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左向前同志的文章 ——也谈如何进行理性争论 郭松民同志的《关于“文革造反派”的几个问题》发表后，引起争论，左向前同志对郭松民文章发表了评论，又引起更深层次的争论。本人已经发表评论，赞扬左向前同志的文章，认为“这种优秀风格的文章在左派论坛上真真是凤毛麟角”。随后看到一些同志对左向前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于是我又一次阅读左向前同志的文章，现在详细地谈谈对左向前同志文章的看法。 一 这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 远在郭松民同志的文章之前很久很久，其实就是在文革进行时，对“造反派”的评价问题就已经存在，而且肯定和否定的对立观点当时就很激烈。尤其是在毛主席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给予严厉批评后，否定评价越来越占上风。这绝不是像有的同志套搬当年评价湖南农民运动那么简单，那时的阶级界限和党内路线界限非常清晰，每一句话都能清晰地反映出说话人的立场。这是因为当时的阶级斗争是几千年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总部爆发，“好得很”与“糟得很”不用问就知道是哪个阶级的话。而对于文革造反派的评价，就是毛主席也是前后不同的。毛主席说，原来想从他们（指五大领袖等人）中选拔一些人，现在看来不行（大意）。以至于后来说，青年人要选好的，但不能要蒯大富、聂元梓（大意）。可见毛主席对五大领袖的失望，不仅如此，他们还都受到审查，当时的结论就是否定面占上风。所以对文革造反派的评价，尤其是对造反派头头的评价一直是臧否悬殊天上地下，各个阶级，各个派别，无法达到比较一致的结论。这个问题就如对“四人帮”评价一样，是文革历史问题中最难的问题，恐怕再有几十年才能形成多数人大致一致的结论。而且现在和以后，一遇群众革命问题，一遇革命策略问题，这两个问题就还会重复翻腾出来，尤其在革命初起阶段。所以在当前的左派范围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毋宁说是革命高潮即将兴起的征兆，其实是一件好事。至于各个群体的意见的分歧本身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各方面对历史事件的评论的成熟程度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预示着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革命派的成熟程度和将要实施的战略和策略的模式，也提前就决定了他们在将来革命中的成败走向。现在正沉于争论兴奋中的左派同志，恐怕没有几个人是从这个角度看待当前对造反派问题争论的意义的，而是多数陷入情绪化和宗派化。历史是可能重复的，所以现在就可以断论，如果在大革命爆发前，左派的多数人不能改变现在争论中的风格，不能历史的辩证的对待文革造反派的功过问题，那么即将到来的大革命一定是一场失败的大革命，这绝非耸人听闻，因为历史已经有前辙。所以在这个时候，与其爱听软洋洋的赞歌，不如多听听刺耳的难听话。 二 左向前同志文章的对象是什么？ 左向前同志文章（以下简称《左文》）的标题是《应当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此标题没有主语，没有点名“谁”应当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副标题是《兼谈造反派中的“领袖”与群众》，这是左文的议论的重点。 左文说到：“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应该承认，郭松民同志指出的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完全不须回避、掩饰，甚至为尊者讳。”左向前同志没有隐蔽自己的明确态度，在这一点上，他肯定了郭文指出的问题的客观性，但尚未涉及郭文的方式的正确性。但是有的人一看到左文肯定郭文指出的问题的客观性，就火冒三丈。 往下再看，左文写到，“但我也想说，不管郭松民同志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上却在指出问题提出批评的同时，犯了一个形而上的错误。那就是，局部与整体，少数与多数，“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说，左文严肃指出郭文在“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形而上的错误，认为不应将造反派少数头头（领袖）的缺点错误与广大造反派混同起来，后文又指出在文革当时广大造反派群众是抵制“领袖”的极左行为的。左文的意思是说郭松民“应当相信大多数”，只不过左文没有使用某些人那种尖刻讽刺挖苦的文风，但有些批评左文的人，却说左文不懂辩证法，没有重点，没有分清责任，是好好先生，根本就没有看懂左文的风格。 三 对当前左派队伍中不良现象的诚恳批评 左文随后以古鉴今，指出文革造反派“精英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须认识到一部分造反派领袖在思想上的缺陷”，同时指出现在左派中某些人就存在着文革造反派“精英分子”一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正式这种严肃的批评，激怒了现在左派中某些“精英分子”的脆弱神经，暴跳如雷。 往下，左文指出“绝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就是在文革当时也是能够认识、抵制和反对一些造反派领袖们所犯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的，更不要说今天了。”紧接着不点名地批评郭文的错误——“我们怎么能把个别“领袖”犯的错误让群众来承担责任呢？”这就是左文题目中的“应当相信大多数”的主语——郭松民，批评郭文认为造反派是文革失败的主要责任者。 再往下，左文批评那位在武光追思会上质问郭松民的左派，批评此人不能全面评价乌有之乡的功过，批评此人“把乌有之乡后来站在金字塔尖上坚持“保党救国”错误理论的那几个“旗手”当作了全部”，“不相信乌有之乡的大部分群众是愿意革命并终归要革命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群众，相信群众中的绝大多数。而不能将一面旗帜下的所有人都一棍子打死。”这就点名了文章的主题——“应当相信大多数，依靠大多数”。毫无疑问，左文这里是批评像这位左派一样极端的那些左派。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批评难道不对吗？ 到此，应该说左向前同志的观点是很明确的，批评郭文形而上学的偏激，也批评现在某些人的同样形而上学的偏激，尤其是他明确人为“保党救国”是错误理论。怎么说左文是各打五十大板不分轻重呢？ 