每一个认真的革命者都自觉承认的。但这些缺点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受社会各种错误思潮影响而发生的。由于造反派始终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革命的，这些缺点、错误都及时得到了纠正，并没有改变造反派革命的主流方面，并没有掩盖造反派对于中国革命和进步做出的贡献部分。走资派镇压造反派，并不是因为造反派的缺点错误，而恰恰是因为造反派敢于造走资派的反，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凝固少数人管理国家的旧秩序，开辟了人民自觉地监政，参政和直接管理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新风气。

20世纪以来，世界上的思想流派纷繁复杂，成千上百，究其要，都不过是针对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从事人类必须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怎样实现在经济政治上当家作主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只有毛泽东同志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念和文化大革命实践做了最全面，最正确的回答。毛泽东思想就是真正的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开始，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就是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大民主作武器，同党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展开斗争，调动一切因素，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自觉地监政，参政，并逐步实践在民主自决中直接掌握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权，以适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适应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要求。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爱戴，就是因为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决彻底地批判了压迫有理，剥削有理的反动逻辑，响亮地提出了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就是因为他绝不允许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人民；就是因为他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

造反派为何失败？

毛泽东逝世后，造反派经历了一次惨重的失败。如何认识这场失败呢?

第一，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民同走资派的斗争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认为经历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大获全胜，毕其功于一役，本身就是一种幻想。

第二，毛泽东在世时，由于无产阶级没有失去领导地位，党内资产阶级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暴露得还不是十分充分，他们总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时难以识别。工人，农民中都有相当一部分认识不清楚。即便是造反派，也有不少人以善良之心看待之，虽然也喊打倒走资派，但内心里还是把他们看成党的领导干部。

第三，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刚刚开始被人民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究竟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当时还没有历史现实供参考。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当时还没有彻底撕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理论和群众的结合需要一个过程。

第四，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党员中、人民中因循守旧，求稳怕乱的社会习惯势力相当大。

第五，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力量还相当强大，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党内、知识分子中，一大部分既得利益者不愿继续革命，容易接受修正主义理论。走资派和一些投机份子经过多年经营，上下勾结，已经形成一股相当大的力量，他们始终没有完全失去对于国家机器的把握权。

综合以上因素，新生力量要经历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多次发生过。毛泽东生前对此早有预见。这是真正的革命者必须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历史在试错之后又会继续前进。人民在反复中会受到教育，提高知识，增强团结，聚集力量。一切反人民的反动派的欺骗都是不会持久的。

邓小平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

自我标榜为党的正确领导代表的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他把中国领导到什么地方，现在人民已经十分清楚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曾说过：“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邓选三卷139页)。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两极分化的客观事实，一方面却说：“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自然”二字就充分透露，邓小平一开始就知道他所领导的“改革”的实质和归宿，他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要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理论的要害就是不反对修正主义，不问姓资姓社，压制和取消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民主权力。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就从没有提过反对修正主义。一九八七年十月，他在接见匈牙利的卡达尔时还强调匈牙利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见邓选三卷256页)。一九八九年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我们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邓选三卷291页)一口否定毛泽东领导的、邓小平自己也曾经参与过的伟大的反修斗争。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多，苏东剧变这个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发生了。虽然邓小平和官僚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掩盖苏东剧变的实质。但是，谁也不能把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也不能把今日的俄罗斯说成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否定不了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事实。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证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是真理，而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一起“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正说明他们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是为了恢复私有制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其目的同样是为了恢复私有制。

第一，个人发家致富，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劳动者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空想。今天的美国也没有实现并且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劳动不能单独创造价值，劳动只有同生产资料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农民可耕地平均不到一亩。一个人的劳动，无论怎样发挥，一个人无论怎样勤劳，也不可能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邓小平、万里加上诸多御用文人搞不好一个作为改革样版的小岗村，而王宏斌等普通基层党员，分后又合，带领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迅速致富、远远超过小岗村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根本原因。工人在现代化大工业中是被新的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只要他们不离开工人的岗位，就必须和其它工人一起才能完成财富的创造，才能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不可能个人发家致富。

这个口号只对大官及其依附者有利，因为大官暂时还掌握着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处置权，他们一开始就站在比广大劳动者有利得多的地位上。只要取消对于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形式的监督，不作限制，只要个人发家致富成为一个政策性口号，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福利，公开化公权为私权，成为最早最大的致富者。

第二，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是一切剥削阶级早就主张的口号。奴隶主用天意来说明，地主阶级用生而高贵来欺骗，资产阶级用人性自私来解释，邓小平用反对平均主义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反对的是绝对平均主义，却从来不笼统地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的合理内核存在于人类历代哲人的思想之中。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仍不同意改变资本家还拿定息的政策。怎么能叫做平均主义呢？更谈不上绝对平均主义。所谓反对平均主义，实质上就是取消按劳分配，推行按管理分配，按资分配，为官僚和大资产阶级谋利益。

