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明：韩德强就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家，他十年前就说过二者是相通的。他是都反对的。 杨学功：其说不足为训。通常把自由、人权等价值归结为自由主义，其实马克思不仅不否定这些价值，而且追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的自由和人权，即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虽然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意义。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所说：“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的理论和思想，莫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尝试的好时机。”美国学者凯尔纳则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的消失为能够加强一种自由、民主和人类幸福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开辟道路。法国学者埃德加·莫林和安娜·凯恩进一步强调，应该重新确认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意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富有远见地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长远目标。“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一词最初包含的对共同体和自由的向往，那么人类进化的政策应该将其彻底实现。如果人们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那么这一目标则应该重新树立，而不应停留在空洞的许诺上。”像马克思写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人家都把它当作自由主义的经典文献。革命民主主义者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这些基本价值，他早期的思想中就有了。马克思只是要求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正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可以使目前所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向积极的方面去解释，这本身就对社会舆论带有引导的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进行一种学术的工作，跟中国正在实现的社会转型过程相匹配，成为精神正能量。 马俊峰：有这么个说法：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价值观…… 孙美堂：他们是为了捆在一起打。 李德顺：这很可笑!老虎也是猫科动物，强调这一点就能把它当猫来对待吗? 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要认清中国的现实、世界的现实，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从实际出发，让中、西、马经过对话而达到融合，从而凝聚智慧，解决问题。所以我非常不赞成现在这样闹“思想分家”的走向。中国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处在中西马融合中了。一百年以来它融合得好不好，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有些人出来闹什么“血统纯正”，想把“西”和“马”或者把“中”和“西”都剔出去。就像一个人吃猪牛羊蛋奶蔬菜长大以后，却想把身体里的“异己”因素都剔出去一样，是愚蠢的妄想。 目前的格局，部分是因为有些人总想把他不喜欢的剔除。学术与政治相结合而形成的“左、中、右”也与此有关。对此我很担忧。反正我不想，更不愿被人胁迫着，非要从现在的宗派格局中给自己找一个角色去扮演。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就可能在各派眼里都不讨好。比如有时我发表的文章引起两边都不满意。但我也并不想讨好他们，我不想忽悠任何人。当然，要说派别，我是有自己立场的。我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应该高于现有这些学术派别。它不是仅仅从学派的角度，而是从人类历史的整体高度看问题。在具体问题上，则如邓小平说的：“我是实事求是派”!我相信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学功在划分八派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间，但对它却一句也没说。我想，“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中间派”，而是决定那些派别命运的“历史实践”派、“人民主体”派!不懂这一点恐怕不能叫马克思主义。但在一些人的“派别”图谱中，多数人却总是被排除在外。 杨学功：值得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前宣传的某种特定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被一些人奉为圭臬，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明显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相悖逆。左派(包括老左和新左)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重大偏差就在于，没有摆正马克思主义跟自由主义的关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并且从左的方面去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如此。 