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市场近期发生的几个重大变化

【破土编者按】最近，关于中国将不再是世界工厂的讨论不断涌现，又有声音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实际上就是廉价青壮年劳动力优势）不再突出。产线转移到东亚、东南亚国家，中国工人将大量失业。本文正是对这点进行讨论，作者可以用扎实的数据告诉你：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呈现清晰的供不应求，青壮年数量已逐渐降低，农民工老年化趋势开始呈现，一直被青睐的女工数量减少，男工数量激增。面对这样的现状，对于养老保险的呼唤就愈发强烈，工人的反抗力量也在激增。近年来，几起大规模的关于社保的工人罢工事件也反应了这个现象。中国工人的力量的崛起，翘首以待。

2010年起,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同比增速持续下滑。据日前国家人社部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这一增速仅为1%。在更大范围内,2012年,我国15-59岁人口数量在长时期内首次下降,同比减少345万人,这一减少幅度在2014年为371万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起变化。

但这种变化具体是什么呢?进入新世纪,关于用工荒/人口拐点/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上涨等的争论层出不穷,很大程度上在普及中国劳动力市场某些真相的同时,掩盖了另一些真相。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总结中国劳动力市场近期的几个基础性变化,尤其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群体——的重大变化,并初步讨论这些变化的意涵。

1、快速了解中国劳动者群体

2、变化一：从供过于求到供不应求

劳动力数量在减少，但这种减少意味着什么需要与劳动力需求相比才能知晓。有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参与率的估算预测了劳动力的供给，根据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估算预测了劳动力的需求，并基于此提出了2010-2050年间中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估测，如图表1（齐明珠，2010[1]），从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和总需求均呈下降趋势，且在总和生育率（TFR）设定为1.6和1.8时，劳动力供给相对于需求的缺口在不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整体性的供不应求中，供求尤为失衡的是需求技能较低的服务人员和简单体力劳动人员，而这类人员一般是农民工。图表2显示了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九大城市供求缺口最大的前三个职业及其供求倍数。

图表2：全国九大城市供求缺口最大的前三职业及其供求倍数（2014年第三季度）

3、变化二：大龄化、已婚化和新生代

农民工的相对稀缺化已经引发广泛关注，这种变化与中国整体人口结构变化有关。而这种整体性的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其他后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中极为重要的是农民工的大龄化和已婚化。

图表3显示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进入20岁年龄组和进入25岁年龄组人口数量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而这部分人口正是“世界工厂”最青睐的用工人口，同时35岁以上年龄组人口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张车伟，2011[2]）。

图表3：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1990-2020年）

作为结果，图表4显示中国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2008-2014年间，16-20岁组、21-30岁组和31-40岁组比例均在下降中，同时41岁以上农民工比重不断上升，由此可得中国农民工群体存在显著的大龄化甚至高龄化趋势。

图表 4：中国农民工年龄构成（2008-2014年）

与农民工大龄化相关的是农民工的已婚化。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已经普遍进入适婚年龄，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结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农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仅为1.6%。

另一个与年龄相关的变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占中国农民工总量的46.6%，占外出农民工（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总量的约65.1%。

4、变化三：男性化

从图表5中可以看出，2003-2013期间，中国人口总体上男性多于女性，在目前工厂招工青睐的16-40岁年龄组人口中，从2003年到2013年也存在着明显的男性化趋势，且年龄越低这种趋势越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在全部外出农民工中，女性的比例为34.9%；2011、2012和2014年，女性农民工分别占到全部农民工的34.1%、33.6%和33%。

图表5：中国人口分年龄组性别比变化情况（女=100）（2003-2013年）

5、变化四：半无产阶级化加深

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劳动者的“双重自由”：一是人身自由，从而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缔结合约出卖劳动力；二是“自由得一无所有”，即不占有生产资料。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在老家保留着一小块土地，这块土地提供了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部分商品，其子女也多留在老家。因此农民工处于一种典型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 。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如图表6所示：1990-2012年间，中国农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呈现持续的上扬趋势，数值上从1990年的约20%增加到2012年的约44%；与此同时，家庭经营性收入呈稳步下跌趋势，数值上从1990年的约76%降低到2012年的约45%。同时，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0-17岁流动儿童在2005-2010年间增加了41.37%，在2010年达到3581万，同期留守儿童只增加了4.13%。另有研究表明，2010年所有迁移人口中，迁入到户主与配偶均为迁移人口的迁移家庭户(即纯外户)的比例为47.18 %，而1990年该数据仅为7.44% （周皓，2004[3]）。2014年，中国1.68亿外出农民工中，0.36亿是举家迁徙，占21.3%。