第三，事实是最权威的裁判者。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第一批富人就是高干子弟。他们找叔叔阿姨批条子，利用价格双规制和对于紧俏物资的优先权，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第二批富翁的生产浪潮产生于一九九二年前后的南方房地产和买办事业。第三批就是私有化改制和买官卖官。这三批富人领跑的都是官僚及其依附者大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是什么勤劳致富。正如《学习时报》所承认的，他们的致富靠的都是摆不上桌面的原因。

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中国走资派即官僚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有一首歌谣唱道：“西方红，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改革，他为子女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教人民各顾各。”可以说是非常切中要害。

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逐步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发展公有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将公有制强调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在一九九二年南巡讲话中，他就公然将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取消了，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三卷373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对于这些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早就论述过了。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地指明了实现这种目标的条件和道路，那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发展公有制。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舍此而没有第二条道路。邓小平将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就是剔除了社会主义的灵魂，就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跌回到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了。

所谓本质，就是矛盾的特殊性。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曾经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空想社会主义也讲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只有公有制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不同于任何其它社会型态的独有的本质特征。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同旧社会相比，“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才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正确界定。所有制问题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集中体现。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不重视所有制问题。

我国明朝思想家李觏就尖锐指出：农民“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李觏集.潜书一》)

美国原总统尼克松将美国繁荣自由的原因归结为私人企业制度，要求两党领导权力予以保护。(见尼克松回忆录)

邓小平虽然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抽掉公有制，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在所有制问题上作文章，只不过他努力追求的适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罢了。

农村分田到户，就是恢复私有小农经济。私有的小农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小农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民生活根本改善问题，现在已被事实证明。

城市改革的脉络和步骤更为清楚。他先是学习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厂长一长制，接着又学习农村搞承包、租赁制，后来又搞全员合同制、股份制，最后是搞破产、兼并、管理层收购的私有改制。一步一步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权力，一步一步把公有制经济搞垮，把社会主义公有制改变为官僚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结果是工人下岗或沦落为廉价劳动力，两极分化严重出现。

把全民所有的国营经济未经人民批准就改为国有经济，是对人民经济权力的一次公然劫掠；是改变社会主义经济性质、推行私有化的重大步骤，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形成的标志。国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少数人组成的，国家不等于阶级，国家也不能和人民划等号，国家更不能成为实际上的所有权主体。国家所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不是公有制，而是私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邓小平虽然也讲坚持社会主义，但他对如何发展公有制经济自始至终所讲甚少，对恢复和发展私有制经济却全力以赴。共产党搞不好公有经济，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假话，就不是共产党，就不是真搞社会主义，就是假社会主义。

将生产力看成检验一切的标准是反科学的

邓小平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曾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方式。”(转引自李锦《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

一九九二年他又批评讲姓资姓社，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选三卷372页)

这两次讲话，表面上看，他对实行私有制还是公有制采取的是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事实很清楚，他这两次讲话都是站在主张推行私有化的一边。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就是相信人的本性自私的资产阶级观念，认为私有制最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邓小平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人民属于历史的范畴，社会主义的人民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邓小平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话虽然不错，但中国人民有忠实的儿子，有逆子。哪有忠实的儿子希望自己的父母──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由国家主人重新沦为廉价劳动力和被剥削、被压迫者呢？

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说得最多的话题。但恰恰在这一问题上，邓小平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斥责说：“文化大革命期间，竟然提出了反对所谓‘唯生产力论’这样一种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观点。”可见，在邓小平理论中，唯生产力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划等号的。这完全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一提到生产，就必须面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一样，都是与人类社会同时产生，在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中发展。正如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力就毫无意义一样，生产力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什么也不是。生产力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单独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又受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去谈发展生产力，就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唯生产力论。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有取消无产阶级领导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也有所谓“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教育救国”论，这些理论和口号，都不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不主张改变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些理论和口号，其根源正是唯生产力论。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不兼容的两个概念。如果唯生产力论可以和历史唯物主义划等号，那《半夜鸡叫》的周扒皮就是模范共产党员了。因为他半夜起来叫醒雇工，难道不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论是观察认识旧的社会形态也好，无论是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也好，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正确认识和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而不能像十三大按照邓小平意见规定的那样，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看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看作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还是抽掉生产力的社会本性…，把生产力看成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

把生产力看成考虑一切、检验一切的标准，一运用到现实中，就显示出它的荒谬性。一九八七年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那末，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是不是都是社会主义呢？捷克斯洛代克是中等发达国家，为什么又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呢？现在世界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中，各种社会形态都有；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没有哪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封建社会的中国的。这就说明，将生产力看成检验一切的标准是反科学的。

以“不争论” 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

“不争论”据说是邓小平发明的。但邓小平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争论”呢？显然不是。一九七八年批判两个凡是，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了吗？开展关于真理标准讨论时，邓小平主张“不争论”了吗？恰恰相反，邓小平是这两场争论的积极主张者。邓小平发明“不争论”是在人民对他领导的改革方向提出质疑的时候。所谓“不争论”，其实就是不允许人民发表不同意见，压制人民民主，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