李延明：这种“马克思主义”只是斯大林主义，连列宁主义都不是。 将思想多元维持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 林存光：我也呼应一下，就是面对思想的多元化应怎么做的问题。的确，大家现在都意识到这种多元化的状况，关键的是你怎么去做。我认为，讲儒学一定要跟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东西剥离开。所以我明确反对把儒教立为国教的主张，这对儒学儒教的发展没什么好处，对国家也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只有剥离开之后再讲，中、西、马才能形成良性对话。这种良性对话是从纯粹学术理论上引导国家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简单提出一种立为国教的政治诉求，以便掌握话语霸权。面对当今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现在最需要的是将思想多元维持在一个合理适度的范围或平衡度里。有了适度的平衡才能开展良性的对话，才能够正常地开展理性的对话。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极端的言论也不可怕，可以通过自由批评来消化掉。现在的问题是总有人想打破平衡，通过绑架国家权力的方式独享话语霸权。 杨学功：那就要放开社会，真正把社会给解放出来，现在是国家完全把社会把持住。培育社会的自主性是中国未来长期稳定发展的根基，因为社会本身就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 孙美堂：跟西方的政教分离一样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的学术理想。 马俊峰：传统的思想，像你刚才说的，确实是这样，任你平等，任你自由……，但国家就是家长，有一个总的根本。现在一些学人说好多话，就是想引起中央的注意。好多学者的政治情怀有时候也太浓烈了。 林存光：应该就问题讨论问题，就学术讨论学术，就理论谈理论。 马俊峰：现实问题也可以讨论。学界有这种生态，真知灼见才会涌现出来，“政治”才有选择的盘子和余地。 杨学功：搭建起公共的平台，让各种思潮充分地对话，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通过心平气和的深入探讨，各种思潮和观点就能找到共同的问题。比如现在改革的难点在哪里，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怎样梳理，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究竟是什么关系等，都是改革开放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 马俊峰：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把对话、理论研究理想化了，以为有个公共的平台，大家就都能心平气和。恐怕从古到今就是这样，你一派我一派，你想弄我，我想弄你，或许还使个坏、耍个奸什么的。恐怕这在西方也是常态。其实只要不借助于政治权力，这样也没大关系。 李德顺：前提是，那些媒体、平台，都是身份清楚的。是谁家的就是谁家的，明码标价。提升民间这些平台的公共权利与责任意识，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我认为，属于国家政府的、公共的平台，应该首先起到公共凝聚的作用。我现在强调这一点。搭建公共理论平台，建立起相应的规制，让各种意见相互砥砺融汇，多元化的舆论空间才可以成为凝神聚力的场所。大家都有话好好说。到一块来说的时候，要讲公共问题。你个人感兴趣是你的事，大家到一块，就要说有公共性的问题，讲对国家社会负责任的道理。 平台是一套体制，不是什么个人的态度。国家的舆论工具当然要有倾向性，但这个倾向性应以全体人民、整个中华民族为主体。国家的导向，是从这些争论中吸取精华，选择智慧。国家不要与民众争论、博弈，而要从维护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提供各方面信息，积极听取各方面意见，让人民参与出谋画策，参与评论是非，执行法治化的规则。所以这个倾向性，应该是充分的民主法治。平台不仅要公共化，而且要法治化。现在需要把意识形态体制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走法治化这条路。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公共平台。而现在的多数公共平台，往往只是自家搭台自家唱戏，而且每每都只想撑大自己的台子，灭掉别人的台子，结果是缺少一个大家一起来唱戏的台子。 张曙光： 我赞成要推动它更多一些公共性、更少一些宗派性。但只能是推动它往这方面走，它很难价值中立，也不可能是一个思想市场。所以，一方面如李老师所说，要推动公共平台真正成为公共产品、公共领域。另一方面，非公共的同仁组织，现在国内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儒学学者，形成了一些大小不等的学术团体，许多在政治和学术上有基本的共识，与一些杂志或者网站有较固定的联系，或者自己办同仁杂志。我认为，中国社会在学术上要进步，像刚才俊峰所说，取决于能否形成真正的学派，还取决于学者们有没有真正广阔的思想文化视界。 杨学功：一个健康的社会就应该让各种思想、学说充分涌流，然后政治只是充当一个选择者。如果从多民族的更广阔的视野来考虑问题，政府尤其要关注思想选择的“公共性”。建设公共话语平台，必须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相应地，还必须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当前社会思潮的争论与交锋，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如何凝聚价值共识。这显然不是把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简单推广所能奏效的，而是有待于个人基于物质利益交往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充分发育和成熟。