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哲学家们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在数百年前的名句。知识分子如何改变世界？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老师在对新工人网络社会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地实践这一点，他的专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出版于2013年，他不仅研究在网络社会中的中国新工人，也关注这一新兴的阶级如何运用网络这一新生事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联合，甚至反抗。
邱林川在内地出版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以珠三角为基点，梳理了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信息中下层”的新媒体使用状况。这一“阶层”范围极为宽广，几乎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邱林川认为，这个庞杂而巨大的群体在主流媒体上长期失语，他希望能重新审视其在信息时代可能具有的价值。
实际上，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仅打工群体，2012年的总量已达26261万人。在舆论场中，他们就像一股巨大的暗流，偶尔溅起水花。
对邱林川来说，劳工研究，不仅是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未来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他关注信息时代人与媒体工具的关系，关心在手机、网络、一个个ID背后的那一个个人，他们究竟在想什么？他们到底是谁？而在手机、网络使用高度普及的时下，中国的“数字鸿沟”真的是平的吗？
信息失衡与反抗
结束了3个月在南中国的田野考察，邱林川回到美国。2005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信息中下阶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邱林川试图对这个群体进行定义。
“所谓的信息中下阶层，更多讲的是社会经济地位。”邱林川解释道，这个阶层并没有单独的政治或文化的独立性，但是他们的经济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声望都是偏下的，但又不是最底层的，毕竟他们还有收入，能够勉强养活自己。在邱林川看来，除了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之外，包括拿劳保的下岗群体、贫困大学生、领微薄退休金的老年人，都属于这个阶层。
“不至于饿死，但由于各种限制，他们也无法过有尊严的生活。”邱林川说，跟西方的“沙漏型”社会不同，中国现时的社会结构更像是一个“鸭梨”，两头小，中间大。中间这些人，逐渐成为邱林川的研究主体。
“在珠三角，这些人可能上不了网，但连手机都不用的人是非常少的。绝大部分人都以各种方式进入信息社会，也正是他们，成为中国城市信息社会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我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邱林川说。
2004年，邱林川选择到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也开始了在珠三角长期调研的过程。
从网吧、小灵通、预付卡、手机、长话吧入手，邱林川将研究集中在“信息中下阶层”使用新媒体的情况，以及其带来的影响上。
“过去10年，信息技术虽然普及越来越广，但对于工人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反复的波折。”邱林川提到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那场烧死25个人的大火震惊全国，也让网吧业进入了被整顿的寒冬。
“当时大部分工人上网，网吧几乎是唯一的途径，虽然各地整治的力度各有不同，但负面影响还是非常大。”邱林川注意到，手机运营商有时也存在商业歧视的行为，比如早期，他们在铺网络时会故意不让信号覆盖城中村，或者让城中村里的信号很差，以达到让“高素质”客户在用户群中比例更高的目的。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同其他阶层相比，在使用新媒体上，工人就一定处于劣势。”邱林川说，某种程度上，中下阶层可能更活跃，创新性也更强。
他提到2004年12月的友利电抗争事件。友利电是一家日资企业，主要生产无绳电话和对讲机。“2004年12月9日，有电子邮箱的友利电员工都收到一封邮件，大意是不满足他们包括提高薪水在内的15项要求，他们就罢工。最后罢工持续了一周时间，参与人数高达1.6万人。”邱林川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友利电工人每天还在网吧用博客播报罢工进展，甚至还引起《纽约时报》报道。
“这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划时代的一件事。”邱林川兴奋地说，要知道，直到2005年才开通VIP博客，而其他阶层大规模使用网络维权都要到2006年了。但他也提到，2007年，友利电工人曾再次抗争，但日方老板吸取教训，不再允许他们去网吧，博客也被强制关闭，最后被强行打压。
“如果从‘精英’阶层角度来看，可能觉得工人权力小，不被人尊重；但从工人自己角度来看，他们不关心奢侈品广告，也不需要追星，可能包袱会更轻一些。”
“某种程度上，它也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信息社会发展，特别是手机硬件发展的全球体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也不光体现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亚非拉，毕竟他们提供了这种别人能够支付得起的手机。”
