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界最主要问题是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李德顺：现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少了，很多人注意力放在弄项目、搞机构、抢名目上。现在时兴圈钱，圈人，最终是圈权，政治投机。

　　马俊峰：这个事也没办法。比如你要当院长，就得想名目弄些钱，给大家改善一下。说实话，这不是发展学术的路子。可往往被逼无奈，不这么做还真不行。

　　李延明：最近有些人鼓吹用组织方式处理认识分歧，对于不同观点不是用辩论的方法去解决，而是用组织方式、行政权力去解决。符合他那种观点的人就提到重要的岗位上掌权，不是他那种观点的就用种种手段加以排斥、压制和封杀。

　　杨学功：采取组织化手段，抓话语权。

　　张曙光：就是把你边缘化，压制你的话语权。

　　李德顺：这是“左”的那一套一贯的做法。“左”派的特点是迷信和迷恋权势。他们抢先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然后要求“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实际是要行政权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不守规则，不讲逻辑，甚至不顾人格。

　　李延明：为了得到权位可以不顾一切，这在某些人身上很明显。比如某人本来属于“新左派”，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把毛泽东捧到了天上，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那派的一个代表人物曾经亲口对我说：“马克思的话没有一句是对的。”我想，连希特勒、蒋介石的话都有对的部分，怎么马克思的话就没有一句对的了呢?变了环境以后，这个人一反常态地抛弃过去自己的观点，甚至批判自己赞成过的主张，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不要过去，也不要未来，只要眼前，只求现世利益。现在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俨然学术权威了。

　　杨学功：个别人无所谓，但要成为一种风气还是很可怕的。创新马克思主义需要克服这些障碍。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多元理解和创新发展

　　马俊峰：这恰恰说明多元化的局面改不了。已经多元化了，连马克思主义队伍内部也是多元的。我现在的看法是，这种多元恰恰是一种进步。别人能说，蒋庆也能说，这是一个进步，是吧?为什么不让人家说呢?人家就是那么认为的，彼此都有宣扬自己观点的权利。这个问题一定要区别清楚。现在多元化已经形成了，想把别人都灭掉恐怕也不可能。于是各派都努力想办法怎么把这个声音弄出来，让大家能了解，让传媒能重视，这样你的影响可能就大一点。极端派的人不是很多，但能量会大一些，话说得极端一些，等于是声音大一些，以图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其实他们自己也并不真心认为自己讲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能够站得住脚的。很明白这就是一种手段。

　　林存光：但有时候是这样，多元化你得有一个平衡的能力，维持在一个平衡度里。

　　李德顺：有些瞎忽悠的东西，是跟风冒出来的。就像到处弄智库。搞智库的本意，是想听听专家的真知灼见，所以强调说什么都行，提什么意见都行。这个本意是好的。但是没想到，一旦自上而下地做智库，效果可能就南辕北辙。我发现，学者们写的东西，哪个纳入智库报给上边，是管智库渠道的人在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路径依赖”。那么他们的水平是不是符合中央的要求?有的智库还有这样的评奖标准：是否得到领导批示和采纳。这样就会引导人们去揣摸领导意图，看上边眼色说话。可见智库掌握不好，反而会让那些投机的、吹牛拍马的、瞎忽悠的东西有机可乘。

　　马俊峰：最近我看了一篇邓晓芒写的东西。他是从霸权语言和语言霸权这个角度来看西方启蒙运动的，我觉得对于转变观念、理解多元化蛮有用的。过去我们接受的关于启蒙运动的观念，就是理性战胜了迷信，科学战胜了信仰，正确战胜了错误。这是有问题的。邓晓芒通过考证“启蒙”这个词，考证当时的实际，说当时的启蒙从整体上就是反对中世纪语言霸权，不能只有你宗教裁判所说一种观点，别人的不同观点就都是异端。其实好些启蒙思想家也信仰上帝，他们只是反对语言霸权，而且不是反对你的霸权，用我的霸权来代替，不是。他们要求的追求的，是大家都能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的权利。如果说非要找一个谁来评判，就应该找个法庭或者什么的，不能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我至少还有个申辩的地方。我们多年来形成的观念。在思想领域、价值观里，只有一种是正确的。我是对的，你跟我相反，你就是错误的。因为我正确，我就有权把你压下去，因为你是错误的。这种观念启蒙时期就批判了。

