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下的新帝国主义

当今的左派人士普遍认为，世界已进入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应当进化并穿上新颖的外衣，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中并不足为奇。19世纪90年代，当代的历史现实已经被普遍称作“新帝国主义”，以与大英帝国的早期殖民阶段相区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解释1875-1914年间的这种新帝国主义，这促使他们对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这其中，包括列宁、布哈林与罗莎·卢森堡等。

在当今的资本-帝国主义阶段，这些古典理论显然已不再直接适用。然而，这些早期先驱对于帝国主义形态的描绘，却为当今帝国主义进化的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

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关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挑战在于，完全捕捉古典描述深广度的同时，阐释当代全球经济的历史特殊性。这篇绪论认为，在21世纪，被称作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事实上是向全球垄断金融资本转变的历史产物。21世纪，帝国主义步入了一个崭新且发展更充分的阶段，这一阶段与商品及金融的全球化相关联。此外，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于美国顶尖外国政策战略家称之为“新三十年战争”的背景之下。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与依附理论

提出关于当今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列宁、布哈林与卢森堡等人在这一领域所留下的遗产作以检视，同时，我们也应对依附国的世界体系传统进行观照。

列宁、布哈林及卢森堡等人的帝国主义阐释中具有某种辩证的复杂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所采用的一系列分类中看出：（1）垄断资本/金融资本；（2）剩余垄断利润；（3）劳动的国际分工与资本的国际化；（4）列强对世界的瓜分；（5）民族国家成为其垄断公司获取全球利益的推动者；（6）资本家间的竞争；（7）货币与贸易战争；（8）殖民地、新殖民地与依附国；（9）经济危机与帝国主义扩张；（10）资本输出；（11）新市场的寻求；（12）关键原材料的争夺；（13）非资本主义地区的一体化；（14）国际薪资的不平等；（15）帝国主义中心的劳动贵族；（16）军国主义与战争；（17）国际霸权。

关于帝国主义的古典理论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列宁的相关理论。他主张“对帝国主义最简短的定义可能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古典理论是对国际不稳定的一种回应，这一不稳定以英国作为世界经济霸权力量的消退及其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兴起为标志，导致了接下来一战与二战的争夺。列宁的理论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各世界强国争夺地理政治霸权的假说上。而独立国家，虽然依然保持独立，却被视为强国的从属，在大帝国间发挥着中间角色的作用。列宁认为，对世界经济霸权的争夺是民族国家政治冲突及由其垄断公司所推动的全球经济瓜分的历史产物。

广泛的依附理论传统在一战后迅速出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为其提供了大致框架。然而依附理论的真正基础是由共产国际在1920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首次提出的。列宁在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草议》以及共产国际的“补充命题”显示，在殖民地获得的超级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支柱……由于帝国主义防止殖民地工业发展的政策，因此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一直到最近才出现。为了给帝国主义国家的集中工业让出商品销售市场，本土的手工业被摧毁——所以，大量人口被强制进行粮食和原材料生产，用以向国外出口……外国支配势力阻碍了各种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此，将其推翻是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

这一理论后来由毛泽东进一步叙述，指出“殖民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将剩余价值转移至大都市，并阻碍其生产力发展”。二战后，类似的第三世界观点有了进一步发展，如1955年的万隆会议、1957年保罗·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萨米尔·阿明1957年的论文（即后来的《世界规模的积累》），等等。

20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与依附视野相联系，指向进行社会革命与脱离垄断资本主义所强加的“不平等交换”的帝国主义“价值规律”的需要。整个分析与连续的殖民地革命浪潮有机联结。阿明强调，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第三世界的经济已经脱节了几个世纪，因此，其经济发展的自力更生或自我中心有极大障碍。

20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分析主要集中在巨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上，这一点是由巴兰和斯威齐所开创的他们注意到：“外国投资，是一种将国外产生的剩余价值转移到投资国的有效手段。”这在1969年哈利·马格多夫的开创性著作《帝国主义时代》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他指出，在美国对边缘地区的直接投资中，回流资金大约是国外花费的三倍。

马格多夫在整合各种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利用单独的历史系统整合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贡献、依附分析、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评以及对跨国公司的研究。

左派与皇帝的新装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卓越成功在于其能够抓住并整合以下现象：（1）垄断资本的作用；（2）资本主义间的竞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3）作为稳定/破坏力量的国际霸权；（4）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阻碍；（5）对边缘地区经济剩余的抽取；（6）经常性军事干涉；（7）体系中央劳动贵族的出现；（8）不发达国家中与外资结盟的中坚力量的兴起；（9）边缘地区的全球性革命浪潮。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现象中很多看起来已有所减弱，或者呈现出新的形式。在新的全球化、跨国性现实面前，资本主义间的竞争看起来似乎已成为历史。部分新兴经济体证明了，在一段时期以内，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虽然极少是真正基于国内市场的自力更生或自我中心的发展。美国及其联盟的军事干涉经常被错误认为是全球化证明、反恐力量及人道主义。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为进入世界市场的重新整合，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似乎遥不可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重申其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导建立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提出有关之前美国霸权衰退的问题。这一切的结果便是，对继承自古典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帝国主义理论框架抛出质疑。这在近年催生了一系列代替古典理论的理论体系，如后现代帝国、超级帝国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中“新帝国主义”与“新政帝国主义”。

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提出了一种后现代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帝国主义已被一种无定形的新的实体即“帝国”所取代。帝国被描述成一个没有界限的海洋，一个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美国宪政所推动的没有国家的主权。它缺乏集权，并且不占有任何地域，但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资本主义逻辑。

