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
1966年 7月25日 上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说：工作组)它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8月29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机关红卫兵已经组织起来了，你把它解散也不行，不要禁止，也不要提倡。军队本身就是红卫兵，不必另搞。工厂、农村，让他搞。对学校红卫兵不同的组织派别，不要忙于合。 10月1日 晚上，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 10月25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1967年 1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 1月21日 毛泽东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1月22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 1月26日 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 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1月28日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2月1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3月20日 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陕报》第一九四O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这份材料说：有人对军区支左提出八条意见，第七条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第八条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5月1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 5月29日 阅唐闻生、王海容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6月4日 阅汪东兴等六月三日关于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6月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 7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开会，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 “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 7月18日 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开会。毛泽东说： 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4]，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 7月21日-9月16日。一次，在看了上海“工总司”砸“联司”的纪录片后，毛泽东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9月9日 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 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9月16日 晨，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一家也分成两派。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获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 9月17日 晨，到达南昌。上午，在专列上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 9月18日 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谈到对群众运动的看法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大多数要教育。他们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9月20日 晨，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看到街上有很多宣传车，对随行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处理“百万雄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说：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 9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办。修改得很好。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是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1月22日 阅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反映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批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12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968年 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 2月11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说：云南训练班要来一千多人，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河北的办法还是开办训练班，地方两派、军队两派来几百人，到北京来开办训练班。有话不当面讲，又在后面挑，是两面派。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子女都不要参加派，要超脱。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河北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小，只几十个人，能办到的话，很好。 2月18日 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批示：“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说：“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毛泽东将其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这个紧急通知于本日发出。
4月14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同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批示：“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这篇稿子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于五月一日发表时，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7月27日 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 7月28日 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毛泽东一开始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2]（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等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谈到教育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文科要不要办，我看还是要办的。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最后还说：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 8月8日 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军管代表进学校不要急于表态，要他们联合。要一个一个研究怎么样表态，促成联合。要告诉他们，两派的小报不要对骂，不利于联合，红卫兵要和工农兵相结合。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谈到学生中的造反派及其头头的问题时说：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四大自由，我看现在什么自由都没有。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双方报纸互相骂，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又不能自由辩论，有什么自由？在本派内也没有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1]，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的事情，毛泽东说：这是个偶然事件，现在变成了政治事件。我没有见到芒果，我告诉汪东兴，我们不吃，送给工人宣传队。 8月19日 下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2]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内战这叫做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一事时，毛泽东说：你们要看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偶然性与必然性》，这篇文章强调了偶然性。有很多事都是偶然的。 同日 阅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载的一个材料《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批示：“康生、文元同志：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两派分歧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人党，就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机车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对此，毛泽东写批语：“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材料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对此，毛泽东写批语：“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 9月17日 下午，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总政要组织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加上军管，派工人宣传队不适宜。汇报到评比四好连队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没有打仗，只好按平时的情况来评比。打仗时部队究竟过不过硬，还要将来看，但从平时的作风也可以看出一些。打仗时不仅是连队的问题，还有上面的问题。下面靠勇敢，上面还有指挥问题。我们军队阶级基础好，都是劳动人民。国民党的兵也是劳动人民，我们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后打仗也打得很好。我们要注意阶级基础，但主要靠干部。汇报到解决徐州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解决徐州问题，你们把师以上干部找来谈一谈。先找军长、政委两人谈，然后再找军、师的干部谈一谈。叫他们两派要很好团结，军队、地方都是两派，群众也是两派。要找他们谈几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比较灵，一派是搞不好的。现在不搞两派团结怎么办？两派都要，丢掉哪一派都不行。汇报到部队调防问题时说：调动一下好。河南、湖南，把这里的司令调到那里当司令，本人高兴，群众也欢迎。要革命，到处都可以革，为何要在一个地方？老不动就是一个“大鸡窝”。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干部调动和任命事项：李作鹏、邱会作任副总参谋长；刘贤权任铁道兵政委；王辉球[2]任空军政委；罗元发[3]任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4]兼任国防科委副主任；萧思明[5]任新疆军区第二政委；李德生[6]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杨俊生[7]任二炮司令员。 10月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毛泽东说：......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我们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开会。毛泽东说：多中心论要讨论一下。一个学校是两派，两个中心，有的工厂也是一样。 10月13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 1969年 5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谈到军宣队、工宣队时，毛泽东说：军队里头也有派性，有些军宣队、工宣队不那么公平，没有很好地执行政策。军宣队不要在所驻单位包办代替，你是帮助人家，这一点要特别清醒。 6月28日 在长沙听取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黎原、华国锋汇报工作情况。汇报到他们正在狠抓团结工作，注意做好各派的群众工作时，毛泽东说：要教育团结大多数，各派关系解决不好，就不能把广大群众团结起来。路子走对了，就对了。 1970年 7月29日 下午五时，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由总参谋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黄永胜、邱会作在座。当吴振宇称赞中国经济和国防的成就时，毛泽东说：有一些成就，不那么巨大，还在努力。我们六七、六八这两年生产下降了些，武斗得厉害，一个工厂分两派，互相打呀。这一条，我们在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没有料到。怎么每个工厂都分两派呢？怎么动不动就打呢？去年一般没有打了，现在好了。有些是有坏人在那里挑拨。我们把这叫做全面内战 10月1日 上午十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斯诺夫妇，毛泽东说：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不赞成你的也就是他们，现在在外交部他们不当权了。 10月14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高潮结束了，有些工作还没有结束。清华大学就是两派武斗的一个学校。有一些人不算那么坏，他就叫作犯错误嘛。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去处罚什么人。 12月18日 上午九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一九六七年七月和八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人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一个是提了俘虏虐待（指武斗中的现象——编者注），我很不高兴的。 1971年 8月7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缅甸总理奈温，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一九六七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把英国代办处烧了。现在我们给他们修，而且向他们赔不是，认错。那时候也是无政府主义。烧使馆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他们自己向国外发电报，破坏国际关系，破坏文化大革命。 1972年 6月28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詈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在班房里头，有的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现在好多了。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有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1974年 12月23日、24日、25日、27日 在长沙九所六号楼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毛泽东还说：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1975年 2月6日 到达杭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汇报工作。在谭、铁谈到全省的生产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时，毛泽东表情凝重。此后，几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并批准对造反派头头采取措施，把他们从占据的杭州饭店里赶了出去。 11月23日 就打招呼会议致信邓小平：“小平同志：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976年 《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根据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讲话整理而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