　　李德顺：所以说，真正的启蒙是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不是从你的框子里“启蒙”到我的框子里来。但有些人大讲特讲的“启蒙”却不是这个意思。

　　张曙光：中国开放三十多年了，再加上市场经济，包括多元化思想的多元化社会现象已经形成。这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事实了，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个事实，现在至少是缺少体制的包容，更不要说尊重了。只要你看伯林的《自由论》就会明白，必须坚持一个“消极自由”的理念。如果有积极自由却没有消极自由，多元化就可以被分成三六九等，可以被排斥，甚至封一些人的口。有些机构、有些学官，利用意识形态上一些矛盾的政策为自己和小团伙谋利益，搞思想垄断，利用权力把不同于自己见解的人边缘化，这是为了学术繁荣和发展真理吗?显然不是。如果领导们的意识或观念，都是据此来选择思想理论，那就非常成问题，尤其是在没有独立和强大的民间社会的情况下。

　　李延明：有些人有直接影响的渠道，正希望如此。

　　李德顺：所以我说，路径依赖往往把真正的好东西也给过滤掉了。

　　张曙光：大家都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处在多元理解和需要创新发展的时期。把一些明显过时的观点固化起来，并垄断为“只此一家”的真理，对现实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也是有害的。中国要发展，在学理上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文明有机的、批判性的融合，当然也要用中国传统文化来铺垫，与传统优秀的东西融合。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传统文化总要发挥它的“同化”或“顺应”的作用。但如果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把西方现代文明扔到一边甚至视为对立面，那么，真正受害的是谁?我认为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习近平总书记讲几个全面，理论上也要全面，不仅要把有价值的传统的思想文化继承下来，更要把现代的思想文化吸收进来。

　　李德顺：如今有那么多的“主义”成了旗号，而且都已经被污染了。所以我主张要“少插旗子多种树”。最好拿具体问题来谈，每个问题都要摆事实讲道理，讲得深一点。

　　张曙光：不是插旗子，是要有一个鲜明的东西把整个这一套涵括起来。

　　杨学功：我基本上赞同张曙光老师的分析。最近四、五年的时间，我很关注当前社会思潮，搜集的言论信息也很多，包括海内海外的。我也在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思潮”这门课。其实，现在这个思想多元化是一种历史的“回光返照”。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状况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轮回，又回到了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多元化局面。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根源。

　　历史的原因是，五四时期除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外，还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局面。但是经过现代革命运动以后，通过批判胡适把自由主义给打压下去了，通过批判梁漱溟把文化保守主义给打压下去了。于是，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到了海外，到了港台，大陆就变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

　　现实的根源是，改革开放是从反思文革的错误开始的，与之相伴随就必然有一连串理论的反思，包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等。然后随着社会本身现实的各种力量的分化，到了90年代以后，大陆思想界多元化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形成。如果再算早一点的话，实际上80年代末期思想多元化就已经展露端倪。大概1995年以后，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公开亮相。这样算下来，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已经有差不多二十来年了，现在的局面是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态势的进一步尖锐化。

　　在这个话语对阵和交锋里面，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相对说来比较弱，基本处在一个半失语甚至是全失语的状态。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发声，但他们讲的与现实往往对不上，没有很强的关联性。占据主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以固守某些原则为己任，由于它的不思创新，与现实生活脱节，即使是一些真诚的学者，也基本上处于无人喝彩的半失语状态;而一些企图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由于体制的冷漠甚至压制，也没有影响全局的话语力量。其他的“主义”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的所有思潮之争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每一种思潮都有自己的现实关切，每一种话语都有它的中国梦，每一种思潮背后都有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不是说不要谈“主义”，现在恰恰要把“主义”谈清楚。因为每一种主义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案，都希望它被上升为国策，被执政者所采纳。有些是投机的，有些是非常真诚的。如果拿做学问的学养和品德来讲，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并不优于儒家和自由主义者，有的人品是最差的。