邱林川的这些言论，毫无疑问，会颠覆大多数人对于打工者使用新媒体的想象。邱将其原因大多归结为大众媒体的不作为。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它也呼应了卡斯特提到的“全球联系但地方分隔”———城市白领们刷微博，对大洋彼岸的时装周、美国大选津津乐道，而甚至不知道自己家附近的城中村在发生什么。
“我们习惯用硅谷的标准来衡量，觉得不入流。但当你真正融入其中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套价值体系，有自己的一套更接地气的信息系统，有一种空间气味是确确实实在中国这块土壤上扎根发芽长出来的，比那些西方的东西，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像盲人摸象般地硬套要有意思多了”。邱林川说。
从网络到现实
“网上再有用，那也只是补充，最关键还是网下。”
中下阶层不仅使用互联网和手机，他们更在其中承载自己的生活。而邱林川在针对新媒体使用采样调研后，也逐渐进入更社会学的研究视野。
“应该说，在微博平台上，2010年是个高峰，当时出现了本田罢工，加上之前富士康数连跳也使得社会对工人议题的关注度不断升温。”邱林川说，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总工会的“中工网”尺度较宽，工人在“中工网”共享照片，使影响扩大。
但后来，随着网络限制越来越多，维权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平台越来越多，但如果跟2004年友利电工人使用博客抗争，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相比，现在能达到的功效弱太多了。”邱林川说。
事实上，现在邱林川也有些怀疑，在微博这类平台上，获得大量关注之后，对于问题的解决，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仍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智能手机的发展，制造了无数微博，产生出海量信息。”邱林川说，在这个网络舆论场中，同“精英”阶层相比，工人的时间少，完全没办法去发大量信息；此外微博呈现碎片化，很多问题都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而与此相对的是，对这类维权信息，往往又监管得最严。
邱林川印象中，通过微博发声而获得较大关注的，要数2011年对富士康工人田玉的救助。田玉2010年跳楼导致下肢瘫痪，当时她拒绝了别人的救助，回家跟家人一起手工编织拖鞋，希望能以此养活自己。这个事情在微博上转了以后，姚晨、宁财神、闾丘露薇等名人转发，田玉编的拖鞋很快卖光了。但很快，这件事情就被人们淡忘了，现在还有不少拖鞋积压在邱林川的办公室里。
邱林川发现，不少工人微博过去经常会@各种名人，但现在也极少会再@了，一来，名人们不会帮忙转，二来，即便转发也没法解决问题。
“网上再有用，那也只是补充，最关键还是网下。”邱林川提到了传播研究理论中的“依赖论”：对于发展中人群，包括中下阶层，长期帮他解决一点小问题，很容易使他们的自信心独立性丧失。所以关键在于培养个人自信心和阶级主体性。
不过，邱林川慢慢也发现了一些新苗头。“大部分工人根本不理解自己的状况，住在城中村还以为自己是大老板，对外也没有特征性”。但是当他们的宿舍、兴趣小组、政府公会、公益组织，开始和周围的工人发生连接时，哪怕很小的事，也意义非常。
邱林川提到他一个女工朋友在厂里最近遇到的一件事。
5人一间的女工宿舍，一般只有一个电源插头。随着使用手机的女工越来越多，根本满足不了那么多人充电的需求，于是老板在每层弄了一个充电房，有几百个插口。但这样的话，就经常出现电池丢失的情况，丢一块电池可能是他几天的劳动工资，这时候邱的朋友发动大家写联名信，胆战心惊的要求在充电房加配保安。结果没想到最终谈判成功了。
“我们现在聊起新媒体，总是想到微博、微信、段子，但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反而更贴近现实，对中国的信息社会是有示范效应的。”邱林川说。
事实上，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邱林川的身份也开始有所变化，他从一个理应仅是客观观察，主要工作是派发问卷调查的学者，有时也转变成了一个公益组织的行动者。
“工伤医院一般是四层或者五层楼，99%都是工殇工人，一般是电子制造相关产业。第一次去真让人有点害怕，到处是福尔马林的味道。大热天，有人手（却）贴在肚子上，这样才能让肚子上长块皮。”
这次拜访对邱林川的冲击非常大，“工殇工人实在是承受了太多中国现代化带来的殇”。2004年的数据，仅珠三角一年就有4万根手指被切掉或者碾碎。邱林川希望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实际事情，“我们光用抽离的客观事实不够，这只是一个逗号。劳工研究，不仅是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未来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
“现在很多关于工人的研究，觉得好像最重要的应该是研究人在网上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这是非常单向度的。我觉得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同机器和技术有某种关系。”邱林川说，这种特殊关系，使工人们面临不一样的社会生产状态，在里面，既有他们的革命性、创造性，他们的幽默和苦难，同时也有他们的爆发，“它可能是一首诗、一个视频、一次聚会”。
从2002年开始，工友之家在全国各地出现，像“城边村”这类打工者网站也是层出不穷。同样在2002年，北京新工人艺术团成立。他们以“用歌声呐喊，为文艺维权，为打工者唱歌为口号”，前后发行了5张原创歌曲专辑，以及两部原创戏剧，同时连续举办了数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