图表6：工资性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中国农村家庭纯收入中的比例（1990-2012年）

6、富士康：事情正在起变化

作为一个从1988年起开始在中国大陆办厂的制造企业，富士康员工群体的变化生动地折射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上述变化。

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掐尖”式（一般只要23岁以下的）招工不同，2012年7月，笔者到深圳观澜富士康应聘普工时得知普工年龄要求为16-35岁。2015年，网络上随处可见的富士康普工招募广告皆称：年龄要求，16-40岁之间。图表7展示了富士康员工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23岁以上的现在是主力军；绝大多数富士康员工都属于新生代农民工（2013年33岁以下），其中有三到四成员工属于90后。

图表7：富士康员工的年龄结构（2012-2013年）

富士康的男性化则来得更为急剧。从图表8中可以看出：2007年富士康女工占64.1%，男工占35.9%；随后女工比例平稳下降，到2013年二者的比例几乎完全倒转——男工占64.2%，女工占35.8%。

图表8：富士康员工的性别结构（2006-2013年）

7、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①预期：生活成本节节高

虽然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但是男性仍被认为承担着提供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重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工厂员工的大龄化、已婚化与男性化的交叠意味着，相对过去，更高比例的农民工需要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即使未婚，也需开始为建立家庭做出财务准备。而对于人到中年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已经需要考虑养老问题。

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加深意味着，土地能为农民工家庭提供的收入在不断降低，因此打工收入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不可替代的收入来源；同时农民工的再生产越来越趋向在城市进行，这意味着其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在显著提高。

②现实：农民工工资/职工工资比率节节低

然而，如图表9所示，1995年以来，中国农民工名义工资平稳上涨，到2013年平均约2600元/月。但这笔收入是否足够农民工家庭在城镇中体面生活呢？城镇职工收入提供了一个保守的参考值。总体上，农民工工资相对职工工资比率呈下降态势，到1997年左右农民工开始低于职工工资；后二者比率继续下降，到2007年降至谷底，该年度农民工工资仅为职工工资的51%，到2013年该数值回升到59.8%。这种情况表明，进入21世纪来，虽然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趋势愈发明显，其老家土地的经济价值愈发弱化，其在城镇的收入虽有提高，但并不足以替代土地收入比重下降留下的空白和城市生活成本上涨提出的新要求，更不用说为未来养老做好准备。另需要注意的是，农民工与职工工资比率未考虑二者享有的社会保障差异。考虑到城镇职工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当前的收入水平距离他们有能力在城镇体面生活必要的收入水平会有更为遥远的距离。这意味着，外界环境会促使农民工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提高待遇的愿望。

图表9：中国农民工月度名义工资及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比率（1995-2013年）

③新的抗争条件

面对一路走高的生活成本，切实提高待遇水平是诸多工人的愿望。与之前不同的是，当下的条件下，这种愿望更有可能会转化为实际行动。

年轻农民工的稀缺化有利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一定的谈判地位，使得他们的各种反抗都有了更大的空间，如工作不爽直接炒老板鱿鱼、集体反抗公司不公等。

作为在新的环境中成长和工作的一代人，新生代农民工绝不仅仅是相对年轻，其生活机会、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均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将对工厂管理产生深刻影响。男女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态度差异意味着劳动力的男性化将对传统工厂管理提出挑战。整体上，男性相对于女性对于工资福利有着更高的期望。男性工人的这种高期望与其相对女性的强反抗交织在一起，成倍放大了工厂员工男性化对传统工厂管理的挑战。

至此，本文粗略地勾勒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几个基础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农民工的基本意义。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因素将迫使中国工人发出越来越激烈的怒吼，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工人的诉求会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在这个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国度，先烈们已用血与火做出了勇敢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