　　张曙光：有很差的，大部分是思想平庸。

　　马俊峰：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吃这碗饭的人可能要比搞西方哲学的、搞儒学的多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平均学术水平可能不是很高。但说人品方面，各派中都有好的、真诚的，也有不好的、投机的。恐怕不能一概而论。

　　张曙光：我们这个队伍的知识结构也有问题，这个要注意。

　　杨学功：我接着说吧。既然思想多元化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形成，那就不能回避争论。因为主义的争论现在已经是一个现实，我们恰恰需要挑明这个争论，而且需要把争论进行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今天我们面对着一种意识形态的重新选择，或者说重新建构的任务。因为以前那套意识形态实际上与现实已经脱节了，原来意识形态的话语与中国当今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已经脱节了，必须有一种意识形态的重建。关键是怎样重建，哪一种方案是可行的，也是中国真正需要的。

　　张曙光：我插一句，对一种过时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要有明确的切割态度。

　　李德顺：对这一点要重视。以“文革”理论为代表的旧的意识形态，政治上已有文件定论，但理论上并没有切割干净，拖泥带水。

　　李延明：不是拖泥带水的问题，而是现在正在死灰复燃。

　　杨学功：对，这是一点，就是形成现在局面的大致背景和原因。

　　第二点，分析一下当前社会思潮的结构图谱。确实可以按照左中右来分，中西马也是一个比较简化的结构，有利于分析。但如果细分的话，不止是这几派，现在八派、九派、六派的说法都有。有一种八派的分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中间的话，右边就是两派，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左边包括了文化保守主义、老左派、新左派、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我个人认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主要还是属于民间思潮，是民间的一种情绪，理论化的色彩并不重。

　　这几种思潮，每一种诉求都有其拥趸，因为每一种诉求在中国当前社会的利益结构里面都有它的合法性。我认为，做出正确选择的关键是要把它们放在一个整体的结构里面，这样才能够把握到各种思潮的方位，而不是简单地用右派去反左派，用左派去反右派，或者站在中间把两边都打倒。

　　比如说，左派主要是两种，老左派和新左派。他们的诉求是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极端分化社会的反映，他们能够吸引民众和赢得人心的主要法码，就是主张公平优先，公平是一种更高的价值，优先于富强、民主、自由、法治和其他价值。当然，他们对公平的理解，特别是老左派的理解，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他们没有认识到，离开富强的基础，离开自由的前提，离开民主法治的保障，真正的公平是难以实现的。

　　儒家传统代表对德性、仁爱这些基本价值的守护。面对市场竞争的残酷和整个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老百姓对充满了温情和仁爱精神的社会秩序也有炽热的呼吁和呼唤。这是儒学复兴在民间的推动力。民族主义容易被绑架和利用。打着爱国的旗号很容易迷惑人。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感，具有自发的动员力量。但爱国主义各种各样，需要分辨。极端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一种破坏力量。

　　民粹主义就是痛恨官僚，反对所有的精英，把精英都妖魔化，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都用大V来污名化，所有的精英、所有的官都该杀，都是吸血鬼。民粹主义在民间很有市场。

　　自由主义在历史方位的判断上比左派更清晰，因为中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基本价值，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都是现代中国发展进步所必需的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尽管在对这些价值的理解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差别。

　　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欧洲特色”。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中引出来，希望以此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民主社会主义的诉求是以自由、民主为前提的公正，这是其与左派的差异所在。

　　除了以上八种思潮，还有人提到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一度活跃，当前又有某种复兴的迹象。不过我认为它主要是一种策术，并没有明确的价值诉求，因此暂时不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考量。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局面。当然，各派的内部差异也很大。在根本立场和取向上，我非常赞同小平同志的判断，对于当下中国来说，“左”仍然是主要危险，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坦率地说，任何一种左派思潮，一旦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都会葬送中国现代化事业，甚至把中华民族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以上是第二点。下面谈第三点。面对当前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缺乏同情理解，要做一个纯粹的与其他文化思潮无关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那我今天就没法做学问了。当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只要认真研究马克思的文献、思想，并不是没有东西可做。我最近几年所做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打通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当然和自由主义不一样，但自由主义恰恰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过去讲的革命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