邓小平上台以后就急忙修改宪法，从宪法中取消四大的有关条款，“六四”后又宣布今后不搞群众运动。邓小平领导的修宪，每一次都在削弱人民民主权力，增加官僚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自由，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适合中国国情，易于工人农民参与的一种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也是最快捷、成本最低、最准确的一种信息表达和传递方式。它最终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利，对社会主义有利，对管理者获取真实信息有利，对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动泼的政治局面有利。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为什么要从宪法中取消呢？宪政是目前一个时髦话题。所谓宪政，有资产阶级宪政，有社会主义宪政。将四大写入宪法，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正确诠释，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正确诠释，这三者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的核心。美国宪政是资本主义宪政的较好形式，但本质是较好体现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管理权、处置权的一致。建立社会主义宪政要学习资本主义好的东西，就是要努力在宪政中体现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和管理权还暂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矛盾的精神。将四大写入宪法正是符合社会主义宪政精神的科学之举。

实际上，资产阶级一天也没有停止大鸣大放，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利用全部舆论工具和各种会议，大肆攻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砍三面红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历史上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翻案。他们所用的语言比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走资派所用的语言不知要激烈几百倍。而对于不同于他们的意见则一概斥之为“极左”，加以打压。他们在宪法中取消四大，就是只准他们使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人民，不允许人民使用四大武器来反对压迫者、剥削者。

共产党宣布今后不搞群众运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共产党难道不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吗？唤起民众难道不是一切进步革命头等重要的问题吗？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不搞群众运动怎样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不觉悟起来，行动起来，怎样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宣布不搞群众运动，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害怕群众。哪有共产党害怕群众的道理呢？事实是，官僚资产阶级害怕人民起来揭露他们贪污腐败、走资本主义道路、侵吞人民财产权力的阴暗面。

稳定压倒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如果稳定压倒一切是真理，我们今天可能还生活在殷纣王的统治之下。

坚持和维护少数人对于生产资料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管理权还是努力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让大多数人民监督、参政、最终直接管理国家，即要不要社会主义民主，是不是真正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毛泽东思想和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根本区别。邓小平究竟代表哪一边，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历史将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一小撮无产阶级叛徒本质的暴露，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的充分表演，充分说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改革存在两条路线斗争，证明文化大革命开展的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者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是像《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事实根据”，而是事实确凿。正是邓小平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依附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国家。今天的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被纷纷搞垮，工人下岗，农业徘徊，农民工连廉价的工资也被大量侵吞；贪污腐败，矿难不止，黄、黑、毒、赌泛滥，哪一件根子都在官僚资产阶级那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是自己出来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的，是自己跳出来证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无比英明的，是自己跳出来证明当年造反派造反有理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造反派，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

虽然苏东已经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中国的新资产阶级在荒唐的三个代表的口号下已经开始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全面夺权运动。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仍然是乐观的。这些事情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走资派、大资产阶级是一定要表现自己的，不让他们表现自己是不可能的。我们清醒地看到，人民的新觉醒正在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在和世界人民重新结合，是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资产阶级全球化战略将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更快地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人民最终还会重新把权力从党内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来，社会主义事业会在更高的基础上继续扬帆前进。

中国曾经宣布进入小康社会，邓小平制定的标准──国民生产总值人均800美元是达到了，但邓小平许诺的“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却远远没有实现。所谓小康社会，人民感受不到，大失所望。而极少数官僚和富人则不仅小康，可以说比大康还要大康。江泽民又告诉人民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但是不搞公有制，反而加速私有化，“全面小康社会”可以说仍然是一种欺骗。私有制只会扩大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难道不是早已被历史证明是真理吗？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美丽的口号。但只有依靠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正确地处理和解决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依靠官僚、依靠资产阶级、富人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近二十年来，据权威统计，全世界贫困人口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广大人民群众还在经受着压迫和剥削，还必然要革命，要造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不以人民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的新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和谐文化，主张“和为贵”。但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主张过和谐文化吗？主张过和为贵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那正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中国式的朴素表达。所谓“和”是作为与“同”相对立的概念提出来的。“以他平他谓之和”就是承认对立面的存在，承认矛盾，承认不同的利益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正确地解决矛盾，达到新的统一和团结。中国新资产阶级理论家，充当官僚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去和而存同”，不过是一批现代荣夷公的角色，没有一点进步的气息。在今天的中国，必须面对和正确的回答：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群众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怎样实现在经济和政治上当家作主的问题。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一切人都将在这个问题面前接受检验，并被分别划分到进步、落后或者反动的阵营里去。

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将正确理解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团结起来，维护社会主义宪法，追查公有财产流失和国营企业垮台的根源和责任人，争取宪法赋予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力，争取言论自由，争取人民代表直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须保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的足够名额，以及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管理人员监督、批判权力等等。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广大人民必将再次改变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那些反对向走资派造反、仇视造反派、镇压造反派的人，历史终将对你们发出威严、强劲的声音：你忏悔吧！

（责任编辑：新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