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厉以宁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是产权私有化。但是，他在2003年9月20日第一届北京大学光华民营经济论坛上报告中，是否认国有企业股份化是搞私有化：“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后，传统公有制企业应当转变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公有制企业。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就难以理解。”“中国并非实行私有化，中国正在新公有化。这就是结论。”

　　厉以宁先生是机智的，很会谋略，就象有人写的改革一样：比如说目标是要从北京到天津，但是一开始不能这样直说，而要说是到廊坊，到了廊坊又再说，这是为了减少阻力。是的，公开提私有化改革是违反宪法，要冒天大的政治风险的。

　　厉以宁把股份制说成是“新公有制”，首先在事实上站不住，在国外，股份制公司已经存在了两百来年;在中国，1872年由李鸿章创办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实行股份公司管理体制的企业;以后，民间南通人张謇1895 年筹办大生纱厂，也是用股份制方式向社会集资。号称“厉股份”应当知道这些事实，怎么能说股份制是“新公有制”，这恐怕不能说厉以宁是无知，而是出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有意制造种种概念。这就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中国特色，给就事物包上新包装。

　　在《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1期发表的厉以宁的《论新公有制企业》认为，主张不用“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这个概念，而要正名为私营经济或私营企业，或者一律称为非公有经济或非公有企业，都是“不妥的”，主张“保留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的概念，不要急于改动。”为什么?他说：“民营经济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包括在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民营经济同新公有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新公有制企业的四种形式中，除了第一种形式(完全由国家投资的企业)以外，其余三种形式(通过国有资产重组而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众持股的公众所有制企业，由个人捐赠而形成的公益性基金所建立的企业)，全都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关。”

　　他在回忆光华管理学院30年中，道出了“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模糊概念。央视网实录了他的这段话：“中国的经济改革突破口在哪里?当时经济学界都提出要‘放价格’，价格放开了，我们经济改革就好办了。穿衣服要扣扣子，第一个扣子扣错了，所有的扣子都错了，当时说先要放价格，光华不是这个看法。当时经管系一些教授都认为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可见，所谓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要害不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产权改革，现在直白说就是私有化。

　　厉以宁通过“模糊”概念，模糊了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且把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为“民营企业”，谓之曰“新公有制”，从而忽悠了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厉以宁现在公开宣布，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就是产权私有化，是什么原因让他完全不怕被指违法宪法?我不知道，但是，这无疑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出了难题，如何对待对他的坦白?

　　厉以宁把股份制说成是“新公有制”，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同时在理论上同样站不住，正如他所说，这是模糊概念，是模糊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界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股份公司的生产资料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它属于社会资本所有，是作为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在股份公司里，资本作为私人资本这种形式被克服，又在社会资本这种形式上被保存，因而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变了，但资本属性根本没有变。股份制仍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是一种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社会资本所有制。所以，国有制改革为股份制，不是什么“新公有制”，而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退回到社会资本所有制去。

　　马克思曾经指出，股份制“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我的考察看到，股份制又是可用来使劳动者占有的生产资料重新再转化为占有劳动的资本，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重新再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点。现在，厉以宁等人在三十多年搞股份制改革行径，他今天的搞股份制即搞产权私有化的自白，做了十分有力的证明。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党懂马列的不多”，致使许多党的中央委员被假马克思主义者欺骗了，所以，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提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幸一些人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学习，不调查，不开动脑筋，而是依靠所谓智库参谋，又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忽悠了几十年，许多概念都是模糊的。所以，我们应当感谢厉以宁的自白，但愿过去被厉以宁忽悠的人，现在能够清醒。

　　我因健康原因，发了这篇早已写好的文章后，就挺博休息，也许要几个月。再见。