个人所奉行的价值观从来就是多样的，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个人选择的权利和自由越来越大，这种多样性将会不断发展，从而显示人性的丰富性和个性。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国家也不能强制或干涉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反应该保障这种权利和自由的充分实现。国家权力本身必须受到限制，其底线就是不能侵犯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从这种意义上说，建立在个人相互交往基础上的社会价值共识的形成和成熟，是一个国家能够形成方向明确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前提。离开真实的社会基础，国家意识形态势必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虚假意识”。 李延明：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中的一派，企图让高层将这一派的极端主义作为国家立法形态，这与中国多民族、长历史、大一统的国情相去太远了。 李德顺：我发现，“左”的王牌就是爱做思潮分析，天天给思想界学术界划派。而他们分析的目的，是危言耸听，绑架舆论，借机拉谁打谁。有些故意搞极端的人，其实也是帮他们的。我认为，对思想动向当然需要分析，但分析完了之后，不是要诱惑官方钻进其中哪一派的小圈子，而是提醒官方搭好平台，让各种意见都见见阳光。这样才能是非分明，善意的东西就能够汇集出一定的共识和智慧来。反过来，这样的政策也会得到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脱离学界和思想界，一味靠权和钱去操控，就会越弄越累，将来还会越弄越糟。 杨学功：结果是把整个学界和思想界健康的生态平衡破坏了。 张曙光：说严重一点，这是对民族的犯罪。把中华民族的智力都搞低了。你别看它培养上百个，拉出去可能敌不过一个真正有头脑的人。 思想理论建设必须尊重学术发展的特性 孙美堂：我对当前思想理论界的期待，可以借用物理学的说法：从无序到有序。根据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一个开放的、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发地从混沌中产生有序。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社会和思想理论界。中国社会可以说充满危机，不过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汉语非常有智慧和哲理：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机会、机遇、转机、生机。当前的思想理论界可谓群雄并起、圈地为王的混沌状态。这从一个侧面显示思想控制进一步失灵，人们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思考问题的独立性进一步提高。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对官话、套话的话语霸权起解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方式。不过，对解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对思想理论的正面建设就不一定是好事。时下“思想圈地”运动的消极后果可能会很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当前几种主要思潮几乎都朝向一个目标：抵制“西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而其表层话语的背后，是反对民主和法治，反对保障人权，是反对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狭隘心态。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是毋容置疑的。但由于经济改革与政治和法制改革的不配套，由于人为追求非均衡发展，由于高压“维稳”政策等，导致的问题也确实非常严重，可谓触目惊心。面对这些问题，如何分析解释，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价值诉求和解决思路?我们其实是缺少理论准备的。 现在深入人心的是两套话语体系，即以“文革”语言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以儒家为主的古典文化话语。改革开放引出的新问题使人们对改革开放话语本身不信任，意识形态又拿不出令人满意的和有影响的理论，于是人们几乎是本能地重新亮出“文革”话语。这种话语在揭示问题、针砭时弊方面也有合理性，但他们把问题的症结归咎于“西方”和“资产阶级”，归咎于离开了“社会主义”。按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人们把“西方”、“资产阶级”不仅与市场经济，进而与唯利是图、物质主义等同，还与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等同。因此抵制“西方”，抵制“资产阶级”，就是抵制市场经济，也就是抵制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强化传统体制。这种思潮中的极端分子，更是把自己不理解、不接受的一切都视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和“阶级斗争”表现。 与之类似的另一种不可小觑的思潮，可以叫“后毛崇拜”。需要说明的是，我是将评价毛泽东与评价“后毛崇拜”分开的。“后毛崇拜”是指这样一种情形：许多人对社会问题不满，却不理解其原因，便认为是背叛了毛泽东的传统，走了“资本主义”路线。他们在过度美化过去、恢复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也以抵制“西方”和“资产阶级”的名义，拒绝文明进步。