“超级帝国主义”最初是在20世纪七十年代由欧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的，他在其中提出了一种全球水平上政治自治的可能性，允许一个超级帝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优势。这一理论的提出者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植根于“美帝国”，而并非是无国家主权的帝国。

以威廉·罗宾森与莱斯利·斯克莱尔为首，所主张的“超帝国主义”观点认为，当今世界被跨国资本所统治，包括“跨国国家”和“跨国资产阶级”。罗宾写道：“全球化废弃了将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组织原则的做法。”

哈维的《新帝国主义》认为全球的政治经济为当今处于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帝国主义”，更确切地说是“新政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政策选择。其论点核心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将其看作重组世界经济和社会存在的力量，以使其作为一个整体适应资本放松管制之后的商品化与私有化的终结。

垄断金融资本下的帝国主义

在当今时代，关于帝国主义阐释更为现实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一方面借鉴古典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参数，同时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将资本积累作为中心的必要性。关键性事实即，近几十年，制造业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然而，尽管工业从构造上转移到了边缘地区，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基本现实依然在大多情况下持续存在。

2014年，《经济学人》杂志声称，本世纪最初十年，除中国外的新兴经济体都赶上了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富裕国家，这是“一种异象”。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表面上命运的逆转这十年来被广泛认为是由于其所创造的巨大收益，然而，其真实原因可以追溯至(除了巨大的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 跨国公司工业生产外包的增长——旨在利用世界经济，尤其是劳动方面的不平等。这在金融圈被称为“外包”的劳动力成本、“全球劳动力套利”、“廉价劳动力套利”或仅仅称之为低成本国家战略。

边缘地区污垢工资的背后是整个帝国主义历史和2011年全球潜在劳动力约24亿人，而实际劳动力只有14亿人的事实。正是这种全球潜在劳动力——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但在发达国家也有所增长——压低了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劳动收入，使得边缘地区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全球劳动力的平均价值。

低成本国家战略对于工业制成品的组装阶段尤为重要，因为组装阶段大多属于劳动密集阶段。中国通过跨国公司出口的大多数产品均属于组装产品，这是由于主要的产品部件已在其他地方制造出来，输入中国进行最后组装，而中国工厂严重依赖于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组装产品。组装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核心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中国拥有针对此类商品不断扩大的内部市场）。中国企业从这些出口上可以分得一杯羹，但最大的赢家是跨国公司。

作为跨国公司利用边缘地区廉价劳动力这一总体趋势的表现，跨国公司对以下领域的产品外包越来越普遍：玩具和体育、客户电子业务、汽车零部件、鞋类和服装等。跨国公司从中获得的剩余价值是巨大的，然而这部分巨大的利润却被归因于富裕进口国的“增值”活动（营销、分销、公司工资），从而遭到掩盖，并被从直接生产成本中移除。

帝国主义还包括资源的争夺，尤其是战略能源，如碳氢化合物，并且扩展到所有的关键矿物质，以及至关重要的种质资源、食物、森林、土地和水。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环境极限显示了控制发展中国家资源的需要。

在经济上，通过购买全球劳动力和日益稀缺的原材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垄断租金，进而获取低成本的竞争地位，这推动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的外向运动。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个人垄断企业生产成本的巨大节约，产生更加广阔的利润空间，再加上传统形式的贡品，导致帝国租金不断向体系中心流入。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租金仍然留在边缘地区，但这更多是为了支付当地统治阶级在全球化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停滞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晰。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投资机会的减少，公司为保持并扩大其日益增长的经济盈余，他们将大量盈余投入金融体系，从证券中快速获得收益。集中的增加(“并购”)伴随着新的债务，证券化代表着已经存在的抵押贷款和消费者债务所带来的收益流，新的债务堆积在旧的债务之上，新的负债和股权使得未来潜在的垄断收入如专利、版权和其他知识产权资本化。

这种经济的金融化产生了三个主要影响。首先，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以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为特征，这创建了一个更加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其次，金融化过程成为了全球商品化深化和扩大的主要基础。再次，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脆弱性的巨大增长。

面对世界越来越多的劳动阶层，在核心国家，与生产全球化及帝国主义租金系统化相联系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阶段产生了金融寡头和向王朝财富（dynastic wealth）的回归。核心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如今被称作全球食利者，他们依靠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增长与其进一步的集中而存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巨大的垄断企业本身。主要通过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和金融市场的核心，全球500强私人企业汇集了相当于全球收入30%的收益。欧内斯托·斯克里帕提尼强调：“巨型跨国公司分散生产却集中控制……由此，外国直接投资的扩张过程涉及利润由不发达向发达、由边远地区向跨国资本的帝国主义权力中心持续流动的过程。”

当前，帝国主义系统崩溃的威胁随处可见，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霸权正连同其经济霸权一并消退。美国不断通过七国集团和北约建立其新的统治力量，力图在崛起的中国、复兴的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和以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为根基的全球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威胁其统治的情形下，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维护资本主义核心的旧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动荡”在当今世界随处可见，如美国在中东和北非的作为、基地组织、美国和中国针对南海和非洲问题矛盾的不断升级、俄罗斯作为世界力量一极的回归，等等。伊斯特万·梅扎罗斯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帝国主义潜在的致命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左派人士的责任是面对，用列宁的话说，“矛盾、冲突与动乱——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民族等方面”——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们的时代。这意味着要自下而上地展开更加无畏的全球运动，因为下层是撕下帝国主义伪装外衣的关键挑战所在，也被当做当前时代资本主义的全部根基。并且，这一运动要以建立起由生产者联盟所控制的更为公平、平等、安定并不断随着社会而变化的秩序为目标。

（杨丹编译，原文链接：http://monthlyreview.org/2015/07/01/the-new-imperialism-of-globalized-monopoly-finance-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