四 左文对郭文错误原因的分析 左文的闪亮之处正在于对郭文错误原因的分析，他提出一个严肃问题—— “那么，郭松民同志在总结造反派存在的问题时，为什么会模糊甚至不加区分个别“领袖”与大部分造反派群众，在信中历数造反派的各种严重错误之后，仅以“文革造反派当中也有不少优秀同志”这一句话就将大部分群众轻轻省略呢？是他故意在以点概面，以偏盖全？还是像有些同志理解的那样，是他在受到某些造反派同志苛责下激愤之语而难免表述不够准确？我认为都不是。”左文否认郭松民同志“故意在以点概面，以偏盖全”，也否认他是“激愤之语”。 左文不是像一些人斥责郭松民同志是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手法。 那么郭松民的错误产生的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左文认为郭松民“更多的更直接的当属来自于方方面面的造反派“领袖”，“郭松民等处于一个类似造反派“精英群体”包围之下”，“一提起造反派队伍，脑子里立刻反映出几张特定的造反派领袖的面孔，并把这一部分人的印记烙在整个造反派队伍身上，也就毫不奇怪了”。也就是说左向前同志认为郭松民同志没有接触广大的造反派普通群众，形成认识狭窄的局限性。 他随后举出了三个老造反派听了郭松民的激烈批评后的反应，这三个老造反派恰恰“并未一触即怒、抵触反感，而是一致认为造反派当中确实存在郭松民同志指出的一些问题，造反派应该反省错误吸取教训，“有些领袖们是该刺一刺了””。然后他劝告郭松民：“希望郭松民同志能听到普通造反派群众的声音，大部分造反派群众是愿意，并且也一直在和少数“造反派领袖”的错误作斗争的。我真诚地希望郭松民同志能够有机会接触了解一下造反派的群众，只有深入了解了群众，才能客观对待造反派队伍，客观研究总结文革问题。” 至此，左文对郭文的评论总体完成了，我们看看，左文的评论是不是历史的辩证的呢？是否是客观公正的呢？对郭松民和清源是各打五十大板吗？能够认定为“确是一种调和主义或折中主义，也是一种修正主义思辨逻辑”的吗？尤其是左文的批评风格是不是与人为善的呢？这样优良的风格的文章在左派论坛上难道不是凤毛麟角吗？ 五 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左文放开眼界探索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在文革中，“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整体来执掌政权的能力，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就训练提高到了足以抗衡代表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小资产阶级势力的程度的时候，毛主席逝世，原本看似平衡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天平立刻倾覆。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因其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先天不足，他们的很多权力都是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所赋予的，而并非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依靠自己争取到的”。 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分析文革失败原因的最深刻的一种思路。还有一位青山网友的另一种说法是，在毛泽东时代人民是“被动解放的”，不是自己自觉解放的。 对于左向前和青山二位同志的见解我完全赞同，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并没有自觉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没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对文革的真正意义并没有真理性的理解，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毛主席的万寿无疆上，也就是说远没有达到高度精神解放的程度，“皇民思想”的感恩主义仍然是绝大多人们的精神王国主宰，即没有达到《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因此当大救星毛主席逝世后便失去了方向，失去对真理的判断力，被冒充毛主席接班人的骗子华国锋欺蒙（被骗的人之中包括我本人），文革只能归于失败。 但是我们要问，毛主席是历来主张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自觉的千百万接班人队伍呢？左文中提出几个方面的原因，都很正确。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等级授职制的一党执政特权制度的弊端，严重压制了人民主权的回归，扭曲了毛泽东主义的真理贯彻的道路，将真理神秘化图腾化迷信化。为什么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就是因为是毛主席说的；因为是毛主席说的，所以就是真理。这样的一种同义反复，对真理远未达到真理性理解。“有毛主席在，我们就有一切。”成为人们的精神护符，但“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就要丧失一切！”这个极度恐惧的阴影谁也不敢说出来。（当年本人一触及这个问题，马上就命令自己不要去想，要相信毛主席是健康长寿的。）所以一听到毛主席逝世，人们嚎啕大哭：“没有毛主席了，我们怎么活啊？”现在看来当时不将毛主席健康状况向人民及早公布，不是一个好主意。执政党特权制度与巴黎公社大民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执政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封建社会主义执政党特权制度的大框架下，人民永远不能解彻底脱精神奴隶主义枷锁，永远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不能成为自觉的真理战士。毛主席早就说：”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你们就造反，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但是我们当时都蒙了向了，本人也参加欢呼打倒”四人帮“的游行，现在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大的耻辱。我认为，与其严厉地斥责郭松民、左向前，不如深深地挖挖自己的灵魂吧！ 有的人对左向前同志的文章百般挑剔，歪曲穿凿，只能说是鄙陋浅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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