不少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倡导者，不是针对当代人的处境和使命推进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是把儒家文化理想化、神圣化。也许是受中国哲学轻理性重情感、轻逻辑推理重道德命令之传统影响的缘故，治中国哲学史的不少朋友，容易按“古代圣贤”的标准来立论，而“古代圣贤”往往是理想化的虚构。例如蒋庆大肆渲染《公羊》里的“政治儒学”，声称从那里“开新王”——据说是远胜于西方民主的一种制度。但是从信史角度看，它没有史实根据，甚至文本描述也没实质性内容。绕来绕去，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礼”，其实是等级制下的一套繁文缛节。不仅如此。很多朋友过度美化孔孟乃至“三代圣王”，目的也是为了抵制所谓的“西方”。不少人断言，时下所有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丢弃了尧舜孔孟之道，丢弃了中国传统道德，跟着西方走了。西方价值观据说就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物质至上等。再经偷换概念，抵制“西方”又成了抵制民主、法治和自由，拒绝国际主流社会。与这种思潮接近的是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他们表示立场时，考虑的不是民主还是专制、科学还是愚昧、文明还是野蛮，而是“中国”还是“西方”。他们的“爱国”，就是容不得任何人跟阿Q提个“亮”字。 第二，当前思想理论界的另一个问题是，公共话语权的分赃和以权谋私，使得“思想圈地”和“话语腐败”现象流行，进而导致整个民族的价值分裂和理论短视。其实，“左”也好“右”也罢，尊儒也好崇毛也罢，只要是本着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认认真真研究，都会得出有价值的见解，其成果也都应该得到尊重。但如果思想理论界不去好好研究问题，总想借助公权抬高自己，贬低甚至打压别人，岂有不乱之理! 思想理论走出混沌，确立新的有序，我想应解决两个前提性问题。 第一，需要建立一种将私人话语转化为公共意志的机制。国家的财权、人事权，你公权私用，是以权谋私;话语权的公权私用，也是以权谋私。在我们这个意识形态主导的国度，话语不但与权力、资源甚至人的身家性命联系在一起，还左右整个民族的发展导向。在这个问题上以权谋私，能是小事吗?最近有人提出“话语腐败”的概念，值得关注。 学者在不侵害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这很正常。但是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必须分开，你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就需远离公权，不得利用公权来狐假虎威;反之，公共话语则需远离个人好恶，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学者应本着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精神，把准大局和大方向，把个人观点摆在一个适合的位置。出于自己的好恶，为了个人和小圈子的话语权，钻牛角尖，似乎公共话语必须跟着我走，那就不对了。作为国家意志的公共话语，更是要慎之又慎。程序上应该有个吸纳和选择机制。公共意志只能由具体的个人提出，但个人意志如何转化为公共意志?必须有种机制，有个制度。国家的钱如何花，有财务制度;干部如何任免，有组织人事制度，将个人好恶转化为国家意志为什么就可以随意呢? 第二，我们需要对6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相应的思想理论脉络做深层次的梳理。现在思想理论状况可谓“官方乱管，民间乱说”。原因之一是我们经过了太多的折腾，每次折腾，都会就事论事、实用主义乃至强词夺理地编出一套话语。它们不但没有理论穿透力，反而遮蔽和扭曲了历史与现实，使我们迷失在话语的丛林中找不到出路。要寻求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我们有必要用全新的解释框架梳理我们的历史，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可能比较“另类”。我认为，老一辈革命家建立的、被称为“社会主义”或“计划体制”的那套制度，是以官僚权力做媒介发展工业文明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准军事化极权化体系。从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实现国家意志，搞高歌猛进的大动作来说，它容易成功。但它致命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异化导致残酷的权力斗争与意识形态斗争;把人当作简单的工具，摧残人的尊严和权利;没有常规化和普遍化的效益模式，等等。为克服这种体制的弊端，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不但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打破了“资社二分”的魔咒，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遗憾的是我们终究没有挣脱宗法封建的梦魇。改经济不改特权体制，为手握大权的人们及其裙带关系提供了绝佳机会，使之既能将权力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又能以“稳定”为托词对付被剥夺者。结果，从社会问题到环境问题，都恶化到令人震惊的地步。“计划体制”有套深入人心的话语系统。改革开放虽然也有不少说法，虽然要求“换脑筋”，但同时又回避和遮蔽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计划体制时期的伤痛被遗忘，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却实实在在地摆在面前，于是，不满改革开放，眷恋“文革”的大众心理几乎不可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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